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棻
2016年1月16日，二次大戰後台灣政經秩序的建構者——中國國民黨，一如所有政治觀察家的預期，繼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公職選舉慘敗後，再次在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會改選迎來了空前的挫敗，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和王如玄只得到31%的得票率（3,813,365票），國會也只拿下35席，比上一屆整整少了29個席次；相較之下，代表民主進步黨的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6,894,744票）當選為首位女總統，國會更取得了68個席次，強勢過半；而在2014年318運動後冒起、匯集部分具有全台知名度的社運名人，並與民主進步黨結盟的新興政黨時代力量，也擠掉其他名氣略遜的進步小黨和一些保守黨派，拿到了5席的國會席次，晉升為國會第三大黨。這次的大選結果，是繼2014年底「九合一」大選後再次驗證了318運動後台灣的選民結構變動，也標誌著對戰後台灣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治組織本身，將逐步淡出歷史舞台。
中國國民黨在台統治基礎的建立、轉換與瓦解
作為曾在台海兩岸都欠下深厚血債的中國國民黨，它的消亡本為歷史的應然，只是歷史上國際強權的干預和掌舵者適時呼應時局的轉型，一再讓其延命。
1950年，以推翻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地主、買辦、裙帶資本統治集團為目標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大局本已底定，當時退守才管轄5年、二二八血痕未乾、統治基礎極薄弱的台灣、坐等亡黨終局的中國國民黨，卻幸運地在韓戰爆發後，被全球資本主義守護人——美國挑選為東亞防堵社會主義革命擴散的馬前卒，給予強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及發展指導，讓它既得以與中國共產黨隔海分治，並可以在台澎金馬繼續以「中華民國」這塊早被砸爛的舊招牌，建立起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式政體，並在經濟上，以「發展型威權主義」（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 ）讓台灣逐步嵌入依賴美國的技術、市場以及日本的生產資料的依附結構之中，逐步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角色上升至半邊陲位置，完成從日本殖民時期就開始的資本主義化進程。雖然這樣的過程，是以殺盡、關絕了台灣戰後第一代追求社會解放、爭取政經民主的仁人志士的高壓統治，以及盤剝農村、彈壓勞權、破壞環境的殘酷資本積累體制為代價，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民黨透過土地改革，成功爭取到台灣本地翻身小農的支持，透過提供地方政經資源分贓，成功換取了台灣各地方頭人的侍從，再加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比過去更為豐足的物質生活，與一定程度的階級向上流動，都再再讓台灣社會暫時忘卻追償血仇和奪還權利。
雖然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就此喪失了1950年以來由美國強力支持起來的國際人格，並且在稍後迎來了日、美在內的重要反共「盟邦」的紛紛斷交，曾嚴重衝擊中華民國體制的存在合法性，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本地資產階級的成熟壯大與擴張，更讓黨國機器越來越無法有效扮演主宰、統合一切的家父長角色，使得長期被掩蓋、忽視的社會矛盾和族群恩怨不斷暴露，並引發了此間崛起的大量中、小企業主和由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所構成的都市中產階層開始去挑戰黨國體制對於自身政經權利的諸多限制，幾乎動搖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根基，但是接班主掌黨國大權的蔣經國，既透過小規模軍警鎮壓、特務暗殺的恐怖維穩，又運用大規模提拔台籍才俊、局部政經開放來回應社會需求，成功度過了這輪危機。
