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希曼
一種「反民主的邏輯」
上個月，由在台就讀的中國籍學生蔡博藝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一事，引爆了台灣社運圈與親社運學圈內部，關於究竟能否讓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競選學生自治要職的爭論，在這場論爭當中，所出現的反對方意見，概括來說就是，基於對中國當局滲透、統戰台灣社會的防範，應堅決反對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如同一般來台讀書的外籍學生那樣，擁有競選、擔任學生自治要職的權利，甚至，持這樣立場的人們之中，更有聲音反對這些中國籍學生，爭取享有勞健保、工作權等普通外籍生所擁有的權利[1]。而在近日所發生的，因為淡江大學中選會片面且臨時的宣布停止學生會會長選舉，導致蔡博藝與其競選團隊憤而抗議的風波當中，那群人不但沒有對於淡江大學中選會反民主的片面停選行徑進行譴責，反而又再次高唱防範中國滲透的論調，認為此次風波是所謂「促統傾中勢力」的「見縫插針」，吾人不應聲援、支持蔡博藝的抗爭[2]。這種為了防範中國當局，所以必須限制在台就學的中國學生權利的邏輯，其實說穿了，就是一種將國安考量置於民主之上的邏輯，而這樣的邏輯，與冷戰時代蔣政權以防範中共以及其同路人滲透、顛覆為理由，凍結憲政、剝奪人民大部分民主權利，實施長年軍事戒嚴統治的邏輯實際上沒有什麼不同，而它更恰恰就是所有國家體制施行一切反民主舉措所依恃的基本邏輯，君不見過去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就是以反共國安調查為藉口，而911事件後，美國當局的反人權作為也常以反恐國安的名義行之。至於中國當局所主張的「主權高於人權」論，不也正是這種國安重於民主的同義詞？
蘇聯極權化的歷史教訓
事實上，國安問題的恐懼、防禦外部威脅的焦慮，往往強化了國家機器，並成為濫權、壓制社會自由的藉口。蘇聯這個史上第一個建立的「實存社會主義國家」，它由一個追求底層勞動大眾自下而上民主控管社會的革命性政權蛻變為國家官僚全面由上而下支配統治的極權政體的歷史悲劇，正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以列寧為首，後來發動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者們，在起義前，向來秉持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願景¾¾讓「國家」這個作為一社會的統治階級控制被統治階級的強制性機關逐步消亡，實現生產者自我管理¾¾為終極的追求，並且也堅持馬、恩的國際主義立場和世界革命的構想，對他們來說，在通往終極目標的過渡時期，固然暫時需要運用國家機器，但國家機器只是作為改造社會、推進革命的工具，因而應盡量簡單化、民主化，並且在他們的理解，俄羅斯革命從來就不是為了俄羅斯國族本身，而是作為勞動階級在全世界範圍的社會革命之開端。
然而，十月起義成功後，蘇維埃政權除了必須面對舊政權支持者的軍事對抗，更須要促成一系列他們在起義前所喊出的初步革命性目標，包括退出由舊俄政府所動員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換取和平、將土地與銀行公有化、落實工人對生產與分配的監管等等，為此他們不惜解散抵制這些革命目標通過的立憲會議，以及接受軍事進逼的德國所提出嚴苛的割地賠款要求，因而也引發了擁護舊社會秩序的保守勢力、支持立憲會議的自由派、不滿對德屈辱媾和的民族主義者的紛紛反彈和與之武裝對抗。也就是說，蘇維埃政權一誕生，為了退出帝國間的世界大戰，以及推展社會革命目標，隨即面臨了俄國境內各式各樣反革命勢力的武力挑戰，而一步步陷入了內戰的泥沼之中。更嚴重的是，蘇維埃政權除了面對交戰國德軍的威脅，以及國內反革命叛亂，還面臨了英、法、美、日等十四個國家為了扼殺革命，所進行的軍事包圍和武裝干涉。在面對這種形勢極為嚴峻的戰爭狀態，不是將政權交出去，放棄革命，就是只能盡一切努力捍衛起義的果實，並贏取戰爭，也唯有贏取了戰爭，起義的果實才能確保，革命才能繼續。只是為了捍衛起義的果實，為了打贏這場不對等的戰爭，為了戰勝龐大且鋪天蓋地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就只能集中一切權力，調動一切可得的資源，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而這必然導致國家機器的強化、社會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限縮。