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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8日 星期日

時代的完人?美好的變革?──關於真實的曼德拉以及他的革命業績

1990年南非共產黨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結束後的首次公開集會。
左起溫妮(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曼德拉、斯洛夫(Joe Slovo)
作者:雷克思

時代的完人?

如果要說當代最被神化的政治領袖,大概要屬剛逝世不久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了。不難發現,各界發佈的哀弔聲明可說是大同小異,幾乎就等同於沙特(Jean-Paul Sartre)當年對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那句讚許:「我們時代的完人」。有趣的是,這些對他推崇備至的人們,政治立場互異,甚至對立,從右到左都有,我們很難再找到第二位,像曼德拉這樣受到左派和右派共尊的政治領導人了。當然,還是有例外的── 一些極右派對他始終都不以為然,至於基進左翼,對於執政以後的曼德拉一直有不少微詞。

非暴力與暴力手段的並用

今日人們對於曼德拉的一般印象,多是他晚年蒼蒼白髮、笑眼咪咪的慈顏老人形象,然而青壯年時代的他,其實更像是一名桀驁不馴的拳擊手。不少人對於他最大的誤會,大概就是以為他是非暴力抗爭的信仰者。可是實際上,他固然不是唯暴力論者,但他也絕非視非暴力為永恆、神聖法則的那種人。他自己就曾強調:「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種神聖不可違背的原則,而應當把它看作一種根據形勢需要而使用的戰略戰術。」也就是說,暴力與非暴力,對他而言,都只是反抗壓迫的一種策略與手段,兩者的運用,在他看來都應視具體的情勢而定。

我們從他的抗爭生涯來看,就能清楚看見他這樣的思路。當曼德拉最初投入反種族隔離制度的運動時,他參與的是向來堅持非暴力抗爭路線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然而在1960年發生南非當局向手無寸鐵的黑人群眾開火的「沙佩韋爾大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被裁定為非法之後,他就深刻體認到面對強大且無情鎮壓的政府,非暴力的抗爭力度是遠遠不夠的,於是毅然決然的建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地下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進行武裝鬥爭。當他被以「叛國罪」終身監禁時,主政者曾請他聲明放棄武裝鬥爭,作為准許其獲釋交換條件,但是被他以「南非黑人自由之前,拒絕接受任何條件為由」謝絕。當曼德拉再次願意運用和平手段面對種族隔離當局,則已是南非反種族隔離抗爭如燎原之勢無法抑止,並且贏得了國際廣泛的認同,白人當局對內面對黑人蜂起疲於奔命、左支右絀,對外受到國際撤資的經濟制裁打擊而不得不與反種族隔離陣營坐下來談判的時候了。

被背叛的革命

如今,很多人可能已經遺忘,或者根本就難以想像,曼德拉早年作為鬥士時的形象──第一世界領袖和南非白人當局眼中的恐怖份子和暴徒、接受蘇聯、中國支援的第三世界左翼民族解放武裝組織的領袖之一。也許,只有在晚年的曼德拉於公開場合遇見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和格達費(Muammar Muhammad Abu Minyar al-Gaddafi)時仍不忘熱情的稱呼他們為「同志」和「戰友」的那幾個時刻,才能稍稍喚起走過上個世紀的人們遺忘的記憶,並且給予對那段歷史無所知悉的人們一些追尋的線索。

回首過往,曼德拉的「民族之矛」之所以能獲得中、蘇的支援,主要還是因為曼德拉當年選擇與「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結盟,而這樣的結盟,就宛如南非版的國共合作,而且從結盟合作的穩定性角度來說,堪稱是一個成功的版本,不但當年「民族之矛」的骨幹多是南非共產黨員,而且從反種族隔離時代到今日的新南非,「南非共產黨」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是穩固的聯盟。但是,從這個聯盟執政後的表現來看,這個南非版的國共合作,某種程度是一場「被背叛的革命」。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共產黨」、「南非總工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作為三位一體的聯盟,其執政以來,不是拋棄了,就是不斷延遲當年白紙黑字寫於他們抗爭時期高舉的《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之許諾──土地改革、將礦山和銀行以及壟斷性工業收歸國有化,以分配土地給黑人貧農、運用公共化的資源改善底層黑人的處境。在曼德拉領導下,他們告訴底層廣大的黑人同胞,為了經濟發展,要有耐心。也因為執政聯盟對於白人構成的大農場主、企業主、外國資本的妥協與讓步,基本上並未變動過去不平等的經濟結構,使得其獲得了這些舊時代既得利益者的擁戴。這也造成了新南非成立以來,黑人中上階級雖然獲得了復權,但是廣大的底層黑人卻依舊是這個國家的次等公民。至於外來的移工,在這個國家的地位就更為卑賤了。去年南非馬瑞康納(Marikana)礦區爆發的罷工以及之後的騷動,正是這些底層黑人對於這樣不平等結構的怒吼,而執政當局對於罷工工人鎮壓所造成的嚴重死傷,彷彿就如同當年白人統治時期的「沙佩韋爾大屠殺」,正召喚著新一代的鬥士,為克服南非社會依舊存在的嚴重不平等而獻身。

