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棻
日本參議院上個月19日在國內外反彈、質疑聲浪中通過的對於「集體自衛權」解禁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和「國際和平支援法」(通稱新美日安全保障法案/新安保法案)，在上月底正式頒布了。新修法案預計將在這半年內實施，未來日本的自衛隊將不再只能於本土防衛，或作後勤補給等支援性任務，只要以美國為代表的「關係密切的他國」如果遭受武力攻擊、且只要政府當局能證明事態對日本有「存立危機」，日本自衛隊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軍事戰鬥行動。也就是說，未來美、日兩國的主從連帶軍事同盟將更為強化和鞏固。
另一方面，本月5日深夜，日本政府也在爭議聲中與美國等11國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這個讓參與國取消關稅、開放包括金融、電信、醫療、國家採購在內的各種市場，讓跨國企業在投資受損失時可對當地政府提起訴訟的協定，標誌著一個美國與日本主導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已在環太平洋地區建立，也象徵著日本在經濟上與美國形成更為緊密的共同體。
新安保法案目前招致日本國內反對的主流意見在於，違背了日本戰後否定行使「開戰權」和「交戰權」的「和平憲法」，對於那些不惜上街頭對此表達抗議的一般日本民眾來說，日本當前有許多迫切的民生問題亟待改善，政府卻將重心投注於解禁國家的戰爭權利，甚至不顧違憲也要推行，因而令他們感到憤怒；至於TPP引發批評的原因則在於，該協議幾乎是弱化國家的經濟主權，讓弱勢產業受到打擊，並賦予跨國企業橫行的強大保障。然而，這個一方面強力推行安保法案增修、並且在最終目標上正是要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另一方面從上任後就表現了努力加入TPP之積極態度的安倍晉三政權，高舉的卻是「國家正常化｣的大旗。
自我矛盾的「國家正常化｣
訴求「國家正常化｣，意旨在當前「和平憲法」下的日本並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關於這個「非正常國家｣的看法，實際上是準確的，因為就一般的定義來說，所謂的「正常國家｣指的是擁有完整主權的政治實體，而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的這套被剝奪擁有宣戰權和戰爭武力的「和平憲法」，並非日本國民自行訂定的，而是在美軍佔領期間，由麥克阿瑟主導下，作為封印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符，強行賦予給日本人民的，長久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法案源自外國、主權不完整的爭議，甚至有「麥克阿瑟憲法」、「麥克阿瑟體制」之稱。也因為日本的軍事主權被閹割，戰後美國才得以藉由提供安全保護的理由讓日本與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建立日本負有提供美軍軍事基地、在施政領域範圍與美軍共同作戰之義務的軍事同盟體制。因此，無條件擁護「和平憲法」的這種反安倍意見，某種程度來說，的確對於「和平憲法」本身的外勢強加性質和主權不完整性缺乏反思，而安倍政權的「國家正常化｣訴求也的確有其合理性。只是，安倍政權不是通盤檢討戰後的日、美關係，為了解禁日本的戰爭權利，不惜通過新安保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的對美從屬，使得日本不但沒有正常化，反而先軍國化，而且還更加融入美國全球軍事體系。如今再加上TPP的經濟整合，只會使得日、美的依賴更為加深。
可議的主權原則
其實嚴格的說，主權不完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普遍的現象，因為戰後初期各國的經濟結構幾乎崩毀，並處於革命的邊緣，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是依賴美國這個產業和國土唯一完好的強權以凌駕他國經濟和軍事主權的方式援助和保護下重建的。不只是日、台所處的東亞是這樣的情況，當年的歐洲也是同樣的情形，透過資金援助、商品輸出、派駐經濟合作總署特使督導西歐各國重建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在西歐建立成員國必須讓渡戰時軍事指揮權給由美軍上將領導的最高軍事司令部/軍事行動司令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有名的例子。(蘇聯對其衛星國的舉措則是其面對美國作為的鏡像反應)而戰後美國所主導重建的經濟秩序建基在「黃金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再與美元掛鉤」的貨幣體系也是顯例。時至今日，即便美元已與黃金脫鉤，由於其已成為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結算貨幣和外匯交易手段，因而仍穩坐貨幣霸權的地位，而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今更仍遍駐全球五大洲的許多國家，為隨時執行其「世界警察」的職能而待命。可以說，擁有完整的主權，在戰後本身即是像美國這樣地位的強國才可能擁有的特權。
退一萬步說，即便不考慮主權的完整程度，就單指成為主權國家這項權利，也不是所有懷有此項願景的政治共同體都能擁有的。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壓力下，美國主導建立的聯合國組織陸續透過憲章、宣言和決議對民族自決原則做出了法權性質的確認，讓無數前殖民地得以擠身主權國家之林，但是在實際的實踐上，誰能躍升為主權國家，最終卻仍由主導國際秩序的強權所決定。
也就是說，除非設法變革戰後所建立的這套形式賦權、實質卻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否則「國家正常化｣，對於非霸權國而言，終究是一個難以真正徹底落實的目標。
由於在戰後，主權原則的理念與實踐上是存在著如此高度的落差，因此它的實際作用便逐步從讓後進地區擺脫被宰制地位的進步性許諾，退化為一種不再有解放性意義、而僅是用以限制勞動大眾認同邊界、分化勞動大眾主體想像的保守意識形態。全球各地的政商權貴正是以維護、伸張這個原則為藉口來動員他們所統治的大眾去為其階級的政經利益效命，一言以蔽之，它早已成為資本主義國際秩序的維穩手段。就連那些反資本主義起家的政權也免不了受其框限，使得原本作為初衷的國際主義原則大打折扣。由革命政權蛻變為霸權國家的蘇聯和中國無疑是最好的例子。
從這個角度觀察，日本安倍政權等右派高呼「國家正常化｣卻更加將日本與主導不平等國際秩序、造就戰後日本「不正常化｣的美國綁在一起的作為，就不那麼讓人難以理解了。而在台灣訴求「國家正常化｣、獨立自主的陣營中，部分與安倍政權踏著同樣步伐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意識與安倍政權在戰略上沆瀣一氣的人士，他們所追求的真實目標應該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社會關係的改造才是出路
準此，處於被強權壓迫、宰制之社會的勞動大眾，實有必要對主權原則抱持警覺，這個警覺並不是說，放棄對外勢支配的反抗和批判，而應是把重心移往訴諸主權原則以外的反抗途徑。主權的建立與伸張，不該再是致力的重點，因為它會模糊了真正的核心。無論是作為民間的運動，或者是執政後的使命實踐，變革被強權主宰的社會，比較好的方向應是以社會結構的根本改造為第一要務，直接追求該社會在政治、經濟上往更為民主、平等的方向轉變，致力於瓦解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消除社會階級差距。因為，這種的改造，是將矛頭首先指向社會內部的支配階級、特權分子，而外部強權之所以能夠持續壓制一個社會，說到底就是因為該社會的這些群體的共謀。何況，透過對於社會的改造，必然也將觸及強權在該社會的利益，動搖其在該社會的宰制，因而既能達到反制強權的目的，又可繞過全球統治階級在主權原則上共同設下的迷障、陷阱。
當然，當代這一切困局能否有出路，終究還是端看全球反抗力量，是否能在各自挑戰這套國際秩序的同時，不忘透過彼此團結、協商，逐步建立一個更平等、能尊重多元文化、非少數強國及政經菁英主導的新國際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