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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轉載] 停滯與金融化——矛盾的本質

本文轉自 紅色中國網 ,經鬼島工寮繁體化與部分中台不同用詞修改。

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著
周穎 譯  
李天師、馬秀英 校

本文譯自美國《每月評論》66卷,20145月號
弗雷德·馬格多夫是一位在美國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專攻植物學和土壤學的榮教授,也是一位資深的政治經濟題評論。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編輯,同時也是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社會學教授。他們兩位是《金融大危機》(TheGreat Financial Crisis)(2009)《每個環保人士所要了解的資本主義》(What Every Envi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Capitalism)(2011)的合著者,兩書均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如今這樣交易長期停滯的時期,如果工人除了維持現有僱傭關係之外看不到更好的前景,我們能說對他們作何評論呢?是否資本和僱傭勞動體就得繼續存在下去呢?
——威廉·莫里斯1
現在離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已經六年多了,離官方所聲稱的蕭條結束也有近五年了,而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經濟體仍然危機重重。在美國經濟衰退時期的減少的就業崗位還沒有完全恢復,經濟依舊保持蕭條狀態。在歐洲,危機程度並未減輕,大量歐盟二線國家的經濟依舊低迷,特別是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2 日本是最後一個擠進發達資本主義核心圈的,成為了三巨頭之一,它已經度過了所謂“失去的二十年”的緩慢增長和通貨緊縮時期,並且努力嘗試著把日元貶值和赤字開支相結合,以此來激發經濟的發展。
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我們可以理解即使是某些主流的保守經濟學家,也開始更多地談論說目前的經濟是處於低迷時期,而不是​​處於一個過渡階段或者商業周期的擾動。在2013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演講上,前任美國財政部長賴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現在是時候去回顧一下經濟史上某些久不流行的“陳舊觀念”了,“這些觀念當初終結了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階段”——長期停滯這個術語出自凱恩斯在美國的早期追隨者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指的是在投資機會逐步消失的飽和經濟體中,增長緩慢的內在趨勢。在最近的評論中,薩默斯指出,儘管金融泡沫如此之大,但在2007-2009年間的泡沫破裂之前,事實上卻並沒有經濟“大繁榮”:“即使是大泡沫也不足以滿足總需求。”3這表明,經濟停滯的因素早已根深蒂固。幾個月後他在《金融時報》上的一篇文章《為什麼停滯有可能成為新的常態》(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說:“我們需要改變這樣一個假設,即假設常態的經濟政策和條件總會收穫成果。”4
薩默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評論被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收錄整理並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部落格上。對於保羅·克魯格曼來說,“經濟面臨長期停滯……已經不只是暫時的狀況,而是已經成為常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只是為了經濟的增長,總體來說還是需要金融泡沫和經濟浪費的。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現在知道2003-2007年間的經濟擴張是由泡沫所驅動的。在90年代後期的經濟擴張你也可以認為是這樣,事實上你可以說'雷根擴張'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是由失控的儲蓄機構和商業地產的巨大泡沫所驅動的。”5
換句話來說,根本問題是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引力,把經濟引向緩慢增長或者停滯,薩默斯強調說,正因為如此,2007年之前的巨大地產泡沫也“只能夠驅動溫和的經濟增長”。6
薩默斯和克魯格曼都未能對長期停滯做出理論性和歷史性的解釋。不僅如此,他們僅僅關注了流動性陷阱即利率幾乎到達零的情況——流動性陷阱使得將來通過降低利率的貨幣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變得愈加困難7。然而,他們心非常清楚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會導出什麼樣的政策結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增加各種支出,從而使經濟運作起來,首先是要擴大政府開支,但要以激發私人投資的支出為目標。從這些方面來考慮,不僅政府大量的赤字開支能夠幫助實現更快的增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公私兩方面的“奢侈”開支,甚至是金融泡沫(到目前為止泡沫並沒有給整個體系造成不穩定),也都能夠幫助實現更快的增長。在此借用克魯格曼的一句話:“私人支出不管完全的還是部分的浪費都是件好事,除非它會以某種方式給未來留下麻煩。”8想要擺脫危機,就要給整個經濟一種人為的刺激——即使冒著未來會帶來遠期麻煩的危險。
很清楚的一點是,這個體系先前的一些經濟辯護士如今卻給出了消極的評價,即停滯深深紮根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之中。而浪費和金融泡沫在這個背景下,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合理的”了。上述這些情況,很自然地促使人們去尋求更深刻的解釋,解釋清楚長期停滯,解釋清楚長期停滯與當代金融擴張之間的關係。

停滯和資本的金融化
為了更加全面地找到“停滯金融化”這對矛盾的根源,我們就有必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關注資本積累。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這篇演講中的論證可以作為一個有益的歷史起點,這次演講作於1980年5月,是在羅納德·雷根的當選總統6個月之前。當時斯威齊宣稱美國陷入了資本積累的長期危機中,這個結論背後的論證邏輯是:
“...理出一條思想線索:由米爾·卡列斯基(Michał Kalecki)所開創——在約瑟夫·施泰因德爾(Josef Steindl)50年代早期的作品《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中完整地加以表述——在保羅·巴蘭(Paul Baran)與我的書《壟斷資本》(Monoply Capital)(1956年開始寫作,1966年出版)中給出了簡化的版本。我認為這個理論的最佳表述是'積累過剩'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發展出了壟斷資本主義,而在壟斷資本主義當中存在著一種強勁的、持續性的、不斷增長的趨勢,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要多於所能找到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在這種情況下,其結果就會是像凱恩斯的一些追隨者如阿爾文·漢森在30年代所提出的那樣,產出與收入的增長速度會下降或放緩,同時失業率上升,產能利用率下降。這種情況反過來會抑制投資、抑制經濟增長。我剛才說這樣的趨勢是持續性的且不斷增長的,理由是壟斷的過程——馬克思所謂的“生產的集中 ”——本身是持續性的,它是資本主義在整個本世紀的歷史特點,今後也還會如此。我們可以總結說:經濟越是被壟斷,停滯的趨勢就越強。”9這意味著關於資本主義和增長的傳統觀點,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需要被完全改變,不再是把急劇增長當作常態、把經濟危機當作例外,相反,“停滯是常態,好的時期則是例外”。因此,最需要在理論上加以解釋的,不是經濟危機和緩慢增長時期,而是“被支撐起的擴張和上漲時期。”10