即使1988年強人蔣經國在沒有留下任何權力繼承指示的情況下猝逝，讓黨國官僚高層陷入爭奪大位的洶湧權鬥而無暇他顧，為長久以來被壓抑的社會力開啟了空前的反叛空間，但台籍出身的總統接任者李登輝靠著結盟實力正盛的資產階級和地方侍從豪強力量，逼退黨內舊官僚、軍頭勢力，成功將中國國民黨從資產階級的哺育者轉型為大資產階級和地方豪強的權力聯盟，並透過一方面鎮壓影響資本積累的工潮與環保運動，另一方面積極迎合民間政治民主化的呼聲，主導相關改革，使國家機器除了在依靠美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部分有所延續外，徹底蛻變為台灣資產階級內部各派系直接輪流執掌的統治工具，再次讓中國國民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存續。
就整個1990年代來看，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順勢改革，可以說成功收編了台灣資產階級反對運動的成果與動能，甚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政治自由化得以從海外逐步回流島內發揮影響，一時聲勢大好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中的右翼也不能例外，中國國民黨不但在國會全面改選和首次總統直選獲勝，並成功讓反黨國起家的中產階層勢力的政治代表民主進步黨與其合作修憲，更透過對中華民國體制和國教教科書的台灣化改造，成功敷衍了民間建立新國家的呼聲，以其主導台灣政局發展的實力，要不是中國國民黨1990年末因李登輝與宋楚瑜的政爭，導致陣營分裂，民主進步黨未必能在2000年總統大選以39.3%並未過半的得票率贏得首次執政權。
雖說，中國國民黨在2000年失去了執政權，但由於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全球的影響日盛，其龐大廉價勞動力和廣大消費市場的誘惑不減反增，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即使如1990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以限制高科技等重點產業西進、輔導台商南進東南亞投資作為替代，也無力減緩其對台灣產業資本的磁吸效應，反而因此成為台灣產業資本家應付全球市場競爭、擴大積累的障礙，而備受厭棄；相較之下，在野的中國國民黨透過黨內路線鬥爭，再度適時順勢化身為代理兩岸經貿交流的掮客，因而繼續獲得台灣資產階級的擁戴。即使民主進步黨試圖透過操作族群動員、利用「二次金改」的利益輸送拉攏金融資產階級，建構自身的政商聯盟，以穩固政權，卻反而因此身陷政情對抗、貪腐醜聞的泥沼，在經濟發展停滯、政局動盪、道德形象蒙塵的情況下，民主進步黨更連帶失去了長久以來都市中產階層的支持，於是在產業資本家抵制、中產階層背離的情況下，給予了中國國民黨重新上台的契機。
2008年，中國國民黨以兩岸交流掮客之姿、其領導人馬英九以蔣經國門生和模範官僚的形象，成功滿足了押寶中國市場的產業資本家、緬懷威權時代保守安定格局的軍公教人員、渴望繁榮與崇尚廉能的都市中產階層等社會群體各自對於政局想望的投射，以國會席捲了81席次、總統獲得7,659,014的高得票數被推舉上執政大位，但是中國國民黨此次執政，一方面由於動輒以改革之名，向地方豪強勢力開刀，從而鬆動了自身長久以來的統治根基；另一方面，則因為立即碰上了環球金融海嘯的衝擊，在經濟衰退，資本家和企業高階經理人為縮減成本以維持企業的利潤率，導致了減薪和裁員頻仍、就業困難的情況，令2000年以來開始明顯的社會兩極分化的情勢更為加劇，越來越多中產階層的中下層，如企業的中低階管理層、科技業員工、各種專業技工、各式服務業的受僱人員，失去了過往年代對於自身向上流動的強烈信心，開始重新體認到自己與資本家及資本決策人員不同甚至相對立的雇傭勞動者身份，長久以來在台灣社會被隱蔽的階級矛盾，就此浮上檯面。中國國民黨面對階級分化擴大的態勢，試圖透過對企業放寬融資及租稅優惠來刺激投資，期望能擴大就業機會，卻反而促使財團圈地、房市炒作的猖獗，加深了階級對立的社會氛圍，而其任內大力推動、並再三保證會為社會整體帶來實利的兩岸經貿整合，除了讓有能力遊走兩岸的大資本家、大企業高階經理人受益，並未能讓其他群體的生活獲得顯著提升，反而因為海協會長陳雲林等中國代表訪台時，執法機關在維安上的濫權和暴力、兩岸交流頻繁所必然增多的兩地文化衝突和人員摩擦，以及海峽對岸由國家扶植的自有製造業和科技代工業的崛起，對於台灣相關的中小企業所帶來的威脅，讓台灣社會集體對於兩岸關係急速拉近產生排斥的情緒。