成就與侷限

作為一位政治領袖,曼德拉之所以能獲得左翼與右翼的一致推崇,除了前面提到的,他過往作為左翼民族解放鬥士的形象,和他掌權後在經濟上對於資本家的保護之外,還與他晚年極為圓滑的身段有關。他既與把持南非經濟的大資本家們友誼匪淺,常常將宅邸提供給這些巨富舉辦盛宴,另一方面卻也不忘在公開場合譴責社會的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的醜惡;他掌權後既與西方帝國強權親善,頻與西方國家領袖交好,卻也力言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與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反西方的領袖們維持深厚的友誼。

不可否認的,這位八面玲瓏的政治領袖,的確為南非作出了不少貢獻,他出獄後,成功的將瀕臨種族血腥內戰的社會,成功轉化為種族和解共存的彩虹之國,他讓南非擁有一部保障種族、膚色、性別、性傾向、年齡、信仰、文化、語言平等的憲法,只是在經濟政策上,他和他的政黨想拉攏社會上的所有階級,想討好國際各方勢力,最終犧牲了底層廣大的工農同胞,讓南非社會在終結黑白對立之後,無法進一步掙脫階級問題的泥沼,使得南非社會所保障的平等,很多時候其實徒有形式而已。

2013年11月24日 星期日

[resistra]一則來自瑞典同志關於瑞典學生反私有化全國示威行動的消息

昨天,11月14日星期四,瑞典發生了訴求為反大學私有化的全國示威行動、連串的靜坐和許多公眾會議。

所有這些活動的共同口號是#ockuperauniversitetet,英文是#occupytheuniversity(譯按:佔領大學)。瑞典從來沒有過一場真正的學生運動─1968、1970年歐洲學潮時沒有,在那之後也沒有過。沒有任何一場堪比法國、義大利或其他地方有過的學生運動。瑞典左派和其中的激進份子,一直以來對於組織學生本身抱持著懷疑態度。往後幾年,瑞典自治運動(the autonomous movement)傾向的組織對象是弱勢工人而非學生。當然,一直都有相關的組織、政治潮流和鬥爭存在著。

#ockuperauniversitetet運動的成員主要是由自治左派中的激進份子和傾向瑞典左翼黨(Vansterpartiet,就像是希臘的Syria)的左翼學生組織組成,正是後者在這周稍早發起了運動。這個示威行動最初是由社會民主派學生組織發起,但是並沒有經過好好的組織跟設想方針。而#ockuperauniversitetet運動拓展的比社會民主派學生組織發起的運動來的要廣泛,並最終蓋過了後者。

總的來說,運動發展的非常順利,有著十萬居民人口的大學城隆德(Lund) 有300個成員,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也有300個成員,鄰近斯德哥爾摩的另一個大學城烏普薩拉(Uppsala)有400個,而其他各城市也有成員。這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場運動仍然還處在不成熟階段,不管就運動的目標、實踐、還是政治理解都是如此。

這場運動的基本議題是反對把大學的所有權從原本由國家支持並擁有的公有制變為由私人組織支持並擁有的私有制的改革計畫。這項改革起先受到來自包括右翼的絕大多數民眾批評而取消。然而,這些批評是針對改革的形式而非針對改革本身所帶來的根本改變。這項大學所有權的轉變將意味著,國家將會重點資助那些能獲利的教育課程和研究計畫,同時弱化受雇者權力,並威脅到小型學院和那些相對無利可圖的教育課程。這往市場導向的改革也將使大學教育私有化更容易推行。