造成停滯趨勢的核心矛盾,是由於生產中產生的巨大剩餘價值無法被吸收。這首先體現在資本積累過程的延宕,資本積累過程面臨著投資獲利道的持續缺乏,而這種缺乏則是由於經濟中壟斷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這種壟斷程度加深對價格、利潤、產出、收入和需求的影響。11
導致停滯趨勢的不僅僅是壟斷資本,還有漢森所提出的工業的成熟度的問題。漢森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後來被斯威齊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進行了擴展。工業化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發展建成了生產的兩大部類:第一部類(製造生產資料)和第二部類(製造消費品)。因此,積累起來的巨大資本存量在很少的淨投資(即超出廠房和設備的折舊的投資)的情況下,就足能滿足幾乎所有常態的經濟需求。正如漢森所說,這標誌著“資本匱乏”社會到“資本充裕”社會的變遷。長期的影響,則會惡化剩餘吸收(surplus absorption)的總體環境。12
因此,經濟越來越依賴於原本外在於私人積累過程的刺激因素加以推進,包括政府開支、經濟浪費和重大科技創新(特別是劃時代的科技創新比如說汽車)。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斯威齊總結出了6個因素,這6個因素對於私人積累的常態運行而言是外在的,但在二戰後初期它們對經濟起到支撐作用:(1)美國至高經濟霸權的崛起,這為世界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擴張提供了平台,並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發展;(2)在戰爭期間美國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費者流動性(儲蓄);(3)對遭受戰爭破壞的歐洲經濟的重建;(4)由於戰時經驗而產生的新技術,包括電子設備和噴機;(5)隨著50年代州際高速公路網的建設而出現的美國經濟第二次汽車化浪潮;(6)冷戰期間軍事化和帝國主義的加速,其中包括在亞洲地區的兩場大的局部戰爭。
這些都是吸收剩餘資本、並在一段時間內提升私人積累的強大外部力量,但都“必然都受制於收益遞減規律。或者換句話來說,這6個因素為全球資本積累過程獨自或共同提供的刺激,遲早是會衰減的。”經濟趨勢正好在“越南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轉向下行,這不只是巧合,“合乎邏輯的結論是,1974-1975年的周期性衰退比戰後任何一次衰退都要更加尖銳”,並且這次衰退表明停滯作為一種持久的力量,再度出現在美國和世界經濟當中。13
當斯威齊1980年春天演講《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時,還沒有跡象表明存在某種在短期內迅速解決停滯(當時稱為滯脹,因為同時出現的停滯和通貨膨脹)的辦法。雖然在雷根當選後不久開始了所謂的“第二次冷戰”,開始擴張軍備,但這還不足以加速積累引擎;像大蕭條所導致的那種提升了德國和美國經濟的全面戰爭,在核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在這個時代,即使是像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大的帝國主義戰爭,也無法實施了。
其他有可能經濟刺激的來源,就只能是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的擴張了。根據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所闡發的理論,FIRE的擴張能通過部分吸收剩餘資本來刺激經濟體系。14 然而,在1980年的春天通過金融的快速增長來大力刺激經濟看來不太可能。諷刺的是,斯威齊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引用的不是別人而正是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話,格林斯潘一個月前在《挑戰》(Challenge)雜誌3月-4月號上論述說,經濟體系已經瀕臨連鎖的債務違約,非常危險,並且預測房地產市場在價格飛漲之後會有一次暴跌。15
然而在接下來幾年當中,有越來越多跡象表明,美國經濟發生了一次巨變。美國發生了一次金融爆炸,這標誌著經濟體系運轉的一次質變——斯威齊在90年代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16從馬克思主義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批判的角度來看, 這個過程背後的基本邏輯是十分清楚的。17面對投資道的短缺,企業和財富所有者獲得的剩餘資本越來越多地流入金融部門,尋找與使用價值之生產無關的投機的機會。金融機構提供出花樣繁多的金融工具,期貨、期權、金融衍生品,被日益增長的海量債權槓桿所放大的貨幣市場計劃,都可以進行各種打包,這樣金融機構就可以吸納增加出來的投機需求。中央銀行是最終貸款機構,人們普遍預期,只要整個孱弱的金融體系一有信用緊縮或金融崩潰的危險苗頭,央行就會干預。這個新的金融體系迅速推廣到全球,它凌駕於生產之上,按自己的一套邏輯運行。
在1983年的5月,哈里·馬格多夫和斯威齊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題目是《生產和金融》(Production and Finance),該文認為當時所發生的金融爆炸是抵消停滯的主要因素,金融爆炸表明歷史進程當中有了一次質變——因為在經濟減速(與商業周期的頂峰正相反)的條件下從未發生過大的、長期持續的金融擴張。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認為,當時在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基礎之上,正在出現一個龐大的“金融上層建築”。並且,上述這整個過程很可能會持續很久。18
兩人也提及了日後人們謂之曰“財富效應”的那種現象,也就是金融資產升值對奢侈品消費產生刺激,他們指出:
近幾年來……金融部門能夠在生產部門持續停滯的情況下處於繁榮狀態。當出現這種現象時,金融部門對生產部門的有利影響,就並不局限它通過自身更多的就業和更多的利潤來為後者的產品提供更多的需求,它對後者還可以有直接影響,這種直接影響來自於整個經濟體中家庭和企業所持有的金融資產的升值。《摩根擔保研究》的三月號中估算,'消費者手中持有的股票、債券和流動資產的價值在1982年後半年間升值了至少5千億美元。'這明顯是金融部門的運作的結果[因為那個時候經濟依舊不景氣]。這應該會對消費需求造成一定的刺激影響,儘管在當前的整體經濟環境下這種升值也會慢慢下降而不會按部就班上升。”19
財富效應帶來的促進作用既刺激了財富所有者的消費需求,但也得看到它會增加個人負債——大多數工人的實際收入停滯,但房屋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和學生債務等等可以使得他們的支出增加。各式的債務如果量少的話,當然是保持經濟體系運行順暢的必需,但它們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各類債務在1980年佔GDP的150%,到“大衰退”【編者註: 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所爆發的那次衰退】開始前,已經增加到GDP的350%以上。20 在此期間,家庭負債佔GDP的份額從大約45%升至95%。為增加投機工具而產生的債務槓桿的巨大擴張,其份額已經遠超於作為其基礎的“實體經濟”,這是這些年來發生的金融化過程的本質。