是故，當蘇維埃政權最終打贏了內戰，擊敗了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這個從血泊中站起來的政權也已產生了嚴重的官僚專權、反民主的傾向，國家機器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而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原初所預設的前景有極大的差距。只是，即便這個政權好不容易站穩腳跟，卻也依舊無法安然依循原本的構想去簡化、削弱國家機器，因為它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布爾什維克黨當初所寄望的、同時也是受到俄國革命鼓舞而爆發的以歐洲為主戰場的世界性革命浪潮，最終以被鎮壓告終，蘇維埃政權的周遭，依舊是與其水火不容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內戰時代的那種嚴防帝國主義入侵、保衛革命政權優先的觀念，在戰後並未消除。
列寧逝世以後，出於對世界革命的缺乏信心，掌權的史達林官僚集團進一步修正了原先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戰略，將重心擺在一國範圍內的建設和鞏固，因而再次強化了國家機器以及保衛蘇聯為重的觀念。重於一切的國安，因而也成了戰戰兢兢把持蘇聯大權的史達林肅清政敵、潛在敵人的主要藉口。在1930年代，大部分的蘇聯革命元勳都被貫上通敵、叛國、間諜等國安罪名處刑，許多境內的少數民族也因被懷疑為通敵和反革命而慘遭迫害。至此，這個最初積極昂揚，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革命政權，已然蛻變為暮氣沉沉、封閉本位的極權國家。而史達林所建立起的這種國家全面支配社會的制度和意識型態，也為此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政權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雖然，蘇聯的墮落性蛻變，是由其誕生的時空環境下的主客觀條件限制所造成的，但是基於理想主義所進行的革命，因保衛政權存亡而埋下向極權演化的種子的這個歷史經驗，卻仍然是值得我們去警惕。蘇聯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對於任何民主權利的限縮，都可能是通往極權主義的開始，因而無論如何都應視為擺在其他手段之後的最後選擇，非到最後關頭，非到有真正的立即性重大危機，必須去處理，而其他手段都無法應付時，實不應輕率行之。另一方面，蘇聯的歷史教訓更警告著我們，面臨強大的外部威脅，單靠強化國安來自我保護，最終也只會造就出扼殺內部民主的怪獸。
防衛性民主?
不過，在「蔡博藝風波」中，大肆鼓吹「國安恐慌」的這些人，也對其反民主的邏輯提出辯解，他們認為他們的論說其實就是德國憲法裡「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主張[3]。由於德國納粹黨當年是透過民主選舉掌權的，因此二戰後德意志聯邦的憲法，特別賦予了國家公權力對於經聯邦憲法法院確認違憲、反民主的極端性政黨進行強制性解散的權力。只是，德國的這種「防衛性民主」也不是沒有爭議，事實上，在德國對於「防衛性民主」的批評和檢討一直沒有間斷，甚至有人認為這種防制反民主勢力的制度本身就壓制了一定的自由權，阻礙民主本身的正常發展，有可能導致反民主的威權國家的出現，因而主張廢止。因此，現今德國對於「防衛性民主」，可說是盡量採行「被動防衛」的原則，黨禁等打擊的手段幾乎是備而不用[4]。面對極端勢力，只要沒有立即性的威嚇，德國民主體制終究還是選擇了開放、寬容，以民主的方式回應其所帶來的挑戰。相較而言，台灣這些「國安恐慌」論者的言說，是將國安問題無限上綱，並且主動將在台的中國學生一律貼上「潛在威脅」的標籤，反對他們的身份和權益正常化，這樣的積極限縮民主的主張又如何能與「被動防衛」極端勢力的「防衛性民主」等同呢?
警戒反民主的幽靈
無論如何，這場「蔡博藝風波」，可以說是將存在於許多台灣人身上，由恐慌所滋養的反民主傾向現了形，這也不免使人警惕，以恐懼為招喚的反民主幽靈，其實一直在號稱民主化但缺乏安全感的台灣社會上空徘徊不去，等待著任何可以復歸的時機，而這個比起已然備受注目、關心的外部威脅¾¾「中國因素」，恐怕是更需要我們加以留心和防堵的。
註:
[1] 譬如蔡博藝談在台中國學生處境問題的這篇文章下頭留言，就有許多這樣的聲音
[3]出處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