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改革還是分贓?——關於國營事業私有化

懶河、逸濤

自全面放任市場邏輯的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藉著全球面臨停滯性通膨的危機而崛起以來，將公營事業拋售給私人企業的「私有化」成為一股浪潮，造成了不少的災難，尤其是為基本民生服務的事業，在「私有化」回歸「市場機制」後，往往利潤至上，不但費用調漲、造成大量基層員工被裁員，為了降低成本進而降低安全支出與偷工減料更是常有的事，因而飽受批判和檢討。

在台灣，「私有化」則有其看似公平正義的訴求脈絡，然而在實際上也同樣存在著問題。

台灣的國營企業，主要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在日本殖民經濟體制下發展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局及由各石油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而成。解嚴以前，為了壓制工人運動，國民黨當局設置了產業黨部，依行業別設置支黨部，下依廠區設置區黨部，下再分設小組，在地方各廠竭力培植親國民黨工人，進行人事安插、派系分贓與選舉動員；並且在軍警特務的滲透監管下，國營事業實為任國民黨予取予求的「黨營事業」。因此，解嚴後民主化浪潮高漲，隧有旨在「解構黨國資本」，以「民營化」為名，將國營事業「私有化」的呼聲和風潮。然而，最終這個「民營化」的實際推行，卻是國民黨在必須進行政權民主化的局勢下所推動，其目的是為確保自身政治地位鞏固，以國營事業的龐大資產來換取本土財團與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也就是透過賤賣國營事業資產給資本家、金牛以換取其政治同盟。 2000年後政黨輪替，民進黨也為了追求政治同盟，將公股銀行釋股民營化，這同樣是政商赤裸裸的利益分贓。

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了所謂的民營化本質並非「人民經營」而是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私相收授的財團化，資本額龐大的「私有化」釋股過程是只有資本家才能玩得起的遊戲，「私有化」過程中，許多辛苦大半輩子的國營基層員工們被迫離職，而僥倖留存的人在資本家逐利的鞭子下，背負著更多的工作量，面臨惡劣的勞動環境。所謂「私有化」與市場自由化會為人們帶來更加便宜與優質的服務，最終也被證明只是華麗詞藻掩飾下的騙局。

基於上訴理由，讓我們一起堅決反對「私有化」吧！尤其是在近來官方和媒體又在以「改革」之名炒作和推動「民營化」之際。國營事業的「改革」絕不在將其納入財閥私人口袋，只有擴大民主參與，譬如鼓勵民眾組成監督小組定期進入國企工廠內監察、讓全國各地的工人小組與監督小組成立基層工人聯盟進行全國用油與電力資源分配的討論，讓國營事業由普羅大眾共同管理和監督才是正途！

對政客負責任的責任政治重要，還是選出為勞工權益奮鬥的勞動局長重要?

懶河

新科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當選後，為落實選前政見「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理念，尚未就任前，就馬不停蹄地開始實踐對選民的承諾，啟動了所謂的「i- voting」運動，開放部分北市局長讓民眾舉薦票選，其中打第一槍的就是勞動局長。選舉方法為，12月1日到12月7日開放民眾進行勞動局長備選人自薦 與票選人資格登記，8到10日由柯文哲選出的27人遴選委員會從備選人中選出5位成為候選人，11到13日是候選人的政見宣傳時間，14日為投票日，15日公布勞動局長。

然而，對於這樣創新的開放政府政策，民進黨立委段宜康並不看好，建議柯文哲「依循責任政治的常軌，比較不會自找麻煩」，段質疑，「這樣產生的勞動局長，算是市民票選?來還是市長任命，又或是委員會遴選的？」又「票選出來的局長，會不會振振有辭反抗市長是一回事；如果市長想換掉局長呢？這可是手持『全民票選』免死金牌的超級局長呢！」無獨有偶，民進黨台灣民主學院主任楊長鎮也建議柯文哲，放棄局處長開放i-voting的產生方式，因為這不符合責任政治原理。

我們在這裡要問，責任政治的責任是對誰負責任?台灣從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到現在，一直以來依循責任政治運作，政務官施政失敗就自責下台，陳水扁政府八年任內換了六任行政院長，馬英九政府六年半任內也已經換了五任行政院長，更不用提哪些隨著行政院長進行內閣改組而更換的各部部長，責任政治許多時候是「看似負責， 實則卸責」，粉飾無能解決問題的事實的漂亮話。

的確，柯文哲的勞動局長i-voting產生方式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包括號稱所有在台北市工作的人都有投票權，但實際上完全沒有考慮到在台北市工作的外籍工作者的投票權；制度設計排除了非網路用戶的勞工；27人遴選委員會本身存在的意義與民主基礎何在，遴選委員會比勞工自我推薦出來的補選人更加了解勞工需要什麼嗎?我們希望柯文哲先生可以長存這些問題於心，盡速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如果現實條件允許卻不做，「革命也要分階段來」只是向既得利益者妥協的漂亮話。

對於段宜康立委的擔憂，我們認為，如果票選出來的勞動局長是站在資方振振有辭地反抗站在勞方的柯文哲市長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求柯文哲直接撤換、改選勞動局長；而如果票選出來的勞動局長是為了勞工利益振振有辭的反抗站在財團資本家的柯文哲市長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求柯文哲下台，同時拿出罷免蔡正元的精神罷免柯文哲。

不管是勞動局長，還是市長，只要無能代表勞苦大眾爭取利益、站在資方說話的，就必須下台。

錯謬的批評與批評的錯謬——駁 Orange Nick先生的〈馬克思能解決21世紀的問題嗎？〉

施北鄉

由於遲了好幾日才讀到Orange Nick先生發表於《自由時報》的〈馬克思能解決21世紀的問題嗎？〉一文，因而這篇回應可以說有些遲到。

一篇錯亂的批評

Orange Nick先生此文據說是對於洪鎌德先生評介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克梯(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écle》)所寫就的〈馬克思在21世紀初復活了嗎？〉一文的商榷，然而因為Orange Nick先生文意的混亂，其實通篇讀來頗令人搞不清楚他所要商榷的對象，究竟是洪鎌德，或者是皮克梯，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譬如，其首段說對於洪德謙看法有不同意見，第二段則主力批評馬克思的觀點，中段卻突然跳躍商榷在洪鎌德先生文章中未曾出現的論點:「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然後倒數第二段又厲言反對所謂皮克梯的預言。此外，他似乎也搞不清楚洪鎌德和皮克梯的觀點，例如前述提及的「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這個論點，以他的文意看來，似乎認為是洪鎌德文章中的論點和皮克梯的預言，然而事實上洪鎌德的文章中從未如此主張，在著作中只呼籲稅制改良的皮克梯更未作出這樣的預言。至於，Orange Nick先生對於馬克思觀點的批評，更只是說明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嚴重誤解。

對於馬克思的誤讀與曲解

Orange Nick先生先煞有其事的說，馬克思有所謂「將『剷除國家藩籬』放大到『資本全球主義』｣的立場，然後再指出這樣的立場會使人們喪失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力，造成全球性勞工浩劫，因而呼籲必須予以揚棄。可是，只要讀過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者，都應該知道馬克思並不是為了追求「剷除國家藩籬｣而倡導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事實上，他固然是一名國際主義者，但是他根本沒有憑空的去「倡導｣和「主張｣資本全球化，他只不過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和發展的邏輯，並從中預示了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趨勢。最知名的莫過於是《共產黨宣言》的這幾段: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¾¾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¾¾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

應該很清楚，這些詞句，只是一連串的冷徹分析和預估¾¾當然了，我們可以批評馬克思在討論民族時使用了「野蠻人｣一詞是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的，但這點與本文的討論無關¾¾也就是說，資本流通全球化對於馬克思來說，並不是所謂可以隨自身喜好高舉或放棄的唯心立場，而是一種基於資本主義生產原理所推估出來的客觀世界趨向。而馬克思對於此一必然趨勢會造成資本對於勞工的壓迫加劇，其實也同樣早就預期到了，他曾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同一年的一場談論自由貿易這種讓資本自由流通擴張的政策的演說上說過：「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2]可以說馬克思面對這樣的大勢，雖然不是悲觀、焦慮、恐慌，但也談不上拍手稱慶，而是辯證的看待，他認為這樣促使階級對立日趨尖銳、惡化的世界局勢，終將成為社會革命的溫床。而他在闡述上述觀點時，更不忘提醒說:「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3]馬克思想表達的是，他並非支持這種資本自由流通本身，而只是支持這樣的趨向下，物極必反所必然孕育出的反資本革命條件。可惜，Orange Nick先生顯然是不懂辯證法的，在他的理解裡，事物似乎是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也就只能對於資本全球化的趨勢發出焦慮的亂吼，而不能冷靜的分析從中求取根本的變革之道，對於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也產生了嚴重的誤讀和曲解，從而鬧出認為馬克思主張或支持｢資本全球主義｣的笑話。

庸俗變革理論的復活

也因為Orange Nick先生的思維是僵固、片面、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他對於那些不將台灣社會的諸問題簡單的歸諸於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不認為只要打倒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社會的諸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的人，竟都武斷的劃歸為國民黨的幫兇，無端的指責人家「去政治｣，以及未曾主張過的「以經濟依附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面對尋求另一種政治¾¾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本改造¾¾的左派，Orange Nick先生更直陳他的態度是「敵視｣的。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在167年前，那位因思想同樣片面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這些共產主義者進行誣衊而被馬、恩兩人相繼批判過的卡爾．海因岑(Karl  Heinzen)先生[4]。這位庸俗的理論家也因為不滿共產主義者不像自己一樣，簡單的將君主專制視為社會｢一切災難和貧困的禍首｣，並且更痛恨共產主義者把社會的生產關係當作比君主專制還要根本的問題，因而造謠共產主義者是與君主串通、共謀。正如同卡爾．海因岑對於當時已經遠離君主專制統治的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一樣存在著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的勞資階級對立的問題視而不見，從而簡單的以為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就能解決當時的問題；Orange Nick先生似乎對於沒有像台灣一樣存在著黨國餘制的歐美國家，現今同樣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和金權政治現象也一樣刻意忽視，因而同樣簡單的以為，只要打倒黨國餘制、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