現在,瑞典政府雖然已經放棄了最初的大學改革計畫,但正在研擬重新提出另一套大學改革方案。這場瑞典學生示威運動的目的是最終要讓政府撤回相關的大學改革計畫,並確保日後不會再有類似的改革提案被提出。

然而並不只是討論大學改革計畫,人們也開始討論起其他的議題,像是學生貸款和學生住宿等問題。在這些之外,也有關於現在歐洲學運以及像是1968年五月等過去學運的相關討論正在同時進行著。這些是否只是流為討論或是媒體渲染還無法斷言。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運動本身還處在非常初期的階段。希望能有更多改變跟發展的可能性從這場運動中產生。

你可以透過這位同志傳達你的疑問,或是我們可以找出彼此能夠直接聯繫的方式。

Solidarity from Sweden
來自瑞典的團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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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libcom]韓國工人階級:從大罷工到雇傭臨時工制與挫敗-1987年到2007年

論韓國工人階級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歷史發展
Loren Goldner

引文
1970年代中期以來,如同西班牙和葡萄牙(1974年至1976年之間)以及在巴西的發展模式,1980年代後期的韓國工人階級搗毀了維持幾十年久的的軍事獨裁政權─透過1987年到1990年之間的許多出色的大罷工。一系列的罷工產生了許多為期短暫(1990年至1994年之間)的激進民主工會,以及全面的薪資高漲。但是,如同發生在其他案例上那樣,工人階級被貶低成為為了「民主」政治議程衝撞的角色,這議程接著很快地就擁抱起全球化與頌揚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即使在罷工浪潮之前─特別是在之後─韓國資本已經投資海外和在國內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在1997年到1998年間,亞洲金融危機迫使韓國被國際貨幣基金接管,大大加速韓國工人階級的雇傭臨時工化,這是韓國主要資本家們對工人於1980年代的重大鬥爭成果的快速報復。現今,至少六成以上的勞動力被最暴戾地雇傭臨時工化,面臨瞬間裁員以及拿不到十分之一「正職工人」薪資與福利的一半。1990年代早期激進民主工會的官僚殘餘現今是被唾罵的那群工人階級菁英的法人組織,而正職工人與臨時工人之間的鬥爭跟同資本本身的鬥爭是一樣的多。

第一部分:歷史背景
1987年6月開始,持續至1990年,韓國的「勞動者大鬥爭(Nodongja Taettujaeng)」與波蘭團結工聯(Polish Solidarnosc)(1980-1981)、伊朗工人議會(Iranian workers councils)(1979-1981)和巴西(1979-1983)的罷工浪潮並列為1980年代主要的工人階級鬥爭場景。這場罷工浪潮粉碎自韓戰結束以來幾無間斷的獨裁政權基礎,為大部分韓國工人階級爭得巨大的薪資增長,以及在全勞協(ChoNoHyop,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中短暫地建立起激進民主工會,至少口頭上致力於反對資本主義。

罷工浪潮剛勝利之時,所獲得的成果也開始被嚴重削弱。自1995年起,全勞協中最好戰的激進份子被韓國政府鎮壓,而政府和保守份子推動成立了民主勞總(Minju Nochong)。1996年12月,韓國政府企圖闖關立法勞動臨時工化相關法律,民主勞總的回應是一場敷衍了事的1997年總罷工。1997年末,亞洲金融崩盤導致韓國被國際貨幣基金接管,為換得以五百七十億的紓困貸款,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明確要求勞動臨時工化和大量解雇作為重建計畫的一部份的條件之下。1997年12月,韓國民主派反對黨的金大中當選總統,在1998年2月他讓民主勞總達成「歷史性協議」,同意上萬件的解雇與縮減以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以民主勞總取得合法地位作為交換。

為了讓門面好看些,金大中政府在1998年建立了政府、資方和勞方的三方會議(Tripartite Commission),一個無意義的、當然只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機關。