對蕭條與金融化之間辯證關係的所有論述都被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收錄在1987年出版的《蕭條和金融爆炸》(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一書當中——就在這一年,雷根總統任命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21就在這一年,發生1987年股災,整個世界經濟為之震動,瀕於全球性的崩盤,金融局勢面臨背水一戰,格林斯潘所領導的美聯儲在金融危機的第二天早上發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聲明,指出“美聯儲已經準備好提供流動性,來支撐經濟和金融體系”。22美聯儲用印鈔權來為之背書,避免了市場全面崩潰。
然而這意味著未來問題會變得更嚴重。這一點天數已定,因為金融化是對抗停滯的一種途徑,但它會加劇經濟體系的結構性危機,它沒有消除停滯的根源。在1987年股災一周年之際, 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說:
現在看來,金融體再發生一次崩盤顯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你也許會問,當局就不會挺身而出在危機得逞之前就把它扼殺掉嗎?對,當局當然會出手。現在當局出手已經是標準的操作流程了,我們不能排除當局再次出手可以像87年股災後一樣取得成功,但這種成功本身是在很含混的意義上說的。就算有這種所謂的成功,我們也會再次經歷這整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會更加嚴重、更加不穩定。這樣,在下一次崩盤或者再之後某一次崩盤,當局出手終究會不再成功……到那時,就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境況,我們就會面臨從這前所未有的境況當中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 23 
今天,無可否認上面的論述已成為現實。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擴張是由金融泡沫所推動的,這種擴張會導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機,但在危機遍及整個體系之前基本是被包藏著的。從1987年股市崩盤到金融大危機的20年中,已經有了嚴重問題的跡象:80年代末的儲貸銀行醜聞;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同期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還有2000年網絡經濟的泡沫。24 來自預算和政策要務中心(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的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描述近幾十年的經濟狀況時提到:“最近幾個商業周期的特點是無法擺脫洗髮週期——起泡沫,泡沫破裂,重新起泡沫。”25
由於2000年網絡經濟泡沫已經破裂過,由於美聯儲和其他國家央行多年來向經濟體系中入足夠的流動性從而扭轉了大部分財產所有者的危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軍事開支激增和房地產泡沫增長的助力,當時還只是美聯儲委員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4年開始鼓吹“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代表著中央銀行駕馭商業-財政週期的顯著能力。26 兩年後,即2006年,伯南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立即上調利率,導致了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並終結了人們對“大緩和”的所有幻想。
結果就像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所預先警告的那樣:“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境況,……從這前所未有的境況當中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儘管在把大量納稅人的錢被投入企業的口袋之後,徹底崩盤得以避免,金融財富總的來說被保護下來,但損害畢竟已經造成。金融體系最終穩定於一個高位,固定資產得以維持,但銀行放貸減緩,並且由於資本形成【編者註:Capital Formation,即投資生產出新的生產資料】持續疲軟,這就阻礙了再度出現大泡沫來推動經濟。貨幣政策在零利率(流動性陷阱)的條件下是極度失效的。結果就是在“實體經濟”中的潛在停滯逐漸浮出水面,看來只有進一步的金融泡沫能施以援手,但目前的金融泡沫本身已經陷入困境。
金融化浪潮的大小可以見圖一,圖一展現了非金融和金融企業債務佔GDP百分比的變化趨勢。即使非金融企業債務占美國GDP的百分比在80年代開始有大幅度的上升趨勢,但金融企業債務(就銀行、保險公司、退休基金、代理機構、抵押貸款機構、對沖基金而言)的飆升,才是1980年到2007年間金融化浪潮的主流,並且主要是後者才促進了經濟緩和,這期間多數年份的長期經濟增長是下降的。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金融公司債務從GDP20%增加到令人震驚的116%。而20072009年間金融負債佔GDP百分比的急速萎縮,則使得能夠矯治停滯的金融化自身變得弱化,這種情況持續至今。
圖片1
圖一:非金融和金融企業債務佔GDP的百分比
                             淺色線:金融企業債務
                             深色線:非金融企業債務
我們所謂的“停滯-金融化”陷阱,它作為近幾十年經濟史的特徵,正是由上述這種情況所導致的。27過去幾十年裡要是沒有金融泡沫的話,資本主義的增長無疑會減緩。但是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樣,金融泡沫也會一直擴張,直到最後破裂,並且當這些泡沫破裂的時候,停滯就會再次出現。
長達幾十年的金融化浪潮看來目前已經急劇減緩。特別是金融企業已經減少了它們的債務槓桿和貸款佔GDP的份額。因此,儘管金融體幾乎完好無損地得以倖存,財富也仍然在金融部門繼續積累,但這可以看作是金融化過程一個相對的下滑,減輕了其近幾十年來作為經濟的主要刺激者的作用。正如我們在2009年的書《金融大危機》中所說的那樣,2007-2009年的崩盤所揭示的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是一個“金融化的總危機”的問題,在這個總危機之外還“隱藏著停滯的幽靈”。28
上述這一切說明,這個過度積累、不平等、危機和停滯的體系之中,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內部機制。從這一方面來說,金融資產的膨脹作為近幾十年經濟史的一個特徵,可以看作是由生產本身停滯的趨勢所導致的——因此,停滯才是今天我們需要關切的主要經濟問題。29

如今的停滯是什麼樣子
如果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如今由於金融化過程的減弱或至少暫時減弱,其陷入停滯這一點已經是很顯然的了,那麼,我們還有必要來更深入考察一下停滯意味著什麼。雖然金融危機在最近的經濟文獻中已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是人們對經濟停滯及其影響,還理解得很不到位。
從工人階級的視角來看,停滯表現為就業困難,工人不漲工資或工資漲得慢,但要注意,企業的上層職員和一些專業技術人員情況與此相反,這一點我們在《美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作過討論。30就業市場的變化表明經濟停滯的回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官方失業率平均是4.6%,而1970年到今天,失業率平均達到6.4%。除了失業增加,不充分就業也增加了,職工總數的增幅也更加不穩定。