於是，在這個時期，台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是反財團掠奪、反國家暴力與反傾中這三種類型的抗爭，很多時候抗爭甚至是這三種型態的相互交織，這些抗爭就像是318運動爆發前的一次次演習，洗禮著島內那些困於時局的青年學子和受薪勞動大眾，無論他們本身就是這些暴力、掠奪的受害者，或者是在社群網站的串聯、動員下親身參與而獲得啟蒙，抑或者是在媒體不斷放送下潛移默化。
2014年3月17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在委員會審查過久為由，逕行宣布，促進兩岸服務業市場相互開放、對於大資本有利但恐衝擊台灣相關中小型企業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直接送行政院會存查，引發了重大經濟協議審查程序「黑箱」、不民主的質疑，從而導致憤怒的社運團體和群眾於3月18日晚間佔領國會議場抗議，開啟了癱瘓國會運作長達3週、期間甚至攻佔行政院，卻獲得社會過半民意支持的318運動。這場騷動，無疑是台灣社會大眾對於中國國民黨在這次執政的諸般服務大資本、促進兩岸經貿整合舉措的總反彈，更是其政權及黨本身的代表性與台灣社會多數出現巨大斷裂的象徵，而這樣的斷裂，又顯示著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台灣大資產階級在政治自由化後所建立起來的領導權的崩解。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公職大選，台灣大資本家如郭台銘之流，比照2012年的總統大選那樣，公然站到台前來奔走疾呼，為中國國民黨拉票，甚至厲聲威脅，如果選舉結果不如預期就要從台灣撤資，也阻止不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正是最好的明證。
大眾自為階級力量缺席的後果
然而，台灣社會雖然瀰漫著反大資本家專政的情緒，卻不意味著有反資本主義的共識，更別提社會主義作為替代方案進到多數人的視野。事實上，占台灣社會多數的受薪勞動大眾，雖然早已是個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但卻仍未團結形成自為的階級力量，他們無法以集體的階級奪權來捍衛、爭取彼此的共同權益，只能推舉出某種貌似超然的執政官僚來保護自己，因此對於反財團治國的出路，台灣社會呈現出來的意見，是期望國家回到過去相對自主、獨立於社會各階級之間的樣態，是希冀那種既發展資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資本的政府治理型態，是寄盼那種帶著中立、魄力面貌的頭人、救主，以照顧全民的家長之姿登台的統治狀態。簡單來說，就是呼喚類似台灣政治自由化之前的統合主義模式，只是，經過近30年的政治自由化洗禮，社會多數要的是一種沒有公開高壓的統合主義。「九合一」大選期間，稱許蔣經國時代有嚴格分際的政商關係是值得學習之執政典範的柯文哲，匯集了全台超高人氣、被視為「進步」力量的總代表、成為該次大選的標誌性勝利者，就是最好的說明；而另一位「九合一」選舉當選人鄭文燦，在選戰期間於臉書粉絲專頁轉貼一段當年蔣經國強調國家要照顧全民、反對工商界予取予求的影片，而獲得網友熱烈共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蔣經國模式」的幽靈依舊陰魂不散，只是過去台灣受薪大眾對於階級向上流動仍有所期待，擁立苦心裝扮成其傳人的馬英九，是把這個模式作為穩定社會、繁榮發展經濟的選擇，而在對於社會流動不抱希望的今日，此一模式則成為壓抑大資本、社會保護人的象徵。
民主進步黨的收割與統治基礎的確立
2016年初的台灣總統與國會改選，究其實，是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的延伸，而「九合一」地方大選的結果，本質上則是2014年初318運動的社會反彈情緒之延燒。落後於社會力量的民主進步黨，為了能重掌政權，除了傾力在地方上透過位置交換、政經分配，收編、分化那些在馬英九任內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日趨貌合神離的地方豪強勢力，更重要的則是順應社會對於超然、中立的保護人的召喚，強調執政後要「保護企業與勞工，使之能在經濟景氣面臨嚴重困境時，得以渡過難關。」、「保護企業免於受制於市場不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免於受到傷害，保護勞工免於受到剝削。」並以開放的姿態和資源盡量吸納了馬英九執政時期各種抗爭運動的風雲人物，尤其是318運動期間崛起、備受全國注目的運動領袖、要角，縱使沒能吸收入黨，也與之結盟，讓他們在選戰衝鋒。