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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libcom]對於工會的思考:聯合與代表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對於工會制度的批評常常是鋒利致命的,但對於表面假裝革命的工會的官僚化及階級合作方面則較虛弱或是缺乏的─最有名的是在1936年到1937年(反)革命時期,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參與西班牙政府的行動。另一方面,外界對工團主義的批評並沒有超出斷言應被批評的是「工會的本質」,而非提倡,例如,革命工作地方團體之間的聯盟。但在不了解革命工人們的組織賴以恢復的實際過程,要怎麼阻止他們走上同樣的道路?

這是一個較大的歷史/理論計畫的一部分,去批判地評價20世紀各種革命傳統的力量和侷限,發展對於當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解,作為圍繞政治經濟核心的嘗試,結合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工團主義方法以各式方法應用在各樣情況下。

聯合與代表: 對於工會的思考

當你思考工會時,什麼是第一個出現在你腦海裡的東西?一個龐大的官僚式的提供廉價信用卡的服務者?一個過去時代下的古老遺跡?團結與罷工?1970年代的工業戰鬥派與急速糾察隊? 答案當然是取決於你自身的經驗與政治眼界。而且,的確,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部分真實的。為了幫助解開這個問題,我想要重建從工團主義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演化路徑。這是一條坎坷的、多重線性的路徑,細節過於複雜而難以在此詳述。相反的,我想要聚焦在一個存在於兩種工會─作為工人的聯合組織與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之間的主要張力上。

藉此我想說什麼?嗯,以前者為例,工會是作為一群有著共同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工人們的聯合組織。歷史上,工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而興起。首先產生於手工業工人中,然後是工業和服務業工人。早期,工會除了這種聯合以外不能產生任何其他作用。工會沒有合法的權力,雇主們拒絕承認工會,而參與工會的人面臨慘酷的鎮壓(最有名的是托爾普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

然而,當時雇主被迫與已成既定事實的工會簽約。為了確保店面的平和與秩序及繼續獲利,雇主開始承認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與之談判。因此工會產生了第二個功能─工人們的代表。許多工會活動家積極地為此而奮鬥,並視工會被體制接受為一勝利。

當工會漸漸地被資本主義體制所接受,工會自身也越來越像資本主義下的許多機構,一個階級結構─頂頭有著拿薪水的官僚,專屬的合法部門,以及其他許多全職雇員。今日,工會的聯合與代表這兩個功能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確,你為了有人代表你為你發聲而加入工會。但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期熱切地開展時,在許多較為激進的工人們那裡遭到了反抗,一股廣泛的潮流,「工團主義」。

歷史學家Bob Holton寫著,英國工團主義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是藉由過度鎮壓,﹝老闆們和政客們﹞越來越同意,工會的許多要求可以透過討價還價被更加有效的淡化處理,特別是在利用工會幹部作為勞工和資本之間的傳遞仲介時更加有用。」

工團主義者認為這是官僚工會幹部和戰鬥性工人群眾之間日益疏遠的結果。換句話說,工團主義者認為工會幹部作為勞資衝突的仲介者是工會官僚化的後果。為了民主化工會和把權力還給工人群眾,解決方法因而是把工會去官僚化─從內部作亂起(boring from within)。這種作法的侷限是從一開始,它就沒有真正解釋工會的官僚化從哪裡產生。為什麼工人向那些高薪工會幹部交出控制工會的權力。

工團主義反對工人群眾控制官僚,提出直接行動代替工會幹部仲介協商,但從一開始它就無法正確的解釋工會官僚化與代表協商的趨向從何而來。這問題凸顯在現今有著激進工團主義起源的官僚工會上(之中有受巨大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法國總工會(CGT,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是最明顯的例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藉著清晰的革命觀點─無政府主義,來綜合分析工團主義。

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許多不同地方依著當地條件以不同的速度發展。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是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但就歷史而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包括了許多相互衝突的思想派別。在發現了一個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代表團已經與加泰隆(Catalan)政府接觸,嘗試讓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取得合法地位及緩和來自政府的鎮壓,革命的布維納文圖拉‧杜魯蒂(Buenaventura Durruti)寫了如下的斥責:

「他們迫害我們。是的,當然是。我們是對於他們所代表的系統的一個威脅。如果我們不想要讓他們來折磨我們,那麼我們只要承認它們的法律,整合我們自己進入他們的系統,官僚化我們自身到極致。因此我們就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完美的背叛者,像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榨取工人利益過活的人們。如果我們這麼做了,那麼他們將不會打擾我們。但我們真的想變成那樣嗎?」

杜魯蒂認識到,官僚化和接著而來的仲介協商是工會扮演工人代表者的後果。杜魯蒂的不祥警告在兩年後成為現實,當時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領袖在西班牙革命期間成為政府官員,作為其聯盟成員的代表與其它政黨的代表們並肩而立,儘管面臨來自工人群眾強烈、有時甚至是武裝戰鬥的反抗。但在戰後時期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中,這樣的教訓已被廣泛學習了,工會的代表功能有意識地被鄙棄,更多的趨向是發揮以直接行動為目的的聯合功能。例如現今的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拒絕參與工會選舉、工作會議或是接受國家政府的資助,因為這些組織「賦與你的『代表們』權力幫你簽名和談判」相反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堅持「你,而且只有你,可以作為你自己的代表。當你手裡握著你的許多問題時,你才會獲得關注。」這很類似「直接行動運動(Direct Action Movement)」對工會主義的許多批評:

「在工會們尋求發揮影響力的至今所有事物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與管理階層的交涉。他們必需保有和管理階層協商工人薪資和工作條件的權利。正由於擁有代表工人們協商的權力,工會保有在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最後可以吸引工人加入與保有工會會員。反過來,工會也因為有控制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被資本家所利用。工會提供了工作場所的穩定,疏通了工人們的憤怒,重塑和影響了工人們的訴求,如果需要,還可以當起工作場所的警察。」

戰鬥的工人們很了解工會官僚的許多問題。但除非我們將工團主義方法與清晰的革命視野結合起來,有一條返回官僚的陳舊道路正在前方。以國際勞工協會(IWA,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一句話來說,「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真實的國際勞工協會」,建立在直接行動以及明確反對工會代表功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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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nking about unions: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 201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