既然經濟體系的趨勢是要擴大流向企業和財富所有者的剩餘(價值),那麼可以想見,收入和財富將會更加集中。事實上就產生了一種惡性循環:(1)由於企業和富裕家庭所持有的剩餘不斷增加卻無法被吸收,從而就降低了增長率,導致了停滯。(2)既得利益者為了應對經濟放緩,就會竭盡所能提高他們佔有社會產品的份額,以維持其個人資本的回報率。(3)這就導致了在經濟金字塔頂端的剩餘集中變得更大,從而加劇了剩餘吸收的總問題。
經濟放緩——或者某些人所謂的“大停滯”,這個術語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就這樣使得財富所有者佔有了更大塊的經濟蛋糕,而工人只得到很小塊。31這一點不僅可見之於收入和財富的統計數據,而且飢餓人數增加、健康狀況下降、無家可歸人數增加、個人破產和抵押貸款違約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失去房子等等,也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對大部分工人階級,特別是作為勞動後備軍的大量的失業者和的未充分就業者來說,這些年是非常困難的時期。經濟衰退期間所減少的就業崗位要恢復起來非常慢,這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問題,導致所謂的“缺少就業崗位的復甦”(見表1)。最近幾次衰退之後,經濟都增長了,但並沒有很快創造出足夠的就業崗位,來滿足想要工作和需要工作的人。每個恢復階段,都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來恢復衰退期減少的就業崗位,這個現在過去三十年中愈演愈烈。
圖片2
表一:恢復經濟衰退期間所減少崗位所用的年數
左欄:經濟衰退開始的年份
右欄:恢復就業崗位所用的年數
註釋:在寫作本文時,所減少的崗位還未完全恢復

如果比較衰退期之後GDP的增長,可以看到相同的趨勢。在二戰後的二十五年間,三大經濟體從衰退中迅速恢復,也使得工作崗位迅速恢復。但在最近三次衰退以後,經濟恢復遲緩,這三次恢復分別開始於1990年(存貸銀行危機之後)、2001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後)、2007年(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
比較20世紀50、60年代和隨後幾十年裡的經濟增長,實際GDP【編者註: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的增長率在50、60年代高於4%,到70至90年代則下降到3%左右,在21世紀頭十年下降到不足2%。(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30年代實際GDP的增長率平均為1.3%。)GDP是每季度都有報導的,這樣就可以從中分辨出短暫的急劇增長。因此我們可以確定,GDP的年度增長率下降,並不是因為這些年間增長緩慢的季度變多了,而是由於增長急速的季度變少了,在那些增長急速的季度當中,資本能夠高速積累。實際GDP的高增長率在20世紀的50和60年代是非常常見的,其間有35%-40%的季度是急速增長的,而相比之下70和80年代只有20%-25%,90年代是10%,在21世紀十年不到4% (見圖二)。
圖二:實際GDP(與上年同比)增長大於等於6%的季度的比例
美國經濟分析局估算了各領域對GDP變化的貢獻。為了使下一個時段生產出比此一時段更多的商品和服務(GDP),下列這幾個領域的總的效應必須為正(增加):
A. 企業在工廠和設備方面投資的資本(投資本身創造就業崗位, 而投資本身俱有乘數效應,為了利用新增的生產力,會相應地有擴建或新建的企業來僱傭工人)和存量資本的總和。
B. 民眾在日用消費品、服務和住房等方面的個人花費。
C. 商品和服務的淨出口。
D. 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費和投資支出。
換句話說,GDP的變化是A+B+C+D變化的總和。總需求的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C項淨出口除外)可以見圖三,圖三涵蓋了從1990年至今最近三次經濟衰退期所在的時段。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圖三中各線都依據當年價格)很少下降,但扣除通因素之後實際就是下降的了。正是實際GDP的下降才能界定衰退。但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即使是名義GDP也下降了。我們可以區分出沒有增長、緩慢增長、溫和增長和急速增長的時段,並估計出三個領域對GDP的貢獻。(特別需要注意,這些統計數據都是事後給出的,因此我們無法事先從中得知因果聯繫,例如不能指導我們採取和實際的儲蓄/投資相反的做法。)
圖片4
圖三:GDP、政府支出*、個人消費支出、私人固定投資支出指數(1990-2013年)
淺色實線:個人消費
深色實線:個人固定投資
點狀虛線:政府支出
線段虛線:GDP
註釋:政府支出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總額。

儘管個人消費非常龐大,約佔GDP的三分之二, 但它在各個時段變化不大,與之相比投資則變化很大(圖三和表二都清楚表明了這一點)。政府支出(地方、州和國家政府)對經濟的貢獻墊底。然而,這個“底”從大衰退以來佔GDP的比例卻還降低了,因為緊縮削減被用得越來越多,限制了商品和服務的公共開支增長。(需要注意,包括失業補償在內的轉移支付,是不含在圖三所示的政府消費和投資支出裡面的,因為他們只是從私營部門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分,不屬於政府自身支出。但是,這種轉移的存在有助於支撐消費,從而對經濟低迷時期的總體有效需求有所幫助。)
圖片5
表二:實際GDP季度增長的百分比(1947-2013年,以當年價格計算)
第一列:實際GDP增長范圍(與上年同比)   
第二列:國內私人總投資
第三列:個人消費
第四列:淨出口
第五列:政府支出(聯邦國防支出)註釋:從1947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267個季度中,有15%的季度實際GDP增長< 0%,有17%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01.9%,有29%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2%3.9%,有17%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4%5.9%,有22%的季度實際GDP增長>6%。按當年價格計算,整個時段內實際GDP增長平均達3.2%,其中國內私人總投資的貢獻為0.8%,個人消費貢獻平均為2.1%,淨出口貢獻平均為-0.1%,政府支出貢獻平均為0.6 %(其中聯邦國防支出為0.2%),私人存量資產變動貢獻平均為0.1%
雖然個人消費和政府支出非常重要,但私人投資對實際GDP增長的貢獻變化最大,是影響其未來增長前景的最關鍵因素。在經濟衰退期間私人投資的下降也就拉低了GDP的增長。反之,在經濟復甦期間急速增長的個人投資刺激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增長。

剩餘吸收和資本投資
企業投資或曰資本積累雖然幾起幾落,總的說來也還是放緩了,普遍低迷許多年的一個原因是經濟中的閒置產能。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時期,製造業的產能利用率保持在85%左右。但在80年代下降至約80%,而在90年代只是略微上升到大約81%。在過去的十年裡(至2013年)跌至平均75%。產能大量閒置的企業與通常不會對新產能進行大的投資。32
因此,美國企業在國內外坐擁上兆美元(海外美國跨國公司估計持有2美元,因為稅收的關係這些錢不會流回國內)。美國公司手裡的這堆現金或相應額度的資產從1995年到2010年每年積累10%,產生了近5美元的儲備,大約相當於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33 2013年第四季度,各公司的稅後利潤佔GDP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11.1%,大約是90年代平均佔比的兩倍,這已經使得《華爾街日報》出來表態,高利潤率伴隨低投資是經濟的一個大問題。34
有一點可以說明剩餘吸收、特別是涉及到投資機會的剩餘吸收的問題現在已經變得有多嚴重,即過去的十年美國的私營企業經濟的營業淨盈餘(扣除了大部分成本和折舊)平均佔GDP的24%,在2012年已經超過4美元。35