正是有這樣的基礎工程，讓2008年後，向來只能跟著群眾尾巴跑，而無力領導社會運動的民主進步黨，在兩次大選，徹底撼動長久以來穩定支持中國國民黨的選民結構，橫掃地方並直取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318運動後，台灣社會在反感政府服務大財團的情緒之外，還有顯著對於兩岸整合的抗拒，表面上看來甚至還像是一度趨於消沉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新勃興，不過實際上，社會雖然一時相關的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冒出，但大眾多數對兩岸整合抗拒，與其說是想積極打破缺乏國際主權地位的中華民國體制而獨立建國，不如說是一種被動想守護、維繫他們長年所習慣的現狀不被改變的心理。這從那些旗幟鮮明主張積極建國、打破中華民國體制的政團如基進側翼，並沒有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和2016年的大選有所斬獲，哪怕是2016年大選前一夜，台籍旅韓藝人周子瑜因在韓國綜藝節目上持中華民國國國旗而被迫向對岸民眾道歉的影片流出，雖然引發台灣社會的集體憤怒，卻也未能因此令這些政團當選，即可證明。
至於中國國民黨，由於大資產階級失去了社會領導權，而侍從的地方勢力不是被分化就是叛離，短時間急於裝扮成小市民的政治代表矇騙選票，又只是讓自己顯得投機與滑稽， 因此它不但無力因應兩次選戰的敗勢，就連兩次選後內部出現的各種方向極端歧異卻互不相讓的改革和再次轉型的呼聲，無論是以復舊的中華民族大義為號召，或是以穩健的中道路線自任，還是貌似革新的主張迎合年輕人，甚至要求去中國化，因為不接地氣，看來也只是像一場場鬧劇，加速這個黨的繼續萎縮頹靡，或者徹底分崩離析。
儘管蔡英文領導下的民主進步黨，已宣告要扮演整個台灣社會各階級的協調者、管制者和保護人，但依據歷史上一切宣稱超階級的政權一再用實際的作為告訴我們的真理：「他們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一些什麼，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麼」；他們是怎麼樣的政權，關鍵不是他們自己的宣稱，而是他們最終讓什麼群體獲得比較多的利益和機會。
選前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進步黨陣營對於勞工法定假日減少爭議的回應，其實與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在基本工資的許諾上甚至比中國國民黨更為保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了民主進步黨曾宣告，將把加入美國大資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當作是執政後的重要目標、推動經濟成長的優先政策，而無視TPP是一種讓參與國取消關稅、開放各種市場，讓跨國型大企業得以長驅直入逐利，甚至擁有凌駕參與國政府的監管職能、對該政府提起訴訟權利的協定。這雖然能提供有實力的大資本馳騁縱橫的機會，卻讓整個社會承擔著勞動條件和生態環境惡化、加深經濟依附結構、掏空司法與立法主權的巨大風險。
從這幾點看來，未來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對於全面螁下目前的偽裝，將不會拖得太久，等到其親資本政策的實行，成功換取到大資本家的全面簇擁，再加上過去從中國國民黨陣營招降來的地方勢力，以及在選前所許諾的「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 」的姿態，將來新政權的面目，除了從全力押寶中國市場轉為強化既有對美國依附的政經結構外，將與其所取代的政權相差無幾。
展望未來，整備隊伍
當前，一方面台灣大資產階的專政看似受到了挑戰，但實際上卻是暫時以較為隱蔽、低調的方式延續；另一方面，在東亞，從「一帶一路」、亞投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與TPP的競賽到南海爭端，由民族主義官僚層所支配、試圖建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區域性霸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金融霸權－－由壟斷資產階級所把持的美國－－角力日趨激烈，處於強權夾縫中的台灣社會，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不被這兩個不斷爭鬥的巨人所波及。面對這樣並不美好的未來，情勢正強烈要求所有真心關切台灣社會往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向變革的人們丟掉幻想、踏踏實實的整備戰鬥隊伍。