儘管處在幾乎無止境的挫敗的嚴峻局勢,韓國工人階級步步地被長時間、更加艱苦的罷工擊倒,近來的事件發展顯示了韓國工人的戰鬥性遠未失去。

今天,1987年韓國工人大鬥爭二十年之後,韓國勞動境況已經演化為世界先進工業國家之中最為成功的資本家雇傭臨時工化之一。接近十分之一的韓國勞動力在民主勞總的組織之下有著正職工作與薪水,然而六成的韓國勞動力則是被臨時工化、外包與縮減。舉例來說,在現代汽車公司(Hyundai Motor Company)裡,作為1987年到1990年之間的工廠鬥爭的堡壘之一,全職工人和臨時工人並肩一起做著同樣一份工作,臨時工人的薪水卻是全職工人的一半(全職工人薪資為每年五萬至六萬美元,外加年終獎金和加班費。)民主勞總為享有高薪的全職工人喉舌的作為受到臨時工人普遍的憎惡,而全職工人為了自身利益曾經攻擊那些參與野貓罷工的臨時工人(如同發生在2007年8月的起亞汽車公司(Kia Motor Company)的野貓罷工)。在2007年的選舉中,大量工人在抱持回到1970與1980年代的經濟爆發成長的空虛的希望中,投票給右派政黨大國家黨(Hannara-dang,2012年改名為新國家黨,Saenuri-dang)的總統候選人李明博,前現代執行長與首爾(Seoul)市長。

韓國工人階級是如何在二十年光陰之間從鬥爭與勝利走向雇傭臨時工化與挫敗的問題,於是即是這篇文章所要探究的主題。

第二部分: 民主販賣緊縮;在一個威權發展制度下的階級鬥爭
我們會盡力把韓國工人階級的經驗擺在一個較大的由獨裁統治到(資產階級)民主的週期過渡裡來看,由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1974-1976),再到像波蘭和巴西這樣的國家。我們同時可以注意到,在依比利亞「過渡」之後,隨後的爆發發生在北美與歐洲工人階級反轉與撤退的時期之中。

的確,它們發生於緊接在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期結束之後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整體景況之中。在依比利亞、波蘭和巴西,如同在南韓所發生的,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社會上的重大介入,都發生在一段長時期的高度「經濟成長」與對個別工人階級活動、組織與薪資的高度壓迫與抑制之前。在各個例子中,工人鬥爭都是一場更大範圍的「民主反對派」對抗獨裁政權的戰鬥中心。同樣的也在各個例子中,更廣泛的「民主反對派」取得政權之後,採取(永遠在與國際資本保持密切合作之下)強硬的緊縮計畫支解工人階級運動。有人會說這是「民主販賣緊縮」,而這,的確也是我的結論。

韓國的例子,當然,有著許多細節不應該被做這樣廣義的比較。

韓國,在1960年,曾經被視為經濟「廢人」,它的人均跟當時候的印度(India)或坦桑尼亞(Tanzania)一樣的貧窮。1996年,在大張旗鼓之中,韓國作為一個「先進國家」被邀請進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僅只一年後(如前文所述),就落入國際貨幣基金的控制中。

然而,與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相較於受到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西方「援助」、接管保護的許多失敗與倒退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在1960到1997年之間的少數成功國家。

韓國的不同之處在哪?我們馬上可以指出韓國作為美國帝國主義「櫥窗」前哨的特殊狀態(如同其他亞洲四小龍),韓國的經濟成功是作為對抗其鄰近的北韓、中國、和蘇聯等(所謂的)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宣傳。韓戰後在南韓部屬上萬名兵力的美國,姑息南韓的中央集權發展政策,而這是美國在其他未開發國家一直以來反對而致力推翻顛覆的。

第二點,如同台灣與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著不同的土地改革的南韓,在1945年到1950年間絕對地消滅了前資本主義的「兩班」貴族階級。(這個土地改革是在北方土改的高度壓力下推行的,於韓戰初期幾個月裡,在金日成的軍隊短暫地佔領了幾乎整個朝鮮半島時傳到南方的。)

第三點,缺乏天然資源與面臨1950年到1953年間的巨大威脅的南韓,有著出類拔萃的「人力資本」,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資源。甚至在1960年代就有九成的成人識字率,而這在當時同等規模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不可能看到。

朝鮮半島於1945年,在美國與蘇聯的佔領軍隊之下,被北緯三十八度線分割兩半。日本二戰戰敗後結束了它長達35年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這是一段打下現代資本主義基礎的重要時期。(這段時期確切的遺產至今仍保有爭議。)

當日本佔領者在1945年逃離時,一到兩百萬的美國佔領區朝鮮工人們在許多廢棄工廠建立了工人議會(Changpyong,朝鮮全國工人議會),給工人自我管理的具體承諾較少(韓國左翼幾乎都是史達林主義者),為生產日常生活基礎用品的絕對需求較多。這個工人議會系統在1945年12月被美國佔領當局在適當時機給關閉了。