當企業真正來用這筆錢而不是簡單地積累現金,它通常會去向股東分紅,會去收購其他公司,要不然就懷著抬高股價的目的來購買公司股票:這純粹是投機。2013年各企業動用了7550億美元來回購股票。36 巨大的經濟剩餘未能被吸收而被用來做投機,這就意味著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會比其可能的增長率來得低。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如果企業仍繼續投資的話,是會使勞動力閒置、單位生產成本降低、企業所擁有的總剩餘增加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發生的資本形成,是無法使經濟擺脫整體低迷的。
資本的過度積累使得資本本身成為阻礙自己發展的屏障,但過度積累是一個總體趨勢,而且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因此很自然可以得出說,作為經濟引擎的投資,它在此期間增長趨勢會大幅減緩。實際非地產固定資產投資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從60、70年代到現在都在下,特別是在建築和設備上的投資(見表三)。
圖片6
表三:實際私人非地產投資總額的平均年增長率,1960-2013年(百分比)
第二列:總值
第三列:建築
第四列:設備
第五列:知識產權產品
 
應該強調的是,上表所指的是非地產投資總值,其中的資本支出包括折舊基金和新增淨投資。同時,投資總值總的來說已經停滯,非地產固定投資淨值的佔比下降,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平均要佔總值的將近40%,在過去(有案可查的)十年(2003 -2012)下降到了不足16%——這個現被稱為“淨投資萎縮”。37投資總值越來越多地是被用於折舊基金,僅僅是為了替換消耗的舊廠房和設備,用於新增淨投資的是越來越少了。由於替換性投資所帶來的新廠房和設備肯定比舊的更有效率,其結果是在新增淨投資很少或根本沒有的情況下,生產能力就擴大了,大大限制了新增淨資本形成的道。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過度積累的總問題在惡化。38

有出路嗎?
現在還根本無從知曉美國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會在什麼時候、通過何種方式來突破停滯-金融化陷阱,可能根本就突破不了。薩默斯在2014年1月的《華盛頓郵報》上說,“以長期經濟停滯為特點的經濟,可能本身就是傾向於出現泡沫。”39這意味著如果缺乏其他外部推動力量,經濟的趨勢就是會在完全停滯和金融繁榮之間來回搖擺,金融繁榮伴隨著猖獗的投機,會產生一段時間的溫和增長,直到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而這時原先被一定程度上擱置的停滯就會再次登場。
新增的資本形成是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是能對未來增長發揮最大影響力的部分,但它萎靡不振。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企業把大部分開支用於折舊基金,而不太願意新增產能。儘管一種或一組新技術可能會導致停滯的突破,但這樣的新技術必須得是足夠重大,對經濟的影響範圍必須足夠廣,這樣才能造成大幅度的經濟內驅式增長,大幅度地創造就業。
電腦和數時代的其他創新無疑改變了我們交流、工作和購物的方式。然而當著新型企業在此類技術基礎上逐步形成,這些企業卻並不會僱傭大量的員工,這和以前的變革性技術(例如如汽車)形成了對照。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中寫到:
大多數網活動不會創造像以前的技術突破所創造出的那樣多的就業崗位和收益。當福特和通用汽車在20世紀早期逐步壯大時,它們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並把底特律建設成了美國一流城市。今天Facebook創造了許多窺探的快感,但該公司沒有僱傭很多人,也並沒有為Palo Alto【編者註:Facebook總部所在的小城】作多大貢獻,大量'工作'或多或少都是由軟伺服器自動運作的。甚至可以說,真正的工作是由用戶來做的,他們在空閒的時間以休閒的方式做了這些工作。”40
2013年蘋果在全球已僱傭了約80000名員工,谷歌(其主體企業,不含摩托羅拉和其他子公司)僱傭了約40000名員工,Facebook僱傭了約4600名員工。41 2014年初,Facebook花了190億美元買下WhatsApp公司,後者是一個擁有五十五名員工的移動信息公司。事實上,電腦、智能手機和先進的機器人消滅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要直接取代人,要是通過業務外包來取代人),而為了生產這些東西所直接創造出的就業崗位,多數都是位於其他國家的。大型電子零售商也會造成就業崗位的大量淨流失。“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對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華盛頓,實體零售商要獲得一千萬美元的收入需要雇傭47人,亞馬遜則只需僱傭14人。 ”42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估計,隨著人工智的發展和移動機器人的發展,美國大約有一半的就業崗位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受到威脅。43無論這些技術創新對就業的淨效應如何——現在看來是負效應,而且是變得越來越負——它們都無法使得經濟增長再次走上快速軌道,力度廣度不夠,作用形態也不對路。
德國經濟相對比較強勁,部分原因是德國成功實現了淨出口。但是不可能所有國家都成為淨出口國,這在邏輯上和數學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國自80年代初以來,除了90年代早期一個很小的時段(那時正好趕上經濟衰退),一直都是商品和服務的淨進口國。
前文已經說過,停滯的某種臨時性的“解決辦法”是金融體系的再次擴張,但是危機的影響仍揮之不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金融問題的主流觀點是:一段時間的“緊縮”是必要的,有了緊縮,“實體經濟”中的現金流就會重新系統性地流回金融部門,增加金融部門的流動性,同時金融會在一段時間內緩慢地去槓桿化,資產負債比會增加。這樣一個總體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減少政府債務,從而加強國家的能力,發揮金融精英眼中國家的主要作用:作為企業的最終貸款人,並被認為“規模夠大不會倒閉”。假設總的資產負債比發生的這種變化最終能夠給經濟帶來又一段時間的金融性擴張,但是,這樣的金融重組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會以多種方式造成消極影響,加劇體系中的過度積累趨勢——同時未來的泡沫可能會比以前更大、更危險。
改革派則傾向於認為,金融改革是對這些問題的直接解決辦法,改革包括對金融體系進一步監管——這種觀點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認為最近的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過度投機行為,而不是在於資本積累過程本身的弱點。這種觀點未能認清金融化浪潮在80年代到2007年間對提升經濟所起的作用。在這個時期,放鬆金融監管並非如某種觀點所認為的那樣主要是單純的貪婪和腐敗的產物,同樣,放鬆金融監管也不是簡單地基於錯誤的經濟原理,毋寧說,放鬆金融監管的目標就是把現有的金融泡沫進一步擴大。沒有哪個金融監管者希望有大的金融泡沫在他們的監管之下破裂——因此當金融機構要求放鬆監管以便給他們更多的空間,允許他們向新的、以前受限制的市場發展時,它們得到了所有想要的,而且常常比它們所要的還多得多。
托馬斯·帕雷(Thomas Palley)在《從金融危機到停滯》(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中把這種情況叫作“金融改革悖論”,因為這種改革實際上“過度地依賴於停滯的趨勢……通過限制[金融]繁榮……來來穩定[金融]體系……”克魯格曼直言不諱地說,“即使改進後的金融監管也不必然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它可能會在增加支出無論如何都對經濟有好處的情況下,抑制不負責任的借貸”。這些都造成了對放鬆金融監管的度性偏好,抵制了有效的改革。44