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課題，就是必須從最基本的組織工作著手，改變台灣勞動大眾幾近「原子化」的狀態。正因為台灣勞動大眾多數一直處於「原子化」的狀態，獨立的勞動階級力量才一直遲遲無法形成，因而每每面臨社會危機、資本壓迫，就只能寄望某種社會保護人的登台，而勞動大眾的「原子化」又與台灣社會的工會組織率低落脫不了關係，這樣的組織低落，則很大程度與台灣企業的規模與長期《工會法》的限制有關。
台灣企業的型態是以中、小型，甚至是微型的資本規模為主，據經濟部《2015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中、小企業占台灣整體企業比例為97.61%，而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勞工數量，更占了台灣雇傭勞動者比例的78.25%。由於台灣《工會法》規定，企業/廠場工會必須要有30人以上發起聯署，始得成立，然而，台灣許多的小型企業，雇傭的員工往往不到30人，因此根本難以成立工會；至於跨越單一廠場、企業的產業工會，則是在2011年《工會法》修正後才開始被承認，即使如此，政府對於產業工會能實際執行的權利，在法律解釋和見解上往往會處處限縮，而不及企業工會。由於企業的規模和法規的限制，台灣既有的工會，主要是民間大型製造業和公營事業體的工會組織，至於作為台灣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員工和一般常見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則長期不在工會的組織範圍。社會多數的雇傭人員在缺乏可以集體思辨、集體行動、自我解放的載體，自然難以形成自為的階級力量，而容易被善於包裝、營造媒體效應的明星型政客裹脅。
面對這樣的客觀現實，除了盡力促成勞動大眾加入既有的企業工會和產業工會，對於在30人以下無法組織工會的企業體受雇者，我們也必須鼓勵、協助他們拋開對法制下工會框架的依賴，用其他替代方式進行自我組織，具體來說，已有階級意識的受雇者，可以藉著與工作同事形成某種非正式的聚會或小團體來組織，透過引入一些能促發反思勞資關係的話題來觸動其他同僚，以此激發一次次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爭取福利的自發行動。這一切當然必須先從最容易達成、資方反制力度最小的訴求著手，不必急於進行集體實力尚難促成的任務，重要的是，透過討論與實際行動讓更多受雇者產生階級意識，認識到自己處於受資方壓迫的地位，明白集體行動才有改變的可能。
另外同樣迫切的課題，就是必須藉由持續湧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耐心的向勞動大眾揭露資本主義的反民主本質，盡可能讓勞動大眾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就是讓作為社會少數的資本家不斷利用並奪取支撐社會運作的各類雇傭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他們即使偶爾會在價值創造領域少奪取一些，但終究會在消費領域變相收奪回去。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將這樣的揭露，盡力連結到眼下國際局勢、台灣社會的構成與統治政權的性質，讓大眾認識到，不應該只是被動的保護其實並不民主的現狀，而是要以積極的變革來推動真正人民作主的社會，並在複雜萬變的政治情勢和充斥於傳媒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花言巧語中，認清階級壓迫和資本統治是當代最根本的問題，從而理解反資本主義是必由的社會變革方向。
與反資本主義相伴，我們也必須同時倡議，並嘗試建立由工廠、辦公室、社區等基層單位向上層層賦權組建、代表能夠隨時召回、充分民主管理生產資料和公眾事務的公共委員會，作為逐步取代現今社會管理體系的革命性方案。這樣的替代方案既應是社會變革的產物，同時也該是促進變革發生的手段，它比起讓台灣在受控於資本強權的既有國際體系內建立主權國家更為重要。
最後，由於資本主義是世界範圍的政經體系，由於台灣受制於美、中兩強的夾縫之間，台灣社會斷不可能置外於國際秩序，以及任何國際重大變局，因此，我們應當盡一切努力宣揚國際主義的視野，讓台灣勞動大眾習慣將其他國境、地域的勞動人民抗爭當作自己的事情，從主動關心，朝向主動連結、相互提攜，最終邁向共同奮進，以好因應任何挑戰、確保未來的奮鬥。
儘管，這一切工作都不容易，也沒有一個是能一蹴可幾的，但是為了更好的社會、更美的明天，任何對於台灣社會的進步變革有嚴肅關懷的朋友們，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