如同發生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歐洲國家及其資產階級已成為合作者的例子上,韓國「兩班」貴族階級以及小資本階級在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沒有信用的。從這斑駁勢力中,佔領者美國必須湊齊一個能夠擊退上升中的工人與農民,當中許多人強烈偏好金日成及其游擊武力,而且一般而言對激進的變革抱持著期待。美國透過李承晚所扮演的腳色控制、監督與參與了在南方地區為期五年的游擊戰裡對左翼勢力的殘酷鎮壓,以及先於1950年6月韓戰的大屠殺。1950年僅存的認真的左派有的在戰爭期間被殺害或是逃到北方(許多人在那也被殺害)。南方與1945年前韓國左翼的接續整個斷裂,一個在1970年代左翼復甦中佔有不小角色的因素。

受美國軍事支持與援助的李承晚統治了一個一般而言是無能的、經濟停滯的南韓直到1960年。最後李承晚在1960年被學生暴動給推翻,南韓度過了一個短暫的民主空隙。這空隙後來被朴正熙(Park Chung-hee)在1961年發動的軍事政變給封閉了,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朴正熙不是,或至少不是典型的二戰後由美國支持的傀儡獨裁者。朴正熙被廣泛地認為早在1943年時是個共產主義者,在1948年曾因參與由年輕軍官組成的共產黨讀書會而被逮捕。當他在1961年取得權力時,美國最初對承認他抱持猶豫,而且在他獨裁統治期間(1961年到1979年)多次對於他的民族主義衝動(像是他的獨立核能計畫)以及偶然地與北韓的外交調情表示不信任。

進一步地,朴正熙在二戰中受過日本軍事學院教育,對於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非常迷戀,他立刻嘗試讓南韓仿效而有著一定的成功。因為日本模式是拷貝19世紀晚期的普魯士模式,南韓因此獲得了一定的「德國」樣板,而這一般說來被掩蓋在高度爭議的日本遺產之下。例如,朴正熙的憲法是由一個在1950年代一個留學德國、迷戀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韓國法學家所寫的;因此「緊急狀態」是朴正熙意識形態的基石。曾經在1930年代公開支持納粹、在希特勒時期留學德國的安浩相(Ahn Ho Sang),用著承自德國浪漫民粹主義的超民族主義的神秘假象,撰寫戰後韓國的高等中學歷史手冊。

更加根本上而言,朴正熙破壞了李承晚時期的寄生資本家階級,要不消滅他們,要不駕馭驅策他們往生產活動投資去。朴正熙在農村實施了「新鄉村運動(Saemaul Undong)」,為了全面把農業資本化以及強迫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與參與工業發展。透過冷戰時期的反共的韓國總工會(FKTU,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朴正熙政權嚴厲控制著勞工,透過七天工作日、十二小時輪班制以及必要時的警察恐嚇與施虐。在朴正熙時期,有名的「韓國財閥(Chaebol)」在受國家的貸款掌控與選為「民族優勝者」工業之下變的卓越超群,這種作法後來在1990年代韓國經濟衰退時被貶為「裙帶資本主義」。

韓國,如同其他四小龍,不同於當時期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藉由出口導向策略往國際「生產鏈」上游發展,從紡織與其他輕工業消費品做起,然後前進到製造業(汽車、造船),最後到高科技產業,抓住了1990年代重要的世界電腦零件市場。

朴正熙時期的經濟成功,顯然地,不能與其獨裁手段或是當時國際危機環境分開而論(這兩個事實在當今關於南韓經濟問題的辯論裡被廣泛地忽略;像是2007年12月取得總統大選勝利極右翼對於朴正熙時期所勾勒的滿是鄉愁與美好的景色)。除了受益於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地理政治策略,南韓經濟也站在發展中的工業投資浪潮上,約於1965年,開始尋找在北美與歐洲之外的競爭地點。海外韓國人的酬金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南韓軍隊參與越戰中得到的數百萬美金酬庸及上萬名韓國工人在1973年石油榮景時前往中東參與建設計畫。

藉由196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時輕製造業的中心角色,那麼,重生於紡織工業裡的韓國工人階級運動並不讓人意外,同樣的對於這場運動由女性工人領導也是如此(因為勞動力主要由年輕女工構成)。

1970年11月13日,一個年輕的紡織工人全泰壹在首爾的一個血汗工廠的小型示威中自焚,象徵當代韓國工人運動的開端。全泰壹在此之前為血汗工廠的員工爭取一切法律形式的援助,卻徒勞無功。