另一方面，就像是卡爾．海因岑無視於當時的德意志地區，雖然仍存在著君主專制和封建的貴族地主階級，但是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壓力下的一系列改革，已使貴族地主階級開始轉型自身的莊園經濟、發展資本主義，從而導致貴族地主與新興資產階級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因而不能只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勢力，還要進行顛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才是根本； Orange Nick先生也同樣不顧台灣社會即便存在著國際強權的支配，有著中華民國這個由強權外鑠形成的政權架構，但早已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政制齊備的社會，其本土資產階級不但是在現狀佔統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受國際資本和黨國體制扶植起來的，因而毫無革命性，甚至是最具「買辦｣性格的社會群體的總總事實，竟在他的大論的文末，期望以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抽象而不知所指的「價值革命｣來作為解決當前台灣社會的根本問題。也許，愛爾蘭革命烈士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那句發人深省並最終預言成真的針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警告，也適合說給他聽罷:

如果你們明天就將英軍驅逐，並且在都柏林城堡之上升起綠旗，除非你們開始組織社會主義共和國，否則你們的努力都將會化為泡影。英格蘭依然會統治你們。她會通過她的資本家、她的地主、她的金融家，通過她在這個國家栽種的、用我們的母親們的淚水和烈士們的鮮血澆灌的全部工商業機構來實行統治。[5]

總之，在167年前已經被徹底清算過的庸俗理論，在167年後的今天，又重新以另一種的面目但相似的內涵於公共領域登場，實在不禁讓人感到莞爾和遺憾。

為了理論的澄清和運動方向的討論

本來，像這樣文意如此混亂，思維和論理如此片面、胡亂紮草人攻擊的文章，是沒有必要花時間批評和回應的，不過，由於長年受反共教育洗腦影響的台灣社會，仍有不少人對於馬克思存在著誤解，並且那種以為只要打倒黨國、再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的理論，也還算流行，因而批評帶有上述兩點特質的Orange Nick先生的文章，或許對於澄清可能存在的誤解，以及指出一些時下流行觀點的問題，甚至促進關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方向之討論應該也不無助益罷。

註:

[1]見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資產者和無產者〉，《共產黨宣言》，1848年。

[2]見卡爾．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

[3]出處同[2]。

[4]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卡爾．海因岑的批判，可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以及卡爾．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¾¾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 1847年。

[5]見詹姆斯．康諾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1897年。

堅決保衛富人利益的「共產黨」？——評論梁振英接受紐時專訪

李達逸

        香港特首梁振英十月二十一日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談話中指出若實行普選「如果完全是數字遊戲和數字代表的話，那麼顯然你會與那一半每月掙不到14000港幣（約合台幣54600）的香港市民談話」，「那你將會得到那種政治和政策」。

        被香港本土派以及台灣右翼獨派稱為「港共」的梁振英政權，如此汲汲營營為資本家發聲，似乎已經可以洗清「港共」的「汙名」。那麼「港共」的上司，「中共」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八月九日，中聯辦（中國政府駐香港代表機構）副主席殷曉靜表揚商界團體「團結積極參與反佔中活動」、「向社會傳達正能量」。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清大法學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之一的王振民在香港公開表示，「不能把提名委員會的參與成分無限擴大，否則無法顧及工商專業界的意見」、「提委會要考慮工商界的利益」。  與之唱和，香港資產階級紛紛發聲反對群眾爭取普選，包括著名的大資本家李嘉誠。

        誰都知道，從改革開放起，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最大推手之一。過去三十年間，香港資本家藉中國專制制度之力將中國工人的血汗轉成大把的鈔票，他們也早已了解到中共這個虛有其名的「共產黨」及其一黨專政制度是維繫自己利潤的最有力幫手。現在的香港七百萬人口中貧窮人口超過一百三十萬，貧困率近百分之二十，吉尼係數（評估所得不均的統計指標）高達0.537，甚至高於中國的官方數字0.473。而這個貧富嚴重不均、幾無民主權利、由財團和「共產黨」完全控制的經濟體在世界銀行編制的2013經商環境排名中，香港拿到了世界第二名。

將財富集中到資產階級手裡，剝奪窮人的參政權（甚至生存權），中國「共產黨」的「貢獻」毫不遜於港英殖民政府。

       我們不同意西方和台灣右傾自由派媒體努力將這場運動描繪成「愛好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民和萬惡共產黨的對決」，中國「共產黨」早就不是共產黨，經濟制度的差異也早已不是中國和西方衝突的核心，今天中國和西方的鬥爭只是這一群資產階級和那一群資產階級的利益之爭。香港人民的苦難不是來自於「共產主義」，而正是來自於由英國殖民統治所建立，由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揚光大的徹底的資本主義。我們更加不同意教條左翼拒絕面對中國政權的階級性質，呼籲「保衛中國現行體制」，否定群眾的自發性，把中國境內的群眾運動一概歸於外國勢力的「煽動」，始終不願承認爭取更多民主權利、爭取更多改良，推動階級鬥爭才是推進中國革命的方向。

        梁振英說，如果實行普選，政策將會傾向窮人。事實上在台灣、美國以及任何一個實行普選的國家，我們都沒有看到「政策傾向窮人」。相對於中國、香港的現行制度，普選確實是長足進步，但是我們很清楚僅僅是普選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看看台灣的黑金政治，日本的門閥政治以及韓國的財閥政治，普選帶來改變了嗎？世界最強盛的美國人平均餘命79.8歲，和哥斯大黎加相同，略高於古巴的79.4歲，低於黎巴嫩的80.5歲，美國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歐盟的青年失業率趨近25%，歐盟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當然沒有，選舉能帶來的只是些微的改良。真正要讓政策向窮人傾斜，唯一的方法是打碎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由勞動者控制、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作法絕不是在鍵盤前「破除群眾對資產階級民主普選的幻想」，而是參與群眾的民主鬥爭。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說過：「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鬥 。」

這就是我們對香港目前運動所採取的立場。

從頂新假油看主流媒體的狡詐修辭和階級意識的必要

Vincent Hsu

      無需贅述，近日來主流媒體轟炸式播送的新聞，莫過於是頂新魏家的假油風波，細節內容並非筆者所要批判的，開宗明義，想透過此文闡述一下 資產階級媒體所要掩蓋的根本問題；以及近日來詭詐的新聞角度、狡詐的修辭，乃至階級意識的必要。

一、黑心油的根本問題
      黑心油的根本問題 ，並不在於頂新的個別行為，在現今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時代，各產業資本貪婪的追求利潤成長，進而尋求更便宜的生產資料（勞動力，原物料）便是不可避免。 尤其在台灣，當市場有限，競爭激烈，無法提高銷量時，那降低成本以追求利潤成長也就成爲必然的發展方向，只不過因為黑心食品的問題是影響著絕對多數人健康，包括了中上階級，它才得以被檢視、被批判。但是，難道為了追逐利潤而黑心的企業只有頂新嗎？ 難道為了更高的利潤剝削勞工不是黑心？為了追逐利潤炒作房地產市場不是黑心？現今金融資本的各種逐利炒作不是黑心？及至資本家用金錢推舉他們的代理人把持國家、壟斷政治並對勞動群眾的打壓、工會權力的扼殺就不是黑心？真相是：以上這些可以用｢黑心｣這個道德修辭去形容的當代普遍現象，不過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本質和邏輯。
      所以，黑心的不只是油，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二、主流媒體的「黑心」修辭 
      黑心？相對於良心而存在，既有黑心企業，那照著這邏輯，便有可供頌揚的良心企業。是這樣嗎？勞動者的協作分工雖為資本所組織，但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絕對/相對/超額剩餘價值卻都被資本無償佔有，資本更進一步強化對工人的剝削（壓低工資、無償加班、無退休保障、童工....族繁不及備載）這些事情幾乎發生在所有勞動者身上，尤其在台灣我們更是司空見慣，那為什麼企業獲利不斷成長，但勞動者們的薪資卻是越來越微薄，經濟成長的果實被資產階級獨佔，卻還有一堆尚未覺醒的勞工們信奉著聲稱讓資本家受惠終能讓貧困階級也間接受益的｢涓滴理論｣呢?這其中可說是資產階級的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假油事件一例，雖說頂新是黑心企業沒錯，但透過修辭的狡詐運用，可以說掩蓋了階級矛盾的真相，使閱聽眾誤以為這是頂新的個別問題，而遺忘了這是資本制生產的必然，忽視了禍根就在於整個資本市場，黑心的不會只有食品，像構成今日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剝削，豈不是也同樣黑心？但無奈於台灣社會長期缺乏階級視野，導致多數人仍欣然樂意的接受這樣的新聞，對於背後的階級矛盾本質視若無睹，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雖然懂得抱怨低工資高工時，物價飛漲薪水不漲，但卻又對於工會，工運，冷感排斥，對於左派思想嗤之以鼻，不想要改變資本制，卻又厭惡它的惡，因此長久下來這種膚淺的新聞操作，就成了一個很好的宣洩口。只是，不從根本上對資本生產制問題的全面批判，自發的純粹情緒性抵制又能維持多久呢?至此，一方面使人們發洩了對資本之惡的不滿，另一方面卻又粉飾了整個制度的矛盾，就如同心靈的鴉片一般，讓閱聽眾們遺忘了真相，逃避現實從而繼續受資本剝削。

三、階級意識的必要

      筆者認為，臺灣的勞動者們目前需要，也是必要，在於建立一個明確的階級意識，了解到自身的使命與所處的困境，這對於改變現狀是極其重要的，譬如，味全乃至頂新集團旗下的所有員工，在這次黑心油事件中，擔心受到民眾的抵制怒潮波及而生計受影響，但如果員工在意識上始終與資方聯結在一起，將同一企業的勞資視為一體，那到頭來被波及也只是必然的。如果擁有明確的階級意識，那面對這樣的事件，員工就應該能認清問題的根源在掌握經營權而只顧逐利的資本家，進而就能以同是這些黑心資本家的被迫害者的身份與消費大眾站在一起，然後進一步可以利用這次事件民心對頂新集團的憤怒，集結工會的力量並爭取社會可能的聲援向資本家進行抗爭，逼迫頂新集團放棄相關企業經營權，將各公司、各工廠交由其員工自主來經營(別說工人沒有能力自主營運，1986年曾自組管理委員會接管工廠的新竹玻璃的員工，就讓公司在勞方的經營上轉虧為盈，雄辯的說明了勞工自主營運的能力。)或者要求政府介入，將相關企業收歸國有公營，由全民監管。總之，如果勞動者擁有強固階級意識，那遇到像這次黑心油這樣的風暴，勞方就能趁著社會對資方不滿的機會，借力使力奪回管理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為其他企業的員工起到示範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就長遠來說，臺灣的勞動者們還必須清楚明白建立與支持象徵工人階級政治力量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性，爲自身權力而投入鬥爭，為消滅階級而努力，團結一切力量不再彼此分化(不再用國家/國族/族群/地域彼此競爭敵對),進而爭取全台灣及至世界的社會解放，雖說這是老調重彈但卻到底還是改變當今社會種種問題的唯一法門。

支持香港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北京人大常委會就香港2017年的特首選舉訂下了，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先通過由商界代表佔半數，且號稱保持工商界利益和菁英政治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方能競選的框架，無視市民對於落實全面普選的渴求，從9月27日開始，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上街示威，而港府則以催淚彈及橡皮子彈回應市民，並拘禁多人。因而導致更多義憤的香港民眾佔領街道，與特區政府展開全面對抗。這是自1967年反抗英國殖民體制之苛酷的「六七暴動」以來，香港再次掀起的大型群眾抗爭。

從「六七暴動」到今日的「佔中」，這恰恰顯示了，從英國殖民時代到回歸自我宣稱實行社會主義政制的中國，香港由大資本家統治且缺乏基本形式民主的社會狀態，始終未曾改變，而這也正是所謂「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之實質。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香港民眾對於基本民主形式的爭取，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僅僅追求普選的落實終究是不夠的，徹底清算並改造從英國殖民時代開始，並且由中國所接收繼承的，由資本家佔主導地位的政治經濟構造，建立由全體市民自下而上參與、管理的政經體制，才是實現真正而且徹底的民主的唯一方式。

最後，我們懇請大家對於此事持續保持關心和聲援，

香港市民加油!