那麼,我們的意思是說什麼都做不了嗎?遠非如此。我們的觀點是說,在總體的結構性危機惡化、減弱了純粹改良性的解決辦法的效果的情況下,就不存在能對體系適用的簡單選項。儘管一些人倡導凱恩斯主義的增長路徑,政府提高有效需求從而引導促進就業——如今最受歡迎的版本是政府支出於環保崗位和替代能源技術上——但這種路徑從今天高度金融化的資產階級和世界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不再是一個可接受的政策了。45
今天的財閥體就是食利者獲勝(毋寧用凱恩斯的話說,是被安樂死)的體系,這個體系統治著國家和經濟。46正是在這個體系當中,跨國公司所實施的全球勞動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成了全世界的生產規則——這種套利是說,把工廠搬遷到世界上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區,而這就使得帝國主義租金【編者註:imperial rent,指發達資本主義憑藉其壟斷地位,從資本主義外圍(落後國家)攫取的超額利潤】被少數巨頭公司所佔有。47在這種條件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就業增加導致總需求和總利潤的增長,總需求和總利潤的增長導致充分就業的經濟——很少有用武之地。
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被看作是對資產階級的威脅,因為這增強了工人的力量。48這從資本主義角度來看是一個不祥之兆,凱恩斯的年輕同事、劍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有一個著名的評論:“有能力和意願改良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缺陷[例如持續失業]的政府,就一定會有意願和能力去完全廢除這個體系。” 49
國家旨在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則構成了另一個改革策略,人們通常是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從促進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來論證這個策略,但這個策略也是面臨著許多同樣的矛盾的困擾。低收入家庭所要花費的收入比例通常要比非常富有的家庭高,因此如果通過稅收和社會工程或通過增加工資(這將減少流向富人的利潤份額,但如果經濟擴張則不會減少總利潤) ,讓錢從富人手中轉移到低收入工人手中,經濟從理論上說就能夠受到刺激。儘管增加最低工資在政治上似乎是可行的,並且這會幫助約1600萬工人,但這種增加就算實施了,和經濟總量比起來也規模太小,無法對收入分配造成顯著影響,更不用說刺激總需求了。試圖經由現有秩序來實施改良,例如增加高收入群體稅收並把這些資金用於社會,就只能對體作溫和改革,完全避開核心問題即具有階級性根源的資本積累。因此,即使採用了這些改良,最終也無法成功——除非去關注過剩吸收的問題。不用說,試圖達到收入平等的任何舉措,都是和工資-利潤體不相容的。
資本主義的矛盾則是這個體系可以接受的,或者說矛盾是符合體系的邏輯的。但現在矛盾無法擺脫,並不是說由下層反抗所造成真正徹底的變革就無法實質性地提供一個更好選項。事實上,正如伊斯塔法·梅薩羅斯(István Mészáros)在《超越資本》(Beyond Capital)所評論的,在當今社會中我們所需要的“建立社會控制新制度的那條路”,“必須經過從資本力量中獲得徹底的政治解放”。50這意味著與體系不一致的其他政治-經濟邏輯也要被納入考察範圍。那麼,這種徹底的措施,它們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非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會是什麼樣子的呢?51
托馬斯·皮克提在其頗具影響力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論》中,把他所認為的當今經濟的關鍵矛盾,(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稱為“無限積累的原則”。正是這個原則推動了資本主義當中無盡的積累,而這種積累導致了今天“高度集中的財富”和因此而產生的所有不合理現象。皮克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用的烏托邦”就是設計一個“全球資本稅”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個人財富的年度累進稅”。52米哈爾·卡斯基在1937年首次全面論證了用財富稅來對抗壟斷積累。53今天皮克提認為,要代替反資本主義的實際革命,資本稅的策略是唯一可能。他主張這樣一種全球資本徵稅——或者在國家層面上進行類似的稅收——不僅將抑制在經濟金字塔頂端聚集越來越大的財富,抑制這種不良趨勢,而且會創造一個滿足社會需要的“社會狀態”。54
要達成這樣的結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關注原初的社會目標,即把人和環境的最基本需要置於利益之上。而上述“替代停滯的方案”,即是指“為失業的人們提供工作,為飢餓的人提供食物,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所,為我們所有人提供足夠的醫療保健、收入保障和良好環境”。要實現這部分人、那部分人以及全民的目標,是其他的一些利益只能是處於從屬地位。55
從歷史上看,美國在其後期出現過這樣的要求,羅斯福新政當中比較激進的部分即“經濟權利法案”,就是沿著這種思路提出來的,60年代的民權運動當中,1963年的向華盛頓進軍也導致了1965年通過“自由預算”(Freedom Budget)。最近保羅·勒布朗(Paul Le Blanc)和邁克爾·耶茨(Michael Yates)在《為所有美國人服務的的自由預算》(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一書中,試圖在當初那個預算的基礎上復活這種思路。他們提出了十二個基本目標,這些目標必須得要求一個我們時代的“新自由預算”:“(1)充分就業;(2)所有僱員具有充足的收入;(3)那些不能或不應該工作的人具有穩定的適量的最低收入;(4)充足和安全的住房;(5)所有人獲得衛生保健;(6)所有人獲得教育機會;(7)安全和廣泛的交通基礎設施;(8 )安全和廣泛的社會福利;(9)所有人獲得食品安全;(10)可持續發展的環境;(11)所有人具有自由而不斷豐富的文化(藝術、公園、體育、娛樂);(12 )減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以確保上述目標的實現。”56很明顯,這就要求需要社會非軍事化,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制度。
勒布朗和耶茨認為,在美國的環境下要進行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單純從財政上說完全可以。他們援引經濟學家琳達·比爾默(Linda Bilmes)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估算說,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上花費了3美元;而他們指出,為了應對大衰退所作的財政刺激,聯邦政府的支出是數千億美元;他們還指出,美聯儲因為金融大危機,通過高效率地印錢,向金融部門的口袋裡入了數美元的流動性。此外,還可以改變幾十年來對削減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做法。57
然而,今天的力量對比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偏向資產階級,這就保證了不會發生自上而下推進上述目標的舉動。沿著那些目標方向上的徹底變革,必將主要源自底層,並且必須要有鬥爭,要有具備了革命性思想的鬥爭。
全人類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再現為一種世界歷史力量的,所以實際上從資本主義本身所提供的更廣泛的歷史視角來看,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也是可預見的,這種變革來自於由普遍必然性所驅使的群眾性行動。這種針對體系的激進反抗可能最初源於南方世界(湯比所謂的“外部無產階級”)。但中心的廣泛高潮(“內部無產階級”)也是必要的。58如果通過這些鬥爭使遊戲規則得以改變,或者遊戲本身被取代,那麼,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將會出現,這個世界中的社會具有以前無法想像的可能性。