1970年代的運動特徵在於,處於嚴酷的條件下的紡織女工的罷工數量不斷的上昇。要求是簡單而直接的,針對的是不人道的工作時間、低工資、專制的工頭,以及強迫住宿的生活,女工一般直接從農村和首爾附近出現的貧民區和其他都市招募。罷工幾乎無一例外的招致工廠的保安人員、警察、士兵和韓國黑幫打手的殘酷鎮壓。於1972年至1976年在仁川的東一紡織公司爭取民主工會的鬥爭,堪稱是這方面的典範。

1970年代也出現了宗教團體(主要是基督教)和激進的學生(後者被稱為「學卒」,或「來自大學的」)開始參與工人運動。宗教團體主要是受到天主教解放神學和具有類似社會教義的新教的啟發。宗教團體和學生形成紡織工人夜校,教識字和秘書技能,還有工人的基本權利。

1970年代,最終看到的是,與民眾(民間文化)運動緊密相連結的宗教和早期「學卒的運動的崛起。大量的中產階級的民眾運動融合被急進的現代化快速侵蝕的韓國民間文化,並試圖使用韓國薩滿教和鄉村農民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在「鬥爭的反抗文化」的創作上,這些創作成功的凝聚了組織的決心,讓他們得以對抗沉重無比的鎮壓。到現在,唱歌讓人聯想到美國的IWW(世界產業工人聯盟)吟唱著多首人人都熟悉的關於示威和罷工的歌曲,仍然是韓國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韓國1970年的運動,無論是工運或學卒運動或是民眾運動或者是宗教運動,仍然保持在非常自由民主的思想框架中,並傾向於認為美國作為一種力量,將引導韓國從獨裁走向民主。所有這一切都在光州起義和隨後的1980年5月大屠殺中改變。

韓國歷來是一個擁有強烈的地域忠誠的國家,該忠誠持續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時代。全羅道位於西南方,歷來是農業和落後的地區。朴正熙是出身東南部的慶尚道,他的產業政策主要針對該地域,從而產生了蔚山、浦項、釜山等主要發展中心。全羅道的人民怨恨這樣的忽視對待。

1979年,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示威,席捲全國。工人在許多示威的前線。在那年10月,朴正熙被韓國中央情報局長暗殺,據稱發生在有關如何遏制和鎮壓示威的爭吵後。

第三部分:光州起義和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
與 1960年相似,產生了一個短暫的民主時期,但繼承朴正熙的是另一個軍事獨裁者全斗煥。1980年5月,軍隊向光州-全羅道最大的城市-的示威民眾開火。其結果是光州人民起義並控制了這個城市,並且從軍械庫取出武器武裝自己,與鎮壓的部隊戰鬥好幾天,包括從南北韓共同非軍事區調動的精銳部隊。估計雙方在光州的總死亡人數(其中大部分明顯來自鎮壓)高達兩千人。

光州被封鎖並極端審查,防止任何嚴重的信息洩漏。(韓國嚴厲的國家安全法從1948年到今天仍然有效到1990年以前,在公共場合討論光州起義,是一種嚴重的罪行。)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因為美國政府在經歷不久前的劇變-伊朗國王在1979年被推翻、德黑蘭人質危機之後,希望沒有更大規模針對親美獨裁者的激進運動,而決定使用極端武力介入(由近期披露的關於政府對政府在危機期間的通信文件,這個看法的可信度被大大增強)。

從這一刻起,韓國運動迅速由1970年代的自由民主和宗教意識形態朝更為激進的轉變, 基本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方向。

這種思想的轉變又表明了整個更早的時期的重要性:左翼的發展幾乎是斷裂的,它於1945年的日本潰敗後興起,並且被政府和美國在1945年和1953年之間的軍事鎮壓摧毀。在韓戰過後是幾十年的獨裁統治,最溫和的社會批評,都被認為與北韓有關聯,這樣的隔絕造成了韓國自外於1960年代的世界性騷亂。(當1970、1980年代的韓國學生參加地下反對派團體,首要任務之一是頻繁學習日語,為的是能閱讀無法在韓國出版的政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因為不受活躍於歐洲和美國的1968年西方新左派、關於列寧主義的激進批判、黑格爾的復興、1840年的馬克思的影響─這所有一切在韓國都像是隔著黑玻璃般,不被知道或不被看到─因此受到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史達林主義的侵蝕。(在1980年代初期,一個秘密研究小組,組織閱讀盧卡奇和黑格爾的美學著作─用德語─被發現;其成員分別被判處6個月徒刑。)其結果是,光州事件後的韓國運動的激進化,幾乎總是沿著史達林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親蘇、親中國、親北韓,史達林主義者遍布。托洛茨基鮮為人知,直到1980年代後期,沒什麼值得一提的關於托洛茨基的左翼批評。