民主萬歲!

中國學生健保爭議 ——我們要把所有中國人都當成敵人嗎？

李達逸

中國學生納入健保的草案已經通過初審，雖然最近新聞主要在關注香港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但中國學生納保的修法還是引起了一些注意。最主要的聲音不外乎中國學生未納稅卻享福利，或者中國學生投保將造成財政負擔等等。

然而，這樣的檢視角度卻忽略了其他外國學生在台灣的現況。依照現制，外國學生也可以投保健保，這樣的修法只是讓中國學生享有和其他外國學生同等的待遇。

318運動期間，民眾打電話詢問出入境管理局有關白狼身分的時候，得到的回應是＂大陸人不是外國人＂。當然，我們知道這是因為畸形的＂中華民國法統＂。也因為同樣的邏輯，中國學生不能得到外國學生的同等待遇，而且相對於其他國際學生在入學政策上有包括戶籍限制等等各種歧視性的政策。如果我們要追求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正常化，我們還要延續這個＂中華民國法統＂所殘留下來的畸形政策嗎？

另一方面來看，在香港目前的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中國人民勇敢挺身而出聲援香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國政府。我們都知道香港毫無抵抗中國軍事鎮壓的能力，一旦發生正面衝突，他們手上唯一的籌碼，就是把群眾鬥爭的火花蔓延到中國內地。

那麼台灣的民主運動和左翼運動，需不需要中國人民的支持呢？我們要和中國的勞動者站在一起，對抗中國資產階級極權體制，還是要訴諸民族主義，敵視並且對抗整個中國呢？相信答案是很清楚的。而我們也知道，對中國學生乃至一般中國勞動者的歧視性政策除了增加台灣和中國兩國人民之間的對立以外，一無所獲。

當心「反民主的邏輯」

何希曼

一種「反民主的邏輯」

上個月，由在台就讀的中國籍學生蔡博藝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一事，引爆了台灣社運圈與親社運學圈內部，關於究竟能否讓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競選學生自治要職的爭論，在這場論爭當中，所出現的反對方意見，概括來說就是，基於對中國當局滲透、統戰台灣社會的防範，應堅決反對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如同一般來台讀書的外籍學生那樣，擁有競選、擔任學生自治要職的權利，甚至，持這樣立場的人們之中，更有聲音反對這些中國籍學生，爭取享有勞健保、工作權等普通外籍生所擁有的權利[1]。而在近日所發生的，因為淡江大學中選會片面且臨時的宣布停止學生會會長選舉，導致蔡博藝與其競選團隊憤而抗議的風波當中，那群人不但沒有對於淡江大學中選會反民主的片面停選行徑進行譴責，反而又再次高唱防範中國滲透的論調，認為此次風波是所謂「促統傾中勢力」的「見縫插針」，吾人不應聲援、支持蔡博藝的抗爭[2]。這種為了防範中國當局，所以必須限制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權利的邏輯，其實說穿了，就是一種將國安考量置於民主之上的邏輯，而這樣的邏輯，與冷戰時代蔣政權以防範中共以及其同路人滲透、顛覆為理由，凍結憲政、剝奪人民大部分民主權利，實施長年軍事戒嚴統治的邏輯實際上沒有什麼不同，而它更恰恰就是所有國家體制施行一切反民主舉措所依恃的基本邏輯，君不見過去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就是以反共國安調查為藉口，而911事件後，美國當局的反人權作為也常以反恐國安的名義行之。至於中國當局所主張的「主權高於人權」論，不也正是這種國安重於民主的同義詞？

蘇聯極權化的歷史教訓

事實上，國安問題的恐懼、防禦外部威脅的焦慮，往往強化了國家機器，並成為濫權、壓制社會自由的藉口。蘇聯這個史上第一個建立的「實存社會主義國家」，它由一個追求底層勞動大眾自下而上民主控管社會的革命性政權蛻變為國家官僚全面由上而下支配統治的極權政體的歷史悲劇，正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以列寧為首，後來發動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者們，在起義前，向來秉持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願景¾¾讓「國家」這個作為一社會的統治階級控制被統治階級的強制性機關逐步消亡，實現生產者自我管理¾¾為終極的追求，並且也堅持馬、恩的國際主義立場和世界革命的構想，對他們來說，在通往終極目標的過渡時期，固然暫時需要運用國家機器，但國家機器只是作為改造社會、推進革命的工具，因而應盡量簡單化、民主化，並且在他們的理解，俄羅斯革命從來就不是為了俄羅斯國族本身，而是作為勞動階級在全世界範圍的社會革命之開端。

然而，十月起義成功後，蘇維埃政權除了必須面對舊政權支持者的軍事對抗，更須要促成一系列他們在起義前所喊出的初步革命性目標，包括退出由舊俄政府所動員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換取和平、將土地與銀行公有化、落實工人對生產與分配的監管等等，為此他們不惜解散抵制這些革命目標通過的立憲會議，以及接受軍事進逼的德國所提出嚴苛的割地賠款要求，因而也引發了擁護舊社會秩序的保守勢力、支持立憲會議的自由派、不滿對德屈辱媾和的民族主義者的紛紛反彈和與之武裝對抗。也就是說，蘇維埃政權一誕生，為了退出帝國間的世界大戰，以及推展社會革命目標，隨即面臨了俄國境內各式各樣反革命勢力的武力挑戰，而一步步陷入了內戰的泥沼之中。更嚴重的是，蘇維埃政權除了面對交戰國德軍的威脅，以及國內反革命叛亂，還面臨了英、法、美、日等十四個國家為了扼殺革命，所進行的軍事包圍和武裝干涉。在面對這種形勢極為嚴峻的戰爭狀態，不是將政權交出去，放棄革命，就是只能盡一切努力捍衛起義的果實，並贏取戰爭，也唯有贏取了戰爭，起義的果實才能確保，革命才能繼續。只是為了捍衛起義的果實，為了打贏這場不對等的戰爭，為了戰勝龐大且鋪天蓋地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就只能集中一切權力，調動一切可得的資源，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而這必然導致國家機器的強化、社會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限縮。是故，當蘇維埃政權最終打贏了內戰，擊敗了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這個從血泊中站起來的政權也已產生了嚴重的官僚專權、反民主的傾向，國家機器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而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原初所預設的前景有極大的差距。只是，即便這個政權好不容易站穩腳跟，卻也依舊無法安然依循原本的構想去簡化、削弱國家機器，因為它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布爾什維克黨當初所寄望的、同時也是受到俄國革命鼓舞而爆發的以歐洲為主戰場的世界性革命浪潮，最終以被鎮壓告終，蘇維埃政權的周遭，依舊是與其水火不容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內戰時代的那種嚴防帝國主義入侵、保衛革命政權優先的觀念，在戰後並未消除。

列寧逝世以後，出於對世界革命的缺乏信心，掌權的史達林官僚集團進一步修正了原先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戰略，將重心擺在一國範圍內的建設和鞏固，因而再次強化了國家機器以及保衛蘇聯為重的觀念。重於一切的國安，因而也成了戰戰兢兢把持蘇聯大權的史達林肅清政敵、潛在敵人的主要藉口。在1930年代，大部分的蘇聯革命元勳都被貫上通敵、叛國、間諜等國安罪名處刑，許多境內的少數民族也因被懷疑為通敵和反革命而慘遭迫害。至此，這個最初積極昂揚，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革命政權，已然蛻變為暮氣沉沉、封閉本位的極權國家。而史達林所建立起的這種國家全面支配社會的制度和意識型態，也為此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政權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雖然，蘇聯的墮落性蛻變，是由其誕生的時空環境下的主客觀條件限制所造成的，但是基於理想主義所進行的革命，因保衛政權存亡而埋下向極權演化的種子的這個歷史經驗，卻仍然是值得我們去警惕。蘇聯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對於任何民主權利的限縮，都可能是通往極權主義的開始，因而無論如何都應視為擺在其他手段之後的最後選擇，非到最後關頭，非到有真正的立即性重大危機，必須去處理，而其他手段都無法應付時，實不應輕率行之。另一方面，蘇聯的歷史教訓更警告著我們，面臨強大的外部威脅，單靠強化國安來自我保護，最終也只會造就出扼殺內部民主的怪獸。

防衛性民主?

不過，在「蔡博藝風波」中，大肆鼓吹「國安恐慌」的這些人，也對其反民主的邏輯提出辯解，他們認為他們的論說其實就是德國憲法裡「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主張[3]。由於德國納粹黨當年是透過民主選舉掌權的，因此二戰後德意志聯邦的憲法，特別賦予了國家公權力對於經聯邦憲法法院確認違憲、反民主的極端性政黨進行強制性解散的權力。只是，德國的這種「防衛性民主」也不是沒有爭議，事實上，在德國對於「防衛性民主」的批評和檢討一直沒有間斷，甚至有人認為這種防制反民主勢力的制度本身就壓制了一定的自由權，阻礙民主本身的正常發展，有可能導致反民主的威權國家的出現，因而主張廢止。因此，現今德國對於「防衛性民主」，可說是盡量採行「被動防衛」的原則，黨禁等打擊的手段幾乎是備而不用[4]。面對極端勢力，只要沒有立即性的威嚇，德國民主體制終究還是選擇了開放、寬容，以民主的方式回應其所帶來的挑戰。相較而言，台灣這些「國安恐慌」論者的言說，是將國安問題無限上綱，並且主動將在台的中國學生一律貼上「潛在威脅」的標籤，反對他們的身份和權益正常化，這樣的積極限縮民主的主張又如何能與「被動防衛」極端勢力的「防衛性民主」等同呢?