不過我們需要補充說,在當今世界,這樣的大的社會變革在一定程度上將不得不受到限制,變革必須受制於地球環境所決定的增長極限。在資本主義“要增長要滅亡”的體系當中,積累必須快速擴張,以便對勞動力保持充分需求,從而實現近乎充分就業的經濟。然而,經濟增長給地球造成了額外的壓力,並且正因為這個原因,永遠增長是不可能的。一個增長率對“健康”的經濟來說太低,同時對維持和地球的可持續關係來說又太高,這之間存在一個矛盾,但這並不是我們的分析有矛盾,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這個矛盾也向我們強調了一個事實,唯一擺脫世界當前困境的出路,是徹底的體系變革。59
因此,我們的時代危機有兩個來源,我們把這兩個來源放在一起來考察,世界歷史性變革的新時代就是必需的了,這個變革不僅解決經濟停滯對工人的影響,也解決對所有生物來說最緊迫的問題:人類和無數其他物種居住的地球正在快速毀滅。在這種情況下,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務的無限積累原則,就要讓位於為所有生物服務的充分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enough)——這一原則將會貫穿“人類世世代代”。60
註釋:
1. William Morris, “The Depression of Trade,” in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3.
2.有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詳見Costas Lapavits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 Verso, 2013), 288–300.
3. Lawrence Summers, Speech to the  IMF Fourteenth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 November 8, 2013, http://larrysummers.com; Alvin H. Hanse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38), 289; and “The Stagnation Thesis,” 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d.,  Readings in Fiscal Policy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1955), 540–57.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Is Stagnation?” in Robert Cherry , et. al.,  The Imperiled Economy: Macroeconomics from a Left Perspective  (New York: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 59–70. On the origins of the stagnation debate in the 1930s see William E. Stoneman,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Garland, 1979).
4. Lawrence Summers, “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5, 2013, http://ft.com.
5. Paul Krugman, “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New York Times  blog (November 16, 2013),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
6. Summers,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7.克魯格曼討論了漢森的理論,這個討論顯得漢森理論似乎只是強調人群因素,而沒有涉及工業成熟度、壟斷和不平等問題。薩默斯和克魯格曼都認為,流動性陷阱是一個永恆的問題,停滯主要是部分投資者對負利率的長期預期的結果——這並沒有給出真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把問題往前追溯了一步。克魯格曼還提及了羅伯特•戈登關於創新削弱的論述(Robert Gordon, “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315, August 2012, http: //nber.org.)。上述論述當中,都沒有論述資本積累這一基本的歷史問題。
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9. Paul M. Sweezy, “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  Monthly Review  32, no. 5 (October 1980): 2–3.
10.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3.
11.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enryk Szlajfer,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12. Hansen, “The Stagnation Thesis,” 551–52; Paul M.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36–39.
13. Sweezy, “The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4–6; Paul M. Sweezy, “Why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34, no. 2 (June 1982): 7.
14.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139–41.
15.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6–7; Alan Greenspan, “The Great Malaise,”  Challenge  23, no. 1 (March-April 1980): 37–40.
16. Paul M. Sweezy, “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  Monthly Review  49, no. 4 (September 1997): 3.
17.哈里·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早在6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關注美國經濟中流動性的長期降低,並關注其同壟斷資本理論之間的關係。在整個70年代,他們二人將這種分析寫成許多預見性的文章,這甚至要早於我們這裡所說的“大金融化”,大金融化開始於80年代的最初階段。關於他們對這個現象的早期分析,詳見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and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End of Prosperity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8.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 Production and Finance ,”  Monthly Review  35, no. 1 (May 1983): 1–11.