警戒反民主的幽靈

無論如何，這場「蔡博藝風波」，可以說是將存在於許多台灣人身上，由恐慌所滋養的反民主傾向現了形，這也不免使人警惕，以恐懼為招喚的反民主幽靈，其實一直在號稱民主化但缺乏安全感的台灣社會上空徘徊不去，等待著任何可以復歸的時機，而這個比起已然備受注目、關心的外部威脅¾¾「中國因素」，恐怕是更需要我們加以留心和防堵的。

註:

[1] 譬如蔡博藝談在台中國學生處境問題的這篇文章下頭留言，就有許多這樣的聲音

https://www.facebook.com/ntu.laborunion/photos/a.914021425278885.1073741844.380574991956867/914021448612216/?type=1

[2]見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breakingnews/1108246

[3]出處同[2]。

[4]關於德國「防衛性民主」的探討，可見http://www2.pccu.edu.tw/cryaps/cn/events/08conf/agenda/02.pdf

對民主的不信任是反民主主義者的溫床

懶河

八月初吵的沸沸揚揚的，被戲稱「社運照妖鏡」的，就讀於淡江大學的中國籍學生蔡博藝參選學生會會長一事，在經過許多學運大大、獨派教授的筆戰後，似乎沉寂了一陣子，但可以預見的在九月中的投票時期，勢必再引起討論。支持或反對中國學生參選台灣學生會會長的兩方都給了不少的討論，持正面看法的論點有「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應高於意識形態之爭」，「對大學精神的信仰」，基於「學權」或是人權等抽象權利的討論;而持反面看法則以妖西的「有人覺得台灣夠民主到校園自治足以抵抗中共的威脅，這說法是太過天真了」為代表。

只有反民主主義者沒有資格參選

前面提到的許多支持蔡博藝參選學生會長的資格的論點，說實在的，滿容易讓人感到模糊困惑的，就拿「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應高於意識形態之爭」或是所謂「對大學精神的信仰」、「學權」來說，那麼今天如果是一個主張廢除大學自治的台灣學生或是白人學生要來參選，那麼你是不是還要保障他的參選權益呢?當然不，一個民主體制當然不能允許其內部反民主的成員掌權，而是要盡一切努力教育其成員民主之必要，否則就是給納粹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等各色反民主主義者製造機會。蔡博藝是不是一個反民主主義者，這是每一個淡江大學學生在投票以前要問自己的問題，而不是他的中國籍身分。

對民主的不信任是反民主主義者的溫床

當然，台灣目前施行的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式民主，假民主)，絕對還不夠民主，只要人民依然覺得四年一次的投票是足夠民主的，那麼透過與台灣政客與資本家利益勾結的中國資本家與政客們，的確就能夠繼續洗腦真正付出血汗在生活的台灣勞動人民。敵人就在內部，那些反民主主義者就在台灣人民內部，財團、地主、資本家、政客們。

可惜這不是三月佔領立法院運動後竄起的社運人士妖西所看到的台灣民主所要努力的方向，反而是出於自身對於民主的不信任，反對蔡博藝參選學生會會長。這是一帖反民主的毒藥。歷史上的德國納粹主義者就是基於德國中產階級對於民主的不信任而順勢竄起掌權的，不只是猶太人遭到迫害，許多德國的基層勞動者的權益與其工會組織也被剝奪與禁止。面對中國與台灣政客資本家兩方的聯手剝削壓迫，台灣基層勞動人民不應認同妖西十足魅惑實則反民主的言論，而是要撥開國籍雲霧，以追求勞動人民能真正掌握決定自身生活事務的「真民主」而努力。

一塊對獨派裡的進步與反動的試金石

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姚人多感嘆，「獨派間的信任感，如雞蛋般脆弱」，但獨派間的信任感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是普羅大眾所關心的事情，從蔡博藝事件中，大眾看到的是獨派間對於蔡博藝事件所持的立場分歧，民主主義者與反民主主義者的區別，這進步與反動的分界線難得赤裸裸的攤開在大眾眼前。這是好事，不應該感嘆，因為普羅大眾藉由這些試金石也才會更加曉得，一個來自敵國的中國人，可能同時也是個追求台灣民主發展的民主主義者，而一個高呼台灣獨立的台灣人，可能同時也是個對台灣民主不信任的反民主主義者，這兩者之中的矛盾與啟示。

國際民主主義高於民族主義

台灣人長期以來受到對岸中國政府的打壓，從過去硬的武力恫嚇，到現在軟的兩岸政商資本合流，使得多數台灣人對於中國政府甚至是中國人打從心底感到厭惡與排斥，台灣內部的民族主義呼聲隨之分貝加大，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之中猶多。這是可以也必須被理解的。但民族主義就像是身體的過敏反應，些許是健康的，過多則會反倒害了自己。

除了蔡博藝事件之外，其實像是來台就學的中國學生，是否可以加入像是前年底成立的台灣大學工會這類保障學生勞動權益的工會組織，以及是否享有台灣勞健保保障等在台就學權益，或是在台中國配偶的工作權等基本生活權益，都是考驗台灣人能不能區別「與己敵對的中國政府」與「受其統治之下的中國人」兩者的具體議題。

如果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由於受到中國政府的強大威脅，進而敵視所有的中國人，那他就是被自身的民族主義給蒙蔽，他的民主主義最多也只能是「台灣人才能享有的民主」，「非台灣人」的民主權益都要給打折甚至剝奪(至於打幾折或是剝奪就看他的國籍與種族)。我們拒絕這種被民族主義踩在腳下的打折民主主義。

我們要民主主義高於民族主義，我們要每一個具體實踐民主主義的在台中國學生與中國配偶的就學與基本生活權益都受到保障。只要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只要是民主主義者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並且都應該反對中國獨裁政權與對人民民主不信任的民族主義者。

量子力學與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與粒子物理

Pete Mason，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英格蘭與威爾斯支部)

本文是Pete Mason在2010年7月工人國際委員會於比利時舉辦的暑期學校的演講內容。Pete回顧量子力學本身及其在科學史中的位置，檢視了愛因斯坦、波耳和海森堡等科學家關於量子力學的辯論，以及恩格斯和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對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貢獻。

原子概念及其在科學中的發展

量子力學是一門關於能量(energy)與原子(atom)，一些極微小粒子的研究。兩千五百多年前原子概念的出現是生活在愛奧尼亞(Ionia)與散佈於現今土耳其海岸線上的偉大城市的古代希臘人們的許多偉大創見之一。另一個創見是唯物辯證法(materialist dialectic)。

多為商販與探險家出身、比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等著名雅典哲學家們早一百多年甚至更早以前的愛奧尼亞哲學家們是怎麼得到世界是由許多原子構成的結論呢?

首先，他們觀察自然本身。這些哲學家們因為否認神的存在，並嘗試為事物尋求物質解釋而常常被統治者刁難─這些哲學家是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他們提出像是石雕是如何隨著時間流逝而磨損、兩種不同顏色的液體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等等的疑問。的確，這些事物必定是由許多微小粒子構成的，這些小至眼睛無法分辨的微小粒子磨損了石雕、混合了彼此。

古代愛奧尼亞人的城邦米利都(Miletus)經歷了為時兩個世代之久的革命。貴族被崛起的商人階級推翻，一連串的革命接踵到來。權力在「人民」(demos)與「有產者」(people of property)之間流轉。

「起初人民取得勝利，而在把富人們趕出後，他們把...逃犯們集合在曬穀場上讓牛隻踐踏，用最恐怖的手段殺害他們。此後，富人們再次獲得權力，把所有能抓到的人都給淋上焦油燒死。」[1]

辯證法─沒有什麼事物是固定不變的

這時期的哲學家們的另一個驚人成就是發展了後來蘇格拉底所謂的「辯證法」(dialectics)。所處社會的動盪不安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們的哲學上，他們相信沒有什麼事物是固定不變的，所有來到世上存在的事物必定會消逝。他們的哲學將自然與社會兩者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也許這也是其現實經驗的反映─真正的社會革命使一切事物捲入動盪之中，無一倖免。辯證法是一門總是考察事物之間關係及其演變的整體哲學(holistic philosophy)，列寧說。

米利都的哲學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認為，世界誕生自一團火球，而人們從魚演化而來。科學花了兩千五百多年的時間才揭露了這些觀察所蘊含的真理─大霹靂理論(Big Bang theory)和演化理論。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是首先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世界的人，這是一種認為所有事物都處在動態演變過程的辯證法，這種演變過程源自事物自身的內在衝突，這是一場所有事物自身內部互相對立的力量之間的戰爭，也是列寧所說的「對立統一」(unity of opposites)，恩格斯所謂的「對立物之間的滲透」(interpenetration of opposites)。這些彼此爭戰不休的對立物是萬物永恆流變(eternal flux of change)的驅動來源。辯證法是誕生自革命的哲學。

金幣與銀幣在愛奧尼亞被鑄造出來，這些也許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的硬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觀察到，一般被認為是古代希臘的原子理論的創立者，愛奧尼亞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和留基伯(Leucippus)，「把外在自然分解為離散的、不可分割的個別物體或粒子(原子)，正如同貨幣把財富分解為許多不連續的粒子(硬幣)。」[2]

反對辯證法哲學的是一個生活在義大利的富有的希臘立法者與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他認為，「思想(thought)和存在(being)是同一的」，這樣的觀點顯示了他是一個唯心主義者(idealist)，而不是一個將思想同存在區別開來的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也許巴門尼德並不想看到他所立的法律被革命打破，他和他有名的學生芝諾(Zeno)認為，事物的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movement was impossible)。他拒絕所有的變動(change)，極力反對愛奧尼亞哲學家的辯證法。他主張，一切存在的事物為「一」(One)，這是一個永恆的、同質的與不變動的球狀充實空間(plenum)。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得到這樣一個荒謬的結論。

巴門尼德和芝諾對愛奧尼亞的哲學家們提出了一項挑戰─去解釋變動的本質(nature of change)。德謨克利特和留基伯提議說，相較於認為世界是由一個不變動的充實空間所構成，或許世界是由許多微小的、不可見的、不會改變的充實空間，或是原子(atom，源自希臘字，意味不可分割的)所構成的。那麼世界就可以經歷無窮的變動，然而同時其構成物保持不變。

這是他們解決這哲學謎題的方法。但是，這樣做的結果，為一門新哲學開闢了道路，這門新哲學由於自身機械的、個體的、短視的、化約主義式的觀點拒絕了辯證法，這觀點錯誤地把事物孤立起來單獨檢視，拋棄了任何對立物之間滲透的概念，漠視了更為廣泛的關係與發展。這樣的觀點形成了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

對立統一

現實中的原子並非不會改變。它是以各種簡單方法形成的一種對立統一，像是帶正電的原子核與環繞其周圍的帶負電的電子雲，而這些對立的力量組成了自然界的積木。但量子力學展現了一種更為複雜、更具挑戰性的次原子世界觀。

唯物辯證法暴露了所有固定公式的缺點，馬克思主義者喬治諾瓦克(George Novack)寫道，「唯物辯證法立基於歷史上彼此衝突的運動、力與關係的存在，這些矛盾在發展的過程中暴露了所有固定公式的缺點。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06年《總結與展望》中寫道，『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個分析的方法，不是對文本的分析，而是對社會關係的分析。』」[3]

因此，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要求，像是量子力學等科學，必須由要不永遠為真、或要不永遠為偽的固定公式構成。同樣地，它也並沒有堅持量子力學的發展過程必須符合辯證法的公式或是規律。量子力學展現了許多令人驚豔的辯證轉換的例子，像是量子躍遷(quantum leaps)，我們在此沒有時間可以討論這個現象。

但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自然過程一定要「符合」各種辯證法規律這點上，諾瓦克是錯的。[4]相反的，恩格斯解釋了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唯心主義哲學家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存在於這樣的一些事實，這些定律被作為思想的定律強加在自然與歷史之上，而不是從自然與歷史之中推斷得到。」[5]為什麼辯證法應該要設置一套自然界必須符合的固定公式?