19. Magdoff and Sweezy, “ Production and Finance ,” 11.財富效應這個概念——或者用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書中的說法,是伴隨著財富增加的消費減少(以資產價值衡量)——在解釋實際金融泡沫對GDP增長的影響、特別是解釋近年來基於房產財富效應的房產泡沫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見Dean Baker,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09), 18; Christopher D. Carroll and Xia Zhou, “Measuring Wealth Effects Using US State Data ,” paper presented at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Using Geographical Data, March 18, 2011, http://frbsf.org.
20.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121–22.
21.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22.美聯儲聲明,引自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44–45.根據馬格多夫和斯威齊這裡的註釋,他們的術語“崩盤”(meltdown)是用來形容1987年股災後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機的效應的。
23.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76.類似的觀點激進轉變出現在海曼•明斯基對1987年股災的回應中,這種觀點轉變使他引入了“貨幣經理資本主義”(money manager capitalism)的概念,將之作為體系發展的一個新的危險階段。見Hyman P. Minsky,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The Crash of '87—What Does it Me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Nicos Komninos, ed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risis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9): 391–403.
24.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4.
25. Jared Bernstein, “ Structural Stagnation, Bubbles, and the Volcker Rule ,” On the Economy  blog, December 10, 2013, http://jaredbernsteinblog.com.
26. Ben S. Bernanke, “ The Great Moderation ,” Address to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February 20, 2004, http://federalreserve.gov; Thomas I.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2–33, 195.
2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 4.
28. Foster an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 99.
29.關於金融膨脹,見Jan Toporowski,  Why the World Economy Needs a Financial Crisis and Other Critical Essays on Finance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43–61.
30. 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 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vol. 65, no. 8 (January 2014): 1–22.
31.據我們所知,用來描述經濟長期放緩的“大停滯”這個術語,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首次使用的,見Lester C. Thurow,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October 17, 1982.雖然瑟羅指出了傳統觀點長期以來都未能考察停滯之可能性,但瑟羅自己(除了一些非常含混的凱恩斯主義理念之外)並沒有為停滯現象提供出一個理論解釋,也沒有追溯關於長期停滯的早期理論。相反,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已然指出了“70年代[代表著]大停滯十年的開始”的現實;並且他們還指出,歷史表明通過瑟羅所鼓吹的單純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方案,是不可能克服停滯的。見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Listen, Keynesians! ,”  Monthly Review  34, no. 8 (January 1983): 1–11.馬格多夫和斯威齊那篇文章裡認為,比起用赤字開支刺激經濟,私人債務的巨大擴張更重要,然而後者不可能使經濟擺脫根本難題。最近,“大停滯”這個術語在大衰退之後變得非常流行,因為泰勒·考恩以和瑟羅相似的方式用了這個術語,見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London: Penguin, 2011).
32.產能利用率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投資決策中的所發揮的作用,可見Josef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10–11, 127–37.並參見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 107–27.
33. Richard Rubin, “ Cash Abroad Rises $206 Billion as Apple to IBM Avoid Tax,”  Bloomberg News ,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See also Juan Sánchez and Emircan Yurdagul, “ Why Are Corporations Sitting on So Much Cash? ,”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st , January 2013, http://stlouisfed.org , and “ Huge Cash Pile Puts Recovery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Financial Times , January 21, 2014, http ://ft.com.
34. Justin Lahart, “ The Next Problem: Too Much Profit ,”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ch 28, 2014, http://stream.wsj.com/.
35. 根據經濟分析局(BEA)的定義,營業淨盈餘是“一個類似於利潤的指標,表示從所增加的價值當中,扣除員工(實收)報酬、生產稅、進口稅減補貼、固定資本消耗(CFC) 這幾項成本後,得出的業務收入,但其中還沒有扣除融資成本和業務轉移支付”(BEA術語表)。
36. Cardiff Garcia, “ Birinyi: authorised US share buyback amount finished 2013 up 58% ,” January 14, 2014)  Financial Times ,  Alphaville  blog, http://ftalphaville.ft.com.
37.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5.2.5. Gross and Net Domestic Investment by Major Type; Harold G. Vatter and John F.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6–22 .
38.折舊基金和投資見Baran and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 99–104; Vatter and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 6–8, 113.
39. Ezra Klein, “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  Washington Post  blog, January 14, 2014, http://washingtonpost.com/blogs.
40.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 49–50.
41. “ Apple's 2013 Annual Report ,” October 30, 2013, http://macrumors.com; Google Investor Relations, “ Google Inc. Announces Third Quarter 2013 Results ,” October 17, 2013, https://investor.google. com; “ Facebook Will Grow Headcount Quickly in 2013 ,” January 30, 2013, http://techcrunch.com.
42. George Packard, “ Amazon is good for customers. But is it good for books?,”  New Yorker , February 17, 2014, http://newyorker.com
43. Aki Ito, “ Your Job Taught to Machines Puts Half US Work at Risk ,” Bloomberg,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44.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 76–7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45.見Robert Pollin, et. al,  Green Recovery: A Program to Create Green Jobs and Start Building a Low-Carbon Economy ,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eptember 2008, http://peri.umass.edu/green_recovery.
46.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73), 376.
4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 137-43; Samir Amin,  Three Essays on Marx's Value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67–76.
48.米哈爾·卡斯基對此作了有力的論證,見Michał Kalecki,  The Last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75–83.又見Paul Krugman,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94–96;以及John Bellamy Foster, “ 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  Monthly Review  64, no. 11 (April 2012): 8–12.
49.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RF Harrod,  The Trade Cycle ,”  Economic Journal 46, no. 184 (December 1936): 691–93.
50. 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893.
51. “勞動的政治經濟學”與“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對立,見Karl Marx,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3), 5–12.【編者註:出自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5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11, 336, 515–17.
53. Michał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5–42.對卡斯基之財富稅和壟斷積累論證的討論,見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133–36.
54.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471-92, 531-32.
55. Magdoff and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 88–90.
56. Paul Le Blanc and Michael 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224–25.
57. Le Blanc an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 232-33; Linda Bilmes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58.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 vol. 1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1–13, 375-79.
59.見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37–60.
60. Karl Marx,  Capital ,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754.【編者註: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腳註中說:“各獨特土地產品的種植對市場價格波動的依賴,這種種植隨著這種價格波動而發生的不斷變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指望獲得直接的眼前的貨幣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維持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森林是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歸私人所有,而歸國家管理的情況下,森林的經營才會有時在某種程度上適合於全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