量子力學

2010年6月《科學美國人》雜誌發行了一個專刊，主題為「時間真的存在嗎」，並且登了一則關於僅有頭髮寬度的「量子麥克風」(quantum microphone)的新聞，這麥克風「仿佛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一種先前只會在分子尺度才觀察得到的「量子怪事」(quantum weirdness)。同期的另一則新聞則是引述了一位英國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學家的評論，「把時空點(points of space-time)作為基本構成物件的想法是人造的」，而由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惡名昭彰的怪異連結(spooky connection)」，「的確，個別獨立的時間點與空間點的觀念被打破了」。

因此，由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其所提出的對量子力學的詮釋，把量子現象在原則上歸到不可知的領域並且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在最近已經被像是這樣的實驗給推翻了。新的哥本哈根學派觀點隨之興起，在這觀點中，量子機率波「崩塌」到日常的「巨觀 」世界是沒有意義的。量子世界就是日常世界。

人們發現許多關於量子力學的報導非常奇怪。人們好奇是否科學家們喪失了與現實世界的連結。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認為現今一般對於量子力學的詮釋並不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就連愛因斯坦也認為量子力學缺少他所謂的「現實元素」，其中包括有客觀性(objectivity)與因果關係(causality)。

我希望對科學家們發表於《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的那些關於時間與空間的論據提供一些觀察。量子「怪事」是如何基於實際的研究?正確對待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反駁那些批評量子力學的馬克思主義流派所提出的論據時，我希望開啟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所持立場的討論。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

哲學中對「唯物主義」有著許多的定義。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個定義。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在本文中同樣如此─唯物主義是一個認為世界本身是獨立於人類心智之外的哲學。到底，物質世界是主要的，人類思維是次要的。恩格斯寫道，「那些認為『自然』是主要的人們，是屬於各式各樣的唯物主義派別的。」[6]

為捍衛量子力學而同一群哲學家論戰的法國重要粒子物理學家德斯班格納(Bernard d’Espagnat)主張，「獨立於思想之外的現實」(mind-independent reality)，認為現實是早於人類思維本身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獨立於後者的存在與否。根本上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看法。

另一個屬於唯物主義觀點的重要例子來自愛因斯坦，「現實物理世界的組成成分無法被哲學所預先決定，而是必須透過對於許多實驗與測量的結果的尋索得到。」[7]

相反地，唯心主義主張思維─無論是神的或是人的思維─可以先於(抑或甚至不需要)物質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例如，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世界本身不是什麼其他的就只是思想本身。在討論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時，黑格爾寫道「一般認為阿那克薩哥拉是第一個宣稱知性(Nous)─思考(thought)─是世界的本質的人。如此一來，他為一種對於宇宙的知性觀點奠定了基礎，這觀點的純粹形式必定是邏輯的(logic)。」 [8]

阿那克薩哥拉，一個生活於西元前500年到428年間的愛奧尼亞哲學家，拒絕了古代希臘的眾神們，發展了一套認為宇宙正在膨脹中的理論，在其中，知性或所謂的精神「自一個微小開端以來」就存在於各式各樣的革命裡。阿那克薩哥拉也發展了一套原子理論，主張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種子」(seeds)所構成的。

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

了解馬克思主義並不表示就能提供一個了解科學的捷徑。辯證唯物主義並不是一把可以解開各種科學謎團、允許辯證學家對科學問題做出判斷和提出批評的神奇哲學鑰匙。相反地，辯證唯物主義是從非常具體的物質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如同我們已經說明的那樣。古代希臘人的辯證法從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那裏，特別是黑格爾，獲得了近一步的發展，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戰鼓聲為止，而屬於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在1848年泛歐革命前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展起來的。

對科學的認識要足夠到能對科學做出有意義的批判之前，一個紮實的、徹底的與實際上非常耗費心力的關於科學問題本身的理解是必須的。然而馬克思主義傳統裡的各種流派，特別是那些檯面上的共產黨，攻擊了量子力學理論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們認為這些是不符合唯物主義的。這種批判聲音一直到今天都持續著。

2008年，英國作家與記者庫瑪爾(Manjit Kumar)發表了一份受到廣泛討論的研究，關於愛因斯坦、波耳與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這三位因為對於量子力學理論建立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之間對於屬於量子尺度的現實的本質的辯論。庫瑪爾認為，對於量子力學的一般解釋缺少了他所謂的「實在主義」(realism)而陷入「唯我主義」(solipsism)。

「實在主義」是一種主張世界是獨立於我們自身之外而存在的哲學。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觀點的基礎前提。「唯我主義」，相反地，是一種主張我們唯一能確知的事情是我們自己的思維的哲學─任何其他東西都是不可知的，即便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

庫爾瑪在別處曾指稱量子力學理論本身的哲學是「主觀的唯心主義」，這是一種認為沒有客觀現實、只有精神與心理客體的觀點。

當然，大部分粒子物理學家都駁斥了這些控訴。稍後我們會再回來討論庫爾瑪最近的許多主張。但早在1995年，庫爾瑪就寫道，「從哥本哈根、丹麥到普林斯頓、紐澤西，關於量子力學理論的解釋本身，過去是且直到現在也還是主觀的。實際上，這些解釋常常陷入純粹的唯我主義。」[9]

庫爾瑪斷言，這些解釋都可以追溯至在十九世紀對人們影響深遠的奧地利物理學家與哲學家馬赫(Ernst Mach)的觀點。

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派別裡，國際馬克思主義派(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提出了對於量子力學理論的類似的錯誤控訴，並且對馬赫採取了類似的攻擊姿態。1995年，國際馬克思主義派的領導們，格蘭特(Ted Grant)與伍茲(Alan Woods)，主張「海森堡方法本質裡的主觀唯心主義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愛因斯坦，在受到馬赫的影響下，認為時間是某種主觀的東西。」而列寧，伍茲斷言，已經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裡詳盡地回應了量子力學理論的主觀唯心主義。[10]

列寧

兩個馬克思主義流派都攻擊馬赫這件事並不是個巧合。批判現代科學的共產黨和托洛茨基主義派別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曾持續不懈地批判馬赫的觀點，認為馬赫的哲學和物理觀點是主觀而唯心的，並最終陷入了唯我主義。

1908年，列寧被迫要特別寫一本小冊子來反駁在當時候受到廣泛歡迎的經驗批判主義哲學代表馬赫，因為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已經放棄了辯證唯物主義轉而擁抱馬赫的粗糙的實證主義哲學。1905年俄國革命最終以失敗收場，截至1908年，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像是博格丹諾夫(Bogdanov)和盧那察爾斯基(Lunacharsky)加入了一場「名符其實的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動」，列寧寫道。

當時處在流亡生活並造訪過一間愛因斯坦經常出入的激進咖啡店的列寧，幾乎無法向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表示他的回應，因為這樣做的話將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裡產生巨大的爆炸性事變。因此，列寧對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滿腦子追隨的馬赫哲學本身做出了極為嚴厲的批判，在這些領導層的耳邊狂嘯。雖然這本書在今天看來絕大部分只剩下歷史性趣味的多，而且是列寧在極為緊湊的情況下寫成的(在一個倉促至極、為了趕緊改正俄國布爾什維克所犯錯誤的情況下)，並非沒有錯誤存在，然而我們依然可以從這本書學習到面對科學的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和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了解。

但列寧的想法被共產黨評論員及其同路人與國際馬克思主義流派完全地曲解了。

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在1950年代被史達林的心腹們用來對蘇聯科學家發動毀滅性攻擊。他們把支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們扣上「馬赫主義者」、「唯我主義者」和「主觀唯心主義者」等帽子。他們在不理解列寧所要表達的意思或方法的情況下，從《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斷章取義，因而把列寧變成一個敵視所處時代的科學的人。

就讓文字自己說話吧。

1905年，正逢俄國革命之時，愛因斯坦是一個在瑞士專利局工作的業餘科學家，正寫著他的突破性論文。愛因斯坦的論文開啟了往後的量子力學與相對論。列寧從當時候人們對相對論的唯心主義式的扭曲中窺見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描述現實世界的一個唯物主義模型。然而史達林的心腹們、格蘭特和伍茲似乎都沒有察覺到這個事實。

列寧的洞見是令人驚奇的，因為當時候的許多物理學家與哲學家們都表示了一種唯心的觀點，特別是在馬赫和愛因斯坦向人們展現了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之後。

例如，列寧寫道，「任何一位懂些哲學文獻的人們一定知道，當代裡幾乎沒有一位哲學(或是神學)教授不是直接或間接地駁斥唯物主義的。」[11]

法蘭克(Philipp Frank)，一位維也納物理學家與邏輯實證主義的(錯誤的)哲學學派的創始人，在十多年後正確地指出道，「許多學者們極端討厭機械物理學並且...從後者所遭遇到的困難中得到一種惡意的快感...沒有人可以找到這麼一張週期表或是討論一般科學思想發展的書，其中不會看到像是『伽利略時代的終結』、『機械物理學的挫敗』、『恐嚇靈魂的科學的終結』、『宗教與科學的和解』等字句。」[12]

金斯(James Jeans)與愛丁頓(Arthur Eddinton)被認為是二戰前英國宇宙學的奠基者。金斯寫道，「...我們在宇宙中發現到的定律和秩序大都可以被簡單地描述，而且，我認為，大都能用唯心主義的話被簡單地解釋。因此，在既有的條件範圍以內，我們可以說，當代科學是偏好唯心主義的。」 [13]

愛丁頓在他的巡迴演講中，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與個人宗教經驗與宗教神秘主義結合在一起。

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物質消失了嗎?〉這一節裡，列寧引述了一長段法國哲學家雷伊(Abel Rey)的話。這篇引文明白地指出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關鍵觀點，這觀點顯示了，在接近光速的速度情況下，物質質量會增加，空間和時間會彎曲。雷伊並沒有提到當時候還是一個無名職員、1909年才從瑞士專利局辭職的愛因斯坦。列寧評論道，「然而無論雷伊和他所提到的那些物理學家如何地否定唯物主義，無庸置疑的是，力學是對於處在中等速度以下狀態的真實運動的拷貝(一種模型)，然而新的物理是對於處在極高速狀態的真實運動的拷貝。把理論作為一種拷貝，作為一種對客觀現實近似的拷貝的認識，是唯物主義的。」[14]

雖然在今天科學家們是使用「模型」(model)而非「拷貝」(copy)這樣的詞彙，列寧正確地辨認出了，一個即將革新物理學、導致原子彈發明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科學模型

愛因斯坦質疑量子力學被理解或是解釋的方式。這使得量子力學近八十年來在科學家與哲學家之間成為一個合理的討論主題。這些討論構成了庫爾瑪在2008年的《量子:愛因斯坦、波耳和實在性本質的大辯論(Quantum: Einstein, Bohr and the Great Debate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這本書的內容。

愛因斯坦感覺，量子力學的一般解釋缺少他所謂的「現實性要素」。

在他和波多爾斯基與羅森共同撰寫的文章《關於物理實在的量子力學解釋是否是完備的?》裡[15]，愛因斯坦提出了量子力學是否是最後的選擇的疑問。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今天的物理學家的回答會是，「不是」。

在原子層級下的某個程度，將會有一個新的描述現實的模型誕生。但這馬上激起了普遍的疑問，當今量子力學模型的價值到時候是什麼?如果只是一個模型取代了另一個模型，新的模型否定了舊的模型，科學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現實性的東西嗎?科學當然並不是漸進地發展著、穩定地朝著揭露現實底確切本質前進著的，如同曾經設想的那樣。後現代哲學家們因此質疑所有科學模型的有效性。

後現代哲學(post-modernist philosophy)作為一個本質上屬於右翼的哲學興起於1980年代，聲明科學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現實的東西，科學僅只是反映了同時代下的各種政治和文化潮流。

後現代哲學可以被往上追溯，從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直到美國物理學家與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是孔恩在他於1962年撰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裡推翻了科學是漸進地、平緩地朝向某個最終真理發展的想法的。

孔恩展示了，科學是透過打破文化與社會裡的許多本質上保守而約束的科學革命而進步的。科學本身傾向於安穩地待在建構良好的科學理論或是「典範」之中，直到科學革命反轉了我們的自然世界觀。這新世界觀徹底摧毀了舊的典範。孔恩紮實的歷史學素養展現了一個新的科學模型發展本質的辯證理解，描述了科學和科學社群中各種對立物之間的衝突。

然而，馬克思主義向來理解科學模型的近似性質，拒絕存在最終真理的想法。1908年列寧寫道:「然而辯證唯物主義堅持每個關於物質結構及其特性的科學理論的近似且相對的性質。」

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說道，「絕對真理」是無法透過哲學或是任何其他方法得到的。相反地，他寫道:「人們在(自然)科學的道路上追尋可得的相對真理。」

幾乎兩百年前，黑格爾提到他所謂的「一個在哲學史中更被誤解的現象的真實意義─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的駁斥(refutation)。」黑格爾認為科學發展只是這哲學史的一部份。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的駁斥是否意味著，僅只是各種不同哲學(或科學)體系之間的無意義循環?「如果是這樣，哲學的(包括科學的)歷史將會是，在所有學術研究中最令人憂愁的，展示著，如同它所存在的那樣，時間所引領前進的每個系統的被駁斥。」[16]

但這並非如此。黑格爾解釋說，舊的、被否定的思想，「被保留在之後的思想中，但是是次要的和被隱沒著的。」

在科學中，成功的新理論可能會和被其所推翻的舊理論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這些新理論在具體條件下所做出的預測能力遠較舊理論來的強大，科學家們因而能夠更精準的操控自然，產生數十年來科學已經展現的廣大而時常具備破壞性的跳躍。科學解釋(像是過去半世紀以來，一般最常使用的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被用來幫助科學預測。科學模型在事物的較大意義上是近似而具備暫時性的，然而它們可以反映(reflect)現實(通常的、非技術意義上的反映)。不是終極現實本身，僅只是現實的反映。

現代關於科學的哲學討論缺少的是對於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這完全歸咎於後現代主義在各種形式上對科學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的有效性以及社會上的廣泛社會民主概念的反對─「並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前任英國首相柴契爾曾經錯誤地這樣宣稱。

然而，絕大部分的資本主義體系扭曲了科學的運作與效用，資本家們和資本主義國家們需要深刻了解自然本質的科學家們幫忙研發新產品，因而他們的資本所有者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更成功地參與競爭。這樣一來，科學不會也不能往神祕主義、唯我主義或是主觀唯心主義發展，儘管某些哲學家或科學家這樣說道，而是相反地，科學必須持續朝著唯物主義的方法發展而去。如同列寧一再地提到，科學家本能地是唯物主義的(scientists are instinctively materialist)[17]，也如恩格斯所說，科學家發現相對真理。

形而上唯物主物與辯證唯物主義

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表的關於量子躍遷的論文對量子力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如庫爾瑪所解釋的，一個電子可以在原子裡的一處出現，然後，「像是變魔術般，出現在另外一個地方，然而不曾出現在這兩處之間過。」這就像是一棵樹在倫敦消失後，突然出現在巴黎或是紐約。

1930年代，愛因斯坦開始了與兩位著名的量子力學奠基人波耳和海森堡的著名辯論。波耳和海森堡了解到，他們的發現意味著現實需要一個新的解釋。海森堡認為，量子力學已經「使得物理學家們脫離了十九世紀曾佔上風的簡單的唯物主義觀點。」

德斯班格納說，「感謝物理，唯物主義被打敗了，我們應該要向激進唯心主義投降嗎?」但重點是，他說「不」。[18]

庫爾瑪支持愛因斯坦，因為量子力學似乎否定了唯物主義。事實上，庫爾瑪並不支持原生辯證唯物主義，而是海森堡所拒絕的十九世紀的簡單的唯物主義。庫爾瑪主張列寧所稱的「形而上的」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列寧說：「對於一成不變的東西、『事物的永恆本質』的認識，諸如此類等等，並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形而上學的─也就是反辯證法的─唯物主義。」[19]

庫爾瑪捍衛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抽象哲學來反對現代科學理論。

所以列寧用了什麼方法讓他正確地評價愛因斯坦的理論?列寧認為，最新的許多科學發現還沒完全駁倒辯證唯物主義。列寧不是透過海森堡稱的十九世紀的簡單唯物觀點來展示這點，而是修改這些理論。換句話說，藉由認識到，對於辯證唯物主義而言，認定一個科學理論是唯物的是什麼意思這點，必定會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改變的。

唯物主義(作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可能有各種形式，如同過去幾世紀以來由各種科學家與哲學家們所支持的那樣，然而辯證唯物主義是免受任何特定時期的科學制約的。列寧寫道，「恩格斯清楚地說道，『每一個劃時代發現，甚至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唯物主義必須因此而改變他的形式。』因此，對於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形式』的修改，對於他的自然哲學的命題的修改，不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修正主義』，而是，相反地，馬克思主義的必須要求。」[20]

因此列寧修改了先前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必須指出的事實是，列寧拋棄了恩格斯全部的科學唯物論述(自然─哲學主張)，像是「運動中的物質(matter in motion)」，一個在愛因斯坦展示了質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轉換之後顯得不夠充分的觀察。剩下的僅只是恩格斯「認為自然是主要的人，是屬於各種唯物主義派別的」的斷言，對於辯證唯物主義的堅持認識到，一段特定時期的簡單科學唯物觀點的各種面向不會永遠不變，而是「近似的」和「相對的」。

今天，量子力學似乎挑戰了我們對於像是時間和空間的大部分基本假設，像是事物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在著名的「薛丁格的貓」的思想實驗裡，貓是同時處在生與死的兩種狀態，直到被觀測為止。

但在列寧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科學幾乎翻轉了人們對於物質世界的構想。在〈現代物理中的危機〉這章中，列寧寫道，「電子的質量...被證明僅僅完全源自電磁交互作用。質量不見了。力學的根基受到破壞。牛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也受到了破壞，等等。

我們所面對的是，龐加萊(Poincare)說道，在舊物理定律的廢墟中，『定律的普遍潰敗』。」[21]

這就使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寫書批判的那些人，爭論說恩格斯的唯物觀點已經「過時了」。他們相信「唯物主義似乎被『現代知識理論』駁斥了」，列寧報告道。而且，恩格斯的辯證法更變成了「神秘主義(mysticism)」[22]

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恩格斯在他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裡已經說過：「費爾巴哈把...唯物主義...和世界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展現的特殊形式，也就是，19世紀時的特殊形式...給參雜在一起了。」

被批評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錯誤地將唯物主義理解為，如恩格斯所說的，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而言的，「特定歷史階段」。他們缺乏的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

「運動中的物質」或「能量」

一個發生在十九世紀晚期的類似錯誤，可以在作家諾瓦克(George Novack)的著作中找到，他教條地引用了恩格斯所謂的「運動中的物質(matter in motion)」。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歡頌著科學的最新發現，打破了事物永恆不變的假說，彰顯了事物處在流變(flux of transformation)狀態的事實。

「...物理能、力學能、熱、光、電、磁，甚至所謂化學能，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互相轉化，而不發生任何能量的耗損，這樣，物理學補充證明了笛卡兒的原理─世界上存在著的運動的量是守恆的。因此，各種特殊的物理能，即那些原本永恆不變的物理『種類』，就變為各種不同的並且按照一定的規律互相轉化的物質運動形式。這麼多的物理能的存在的偶然性，從科學中被排除出去了，因為它們的相互聯繫和轉化已經被證明。物理學和以前的天文學一樣，達到了一種結果，這種結果必然指出運動著的物質的永遠循環是最終結論。」[23]

這是深植在現已被人們遺忘的十九世紀中期物理學的科學評價。「對於能量是一種物質(熱質)或僅只是一個物理量(像是動量)的爭論持續了好些年。」[24]動量是運動中的物質。這場關於運動中的物質的辯論最後被掩蓋下去，因為，如同科恩所解釋的，科學史被改寫以強調演變到主流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將那些被拋棄的理論貶低成為註腳─這還是最好的情況。」

科學持續進步著。在恩格斯編輯他的《自然辯證法》那些年期間，科學界傾向量化一般意義上的「能量」，取代了恩格斯所指的「特殊物理能量」。特別是透過焦耳(James Joule)和湯瑪斯(William Thomson)的工作，我們有了焦耳(joule)和開爾文(kelvin)這兩個物理單位。短暫流行過的詞彙「運動中的物質」，被評論員和科學社群摒棄不再使用。恩格斯放棄而中斷了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之後，愛因斯坦展現了物質可以被轉換成能量。

然而我們眼睜睜地看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過時的詞彙「運動中的物質」還在某些馬克思文獻中普遍地被使用著。譬如，在對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eorge Lukacs)傑出批評中，諾瓦克寫道，「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並不是在對於物理、社會和知識領域裡的運動中的物質的分析中作為一個邏輯手段展現出來。」[25]諷刺的是，諾瓦克並沒有體認到他的「形而上的」唯物主義。

客觀定律是否存在?

列寧也曾經採取一些在當時候屬唯物的、但稍後被量子力學等科學挑戰的基本觀念。列寧曾就因果律問題批判馬赫，他寫道，「承認自然中客觀定律的存在和這個定律在人的思想中幾乎忠實地反映出來的是唯物主義的。」[26]但列寧所處時代的量子力學和混沌理論的革命性發展讓科學不能再談論著所謂的「自然的客觀定律」。而是物理定律是人們透過數學公式逼近自然的嘗試。在現在，現實不被認為最終可以被化約成任何一個定律。

像是數學家史都華(Ian Stewart)在他的新書中寫道，「我們用數學公式去模擬物理現實，但那只是一種技術，這是取決我們怎樣去思考...數學模型永遠只是對於物理現實的近似。」[27]

因果關係只是列寧唯物觀的一部份。列寧批評馬赫認為，「在自然中，既沒有因也沒有果。」愛因斯坦同樣認為量子力學似乎違反因果關係而缺乏現實性。我們稍後會談到這點。事實上，馬赫在這點上認為所有自然界中的因果律實際上是人們把近似規律強加在自然上的嘗試，這點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的唯物觀包含著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明確陳述，現今這觀點正被科學家們所質疑。托洛茨基指出，在一些唯心主義者的哲學書本中，「你會讀到時間和空間是我們思想的範疇，來自於我們思考的要求，而現實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東西。」[28]

今天，你可以在2010年六月的《科學美國人》雜誌上讀到一些類似的觀點，「把時空點作為主要客體的想法是人為的。」[29]時間和空間在原子尺度下不同於我們所感受到的那樣。有人可能會爭論說，科學家是依據原子尺度的東西去定義現實，然而現實是我們自身所感受到的。如托洛茨基寫道，「任何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如果沒有及時搭上九點的火車，而是晚起了兩分鐘的床的話，他會看到正離開車站的火車尾，然後被自己的眼睛說服，時間和空間是與物質現實不可分離的。」

但是這變得僅僅是一種擬人化觀點，如果，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時間和空間在某種現實意義上並不存在於原子尺度上的話。為什麼只透過我們人類的一般感受經驗來定義現實性呢?科學家並不否認時間和空間作為「世界的某種基本構成物自然浮現的性質」來讓我們感受到，像是《科學美國人》的文章〈時間只是一種幻想嗎?〉所指出的那樣。[30]科學家們並沒有像是唯心主義者那樣斷定說，在現實中沒有任何事物與時間和空間對應。另一個在自然中浮現的性質是生命，這也是足夠真實的，但是在個別碳原子上我們看不到生命，雖然每個生命都是由碳原子和其他無機物質構成的。

所有這些東西意味的是，當我們研究量子力學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要求量子力學必須符合過去唯物觀的過時前提。稍後，當我們檢視愛因斯坦認為量子力學似乎缺少「現實性元素」的疑慮時，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在本質上已經過時的唯物主義考量已經被提出質疑。

列寧的知識論

如同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要求是要修改恩格斯的科學推論，我們也背負著同樣的責任去修改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所必須要修改的那些地方。

不幸的是，列寧被「相對於觀察者」即意味著「客觀」的信念所誤導，一個在當時幾乎普遍存在著的誤解。這表示列寧對於馬赫在時間和空間問題上的攻擊是不正確的。

然而，列寧對於馬赫哲學方法的批評是正確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許多章節處理了知識論的問題─我們對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什麼?因為隨著一次次偉大的科學革命，科學似乎把所有我們認為已知的事物都給提出了疑問，這個主題一次次地在哲學裡被提出來討論。

實證主義者如馬赫，試著從個人的感官體驗出發去理解世界，希望從這些經驗中，在避免使用哲學前提的情況下，建立起對於世界的一致觀點。這些嘗試失敗了，正如同我們無法在原子層級發現生命一樣。同樣地，更加老練的邏輯實證主義學家們的嘗試也失敗了。真正可以被這個古典哲學方法─辯證方法的對立物─所發現的是笛卡爾(Descartes)已經說過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但也僅此而已。如同列寧所正確地評論那樣，這就導致了唯我主義的觀點。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位深深影響著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哲學家，為他劃時代的工作成果，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做出下面的總結，「我這樣解釋我的推論。理解我的人最後把這些推論視為瞎掰...對於這些一個人無法說些什麼，必須保持沉默。」

然而維根斯坦默默地放棄了哲學，成為一名小學老師。(他晚年重新投入哲學研究，反駁了自己早期的觀點。)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列寧於1908年寫的，當時候實證主義再次成為一股哲學潮流，而當時列寧並沒有接觸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像是《德意志意識形態》裡論費爾巴哈的章節，也沒有仔細地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因為這個原因，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裡，列寧對他所批評的實證主義方法做出過多讓步。他寫道，舉例來說，「知識論的首要前提無可辯駁地是我們的知識根源自感官經驗。」

但把這與他對費爾巴哈的批評相比，「費爾巴哈為知識論建立了根基於人類實踐的總和的地基...在我們感知之前，我們先會呼吸；我們不能在沒有空氣、食物、飲水的條件下生存在這世界上。」[31]

列寧引述費爾巴哈的一段話，「難道這意味著，在檢視世界的理性或是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處理食物和飲水的問題?─唯心主義者暴怒地喊叫道。這是多麼惡劣啊!這是何等地對唯物主義從哲學講座和神學講壇上的冒犯啊，只為在用餐時全心全意地以最為粗糙的形式來實踐唯物主義。」

列寧總結道，「生命、實踐的立足點，首要在於並根基於知識論。」[32]

當哲學家們問道，在最近的關於量子力學的發現上，我們如何能夠知道那些在我們的直接感受之外的事物真的存在?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檢視其中所牽涉到的個人的感官經驗，相反地，我們問道，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問題的脈絡是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誰?為什麼提出?本身被用以提出問題的那個語言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些在我們對於世界能夠知道些什麼的大哉問上提出哲學問題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們，只有在人類已經發展到有足夠的生產力以供應學者、管理人和雇員的時候才會出現在社會上。問題賴以提出的語言本身，如同維根斯坦稍後展現的那樣，在分享著共同意義的社群裡歷史地發展著。語言本身並沒有嚴格的邏輯結構─語言是人們共享的遺產。關於知識論(epistemology)的問題只能在特定的具體環境出現。

相對於從個人觀點出發，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堅持必須從「知識的起源和發展」開始，如同後來列寧所推測的。如果哲學家們認為這對於那些關於知識理論問題的回應是一種冒犯，那真是太可惜了。對辯證哲學家來說，將事物孤立地考察是絕不允許的。辯證唯物主義是永遠依事物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對其進行考察的無所不包的一元論哲學，並且絕不允許哲學家們排除問題所被提出的方法本身背後的脈絡。

1914年，在國際馬克思主義運動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決定支持本國資產階級發動戰爭的毀滅性叛賣後，列寧把重心放在黑格爾的《大邏輯(Science of Logic)》上。即在那時，列寧寫了一篇介紹馬克思的短文《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With an Exposition of Marxism》，發表在當時候俄國流傳最廣的百科全書上。列寧寫道，知識理論「必須歷史地考慮它所考慮的事物。」

「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任何立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自早前的哲學以降，就有著『思想的科學及其規律─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辯證法，如同被馬克思所理解的那樣，並且與黑格爾的一致，包含了現在所說的知識理論，或是知識論，它必須被歷史地考慮它所考慮的事物，研究並一般化知識的起源和發展、從非知識到知識的過渡。」[33]

愛因斯坦的「實在性要素(elements of reality)」

局域性

如庫瑪正確地解釋的那樣，愛因斯坦擁護著他所謂的，被量子力學破壞的實在性的三個基本命題。我們把這三個命題分別稱呼為，局域性(locality)、因果關係(causality)與客觀性(objectivity)。必須說，在此我們只能非常簡短地介紹這一議題。

局域性是認為區隔兩地的事物不能「同時」與對方接觸，然而量子力學似乎允許發生的一種信念。愛因斯坦戲謔地稱這是量子力學的「遠距幽靈(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然而這現象已被實驗所驗證。

1980年代至今的實驗展示了，如果兩個光子(photon)同時從一顆原子放射出來，那麼這兩個光子彼此會「彼此糾纏著(entangled)」或是同時與對方保持著聯繫。即使他們以光速遠離彼此，他們個別依然是同一個實體的部分。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在設計他的「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的思想實驗時首先採用「糾纏(entangled)」一詞的。

驗證量子糾纏的最新實驗是由瑞士日內瓦大學物理學家們在2008年六月所做的。產生許多處在糾纏狀態的光子對後，他們把每一對其中一個光子從瑞士日內瓦(Geneva)用光纖傳送到薩蒂尼(Satigny)，另一個則送到約西(Jussy)，兩地相距約18公里。[34]實驗甚至考慮了地球自轉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科學家們發現到，如所預期的那樣，送到兩個不同城鎮的光子對似乎，在某種意義上，「知道」他們的夥伴是如何被科學家們操作著的，更精確地說，如何被儀器操作著的，或多或少是同時知道的。與之前的實驗相比，這次實驗中兩個鄉鎮的距離是這樣的大，以至於如果光子之間真的在實驗過程中彼此溝通著，那麼這樣的糾纏著的光子對之間的通訊速度會是光速的好幾十倍。這一切看起來似乎意味著，這些處在糾纏狀態的物體之間有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獨立於時間和空間之外的連結。

如愛因斯坦在1905年幫忙定義的電子的量子躍遷現象，在一地消失又在另一地出現，似乎違反了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這些處在糾纏狀態的物體似乎同樣無視時間和空間的存在。它們表現的似乎並未體察到彼此分隔兩地的事實。

因果關係

在檢視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時，庫瑪把原子的隨機放射衰變和蘋果從樹上掉下的現象做比較。一旦蘋果熟了，庫瑪寫道，則受到重力的影響而掉到地上。然而，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裡，庫瑪斷言道，那裡沒有因果關係，而成熟的蘋果在掉下之前會在空中懸掛一段未知時間。

然而這是誤導。在蘋果園裡，蘋果在秋天成熟掉落地面，我們知道原因是什麼。相似地，量子力學也解釋了原子衰變的原因。然而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哪時候蘋果會掉下來，如同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哪時候原子會衰變。吹拂著蘋果的風是混沌的而無法被精準地預測的，同樣地，連接蘋果和蘋果樹幹的蘋果蒂細胞何時會枯萎也無法被精準地知道。

蘋果園例子裡的因果關係和量子力學在原子和次原子尺度的因果關係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盡明顯的。這顯示量子力學透露了，我們有一個理想化的因果關係概念。拉普拉斯表述過最為理想化的因果關係(宿命論)是，「我們可能把宇宙的現存狀態當作是宇宙過去的結果和宇宙未來的原因。一個知道自然在某個瞬間的所有驅動力與物體位置的全知者，如果他有足夠的能力將這些資訊進行分析，宇宙中上至最大的物體和下至最小的原子的運動將會被包括在單一公式裡。對這位全知者而言，沒有什麼事物是不確定的，未來就像過去一樣，都將在他眼前展開。」[35]

然而在現實中，如法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龐加萊(Henri Poincare)所展現的，即使是只有三個物體環繞著彼此的運動，無論他們是藉由電磁力吸引著彼此的原子或是藉由重力聯繫在一起的行星或是恆星，三體運動是混沌的(chaotic)，因而是永遠無法被確切地計算的。初始條件的差異，例如，僅僅透過計算初始位置或運動到更大的精確度，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不是一個更為準確的結果。龐加萊的想法為現代混沌理論建立了基礎。

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活動同樣地也是混沌的。這並沒有挑戰了馬克思主義，在最後的分析結果中指出社會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其上層政治結構的觀點。托洛茨基寫道，「雖然經濟活動並非直接或是馬上決定了政治發展，而是從最終的分析結論中得到，然而經濟活動的確決定了政治發展。」

我們知道，基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那些經濟下層結構決定政治上層結構的方式，但是我們不能準確地預測事件的發展步調，或是更多時候，事物發展的準確順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清楚認知到，可能會突然發生一個打亂舊有秩序的革命，將所有之前的理論都給否定。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活動如同世界天氣一樣處在混沌狀態之中─經濟活動掉入繁榮和衰退的循環週期，但一旦具備了正確的條件，風暴可以突然形成，永遠地改造了地景。

客觀性

1958年，海森堡寫道，愛因斯坦希望回歸到「客觀而真實的世界的概念」，在那裡，次原子粒子「像是石頭和樹木那樣客觀地存在著，無論我們是否觀察他。」[36]

這聽起來很合理，直到你認識到，是愛因斯坦發現了時間和空間概念是相對於觀察者的，或是更精準地說，相對於某一特定物體所在的參考坐標系的。當然，時間和空間是客觀的，但是你所得到的時間和空間的測量值，取決於你所在的參考座標系。

愛因斯坦寫道，「...並不存在所謂的唯一的軌跡，只有相對於一特定物體所在的參考坐標系的軌跡」，或是，換句話說，相對於某個觀測者。[37]

往空中丟擲一枚硬幣，硬幣上升了一公尺然後落下。硬幣走了多遠呢?兩公尺，上下各一公尺?這得看實際情況而定，而且這實際情況隨觀察者而改變，或是更精確的說，從你所在的位置量起─用愛因斯坦更為精確的語言來說，「參考坐標系(body of reference)」。

愛因斯坦給了火車的例子。如果你在火車上擲一枚硬幣，從火車上的人看來，硬幣移動了兩公尺。但是如果火車正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從倫敦往曼徹斯特前進的話，你會毫不懷疑的認為，在硬幣升降的這兩秒的過程裡，硬幣同樣隨著火車向北走了某個距離，約略是八公尺多。或許你會傾向於認為，你在火車上的測量是不正確的，而某個在堤岸上觀看火車經過的人的測量才是正確的。這會是一個科學錯誤。

地球實際上正以約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繞著太陽運行。對於相對太陽靜止的、擁有一個威力強大的雙筒望遠鏡的太空漫遊者來說，當地球從身邊疾速通過時，他所看到的硬幣運動情況又是如何呢?對他而言，這枚硬幣除了其他運動之外，移動了約六十公里有。而太陽本身也繞著銀河系中心轉，而銀河系又以著約每秒一千公里的速度遠離其他星系...誰的觀察(量測)才是正確的?

答案是，硬幣並不擁有獨立的運動軌跡，只有相對於某個特定參考物體的運動軌跡，愛因斯坦說道。而這是愛因斯坦從馬赫和龐加萊那裏學到的。也許你會，在權宜考慮之下，決定某個測量結果是唯一正確的，但並沒有某個科學測量能彰顯其中的差異─這是伽利略在證明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而我們無法感受到來自月球的影響時，所採用的論證，

「首先」，愛因斯坦寫道，「我們完全避免採用『空間』這充滿模糊意義的字眼，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到，我們完全無法在這字眼上形成那怕是些微的具體概念都不能，所以我們把它替換成『相對於....參考坐標系的運動。』」[38]

那麼，再次地，我們回到空間的問題上。

次原子粒子可能表現的像是波或是粒子，取決於我們如何設置我們的觀測儀器─也就是說，我們如何觀察它們。如果我們改變我們的量測方法，這些次原子粒子甚至似乎可以時間回溯地改變它們的行為表現，能夠時間倒轉重新開始。次原子粒子的表現顯示出，時間並非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或甚至根本不存在。

次原子粒子表現的似乎一下子無所不在又剎那無影無蹤。美國物理學家赫伯特(Nick Herbert)指出，堅持次原子粒子是獨立的存在就彷佛像是，堅持彩虹是某種真實物體，在空間中擁有絕對的位置，無論觀測者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實際上，彩虹有著不同的外表和位置，取決於觀察者的位置。彩虹是客觀真實的，然而卻是相對於觀察者的存在。一道彩虹並不是一個單一物體，而是自然過程的複雜組合。

支持愛因斯坦的論點的奧地利物理學家薛丁格，同樣地也想發現一種具備決定性的，而非是機率性的、取決於觀察者的物理。1935年，他設計了著名的思想實驗─薛丁格的貓，其中的貓同時是死的又是活的，直到被觀測為止。但在這思想實驗本身的問題是觀測的概念本身，這問題截至目前還未解決。

愛因斯坦希望科學能夠，在不干擾到被觀測物本身的情況下，精準地說出某個物體的狀態為何。但當你下次再用溫度計測量某個東西的溫度時，問自己一個問題，溫度計的溫度是多少?如果溫度計比你所測量的東西本身的溫度還要高的話，溫度計會使那個東西變熱。反之，問溫度計會使那個東西變冷。因此，你要如何準確地測量某個東西的溫度呢?實際上，認為科學家能夠處在一個與自然隔絕的泡泡而不擾動自然的情況下進行實驗的想法，是一個唯心的概念。

僅存的事實是，次原子粒子並不「像是石頭和樹木那樣」，獨立於我們是否觀測它的事實之外客觀地存在，海森堡這樣解釋道，而更像是彩虹。或許愛因斯坦和薛丁格做了一個錯誤的評斷，類似於某個試著從一群碳原子裡尋找生命起源的人所犯的錯。

結論

某天，或許會有一個新的理論推翻量子力學，揭開次原子的奧秘，就像是電磁理論讓我們抓住稍縱即逝的彩虹。

也許我們的原子世界只是「高度扭曲空間的其中一維」，而時間並不存在，只存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至少，這正是地球上「最熱的物理」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39]

當下一次的科學革命到來，我們必須切記黑格爾的「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駁議的真正意義。」

毫無疑問地，另一個大眾所珍愛的關於物質實在的信條會被粉碎，一如以往將伴隨著形而上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困惑哭泣。

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辯證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會死守過時的觀點，而是勇於直面實驗與測量的最新結果。

參考書目

Quotes from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are from th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47 b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 Athenaios, quoted by C J Emlyn-Jones, The Ionians and Hellenism, p. 31
[2] Vere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 215
[3]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309
[4]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161
[5]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p. 83
[6] Quoted by Georgi Plekhanov in Bernstein and Materialism, July 1898
[7] 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 Einstein, Podolsky and Rosen, Physical Review, 15 May 1935
[8] Hegel, Science of Logic, section § 54
[9] Science and the Retreat from Reason, by Gillott and Kumar, p. 81
[10] Woods and Grant, Reason in Revolt, p. 118, p. 168
[11]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opening sentence
[12] Is There a Trend Today Towards Idealism in Physics? Frank, Modern Science and its Philosophy, p. 127
[13] James Jeans, The New Background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96
[14]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253
[15] Physical Review, 15 May 1935
[16] Part One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he Logic, para 86
[17] e.g.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47, p. 153
[18] Bernard D’Espagnat,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 452
[19]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hapter Five, section “Matter Has Disappeared” p. 249
[20]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hapter Five, p. 239
[21]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241
[22]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eface
[23]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Introduction
[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ergy
[25] Lukacs as a Marxist philosopher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142, my emphasis
[26]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42
[27] Ian Stewart , Taming the infinite: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the first numbers to chaos theory, p. 198
[28]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307
[29]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 10
[30]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 42
[31]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28
[32]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p. 128-9
[33] Lenin, Karl Marx, 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with an Exposition of Marxism, 1914
[34] Spacelike Separation in a Bell Test Assuming Gravitationally Induced Collapses, Nature, 14 August, 2008
[35] Pierre Simon Lapl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36]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p. 82-83
[37] Einstein, Relativity, (1916), p. 10
[38] Einstein, Relativity, (1916), p. 9
[39]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10
Pete Mason 是《Science, Marxism and the Big Bang - A Critical Review of ’Reason in Revolt’》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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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http://www.socialistworld.net/doc/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