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派別,是今日兩個主要派別的起源(先前提到的「民主勞總(KCTU)」和「韓國民主勞動黨(KDLP)」),它們起源自1980年代兩大傾向。這些派別是親北韓的「民族解放」(NL,或主體主義者,之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北韓的「主體思想」和自力更生主義)和較大的少數派別「人民民主」(PD,更強調社會民主)。到了2007年12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主體主義者完全控制民主勞動黨,並清除一些PD的成員。(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無論是的民族解放派和人民民主派都有自己的據點,主要集中在白領工會,如銀行、教師和其他公務員,對於藍領工人都漠不關心。在民族解放派的領導之下,民主勞動黨在全國的得票下降,相對於2002年,2007年12月的選舉,從5%降至3%,在蔚山,韓國工人階級的堡壘,從11%降至8%。)

民族主義在韓國是流行的,包括在工人階級運動。這種情況的原因被發現是幾個世紀外國勢力的支配(中國、日本、然後美國),以及1945年後的國家分裂, 和韓國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十字路口」地位所造成的。朝鮮半島,或許一直是霸權的戰利品,不管是幾個世紀前的外國入侵、近代中國和日本在1895年的戰爭、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 近期的韓戰。「鯨魚打架,殃及蝦米」這個古老的韓國諺語表達了這個現實。日本企圖透過超過35年(1910-1945)的殖民統治,進一步讓韓國文化從根本上消失,更加強了這種民族主義的衝動。 最後,神話的民族同質性, 進一步通過民粹主義的神話歷史教科書或最近在電視上有關朝鮮偉大時代的歷史劇來完成想像。(而在北韓,他們則創造一些雖然不同但卻更加惡毒的版本。)在這方面,即使是體育事件,如1988年漢城奧運會或韓國隊在2002年世界盃季後賽的成功,成為在鍛造民族身份的事件。

出於同樣的地緣政治的原因,任何一個出現在南韓的嚴重階級鬥爭,都會有其國際的面向。

民族主義在1970-80年代的左翼復興中未受挑戰。在1980年代史達林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把前光州時期的自由民主取向的運動者推離了舞台,被引進的列寧的理論和其變種,如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理論、依賴理論佔了主導地位,經由馬列主義團體和有影響力的地下刊物間推廣。

1980年代也是工廠的學卒運動的加速時期,如同西方國家在1968年後的中產階級激進份子「變成工人階級」(turn to the working class)一般普遍。在運動的高峰期,成千上萬的學生進入工廠工作,有時甚至促成重要的罷工。

1980代後期的韓國運動將南韓視為是在美國帝國主義體系裡的「邊陲」國家,只有「社會主義」(史達林主義意義上的理解)和國家統一才能擺脫它。因而傾向低估韓國產業的發展,以及其在1987年到1990年間的工人起義後,維持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卻能夠顯著提高工資的彈性。支持這種理論的論據是,南韓只在1980年代才趕上和超越北韓。

所有這些因素的融合,意味著1991年蘇聯解體,確實伴隨了1990年後工人鬥爭的低迷。它在韓國的戰鬥份子身上造成了比在西方任何地方更大的心理衝擊,因為在西方,1956年和1968年以後蘇聯的威信就已經垮了。在1991年的春天,事態已變得黯淡,在首爾的學生被警察毆打致死,民主左派候選人在1991年6月的市政選舉遭遇挫敗,只是更加強化了經過多年的動員和鬥爭之後的失敗主義和徒勞感。它可以被視為韓國經濟在1986年到1988年期間的繁榮階段和偉大的工人鬥爭的第一階段後,在九零年代所碰到的新困境,仍始終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困境。

非常像西方在1970年代後期的發展,數以千計的運動者放棄了、退出了運動,回到私人生活,試圖追求中產階級的職業生涯,在學術界,屈服於後現代主義的誘惑。

第四部分:國家政治和1987年至1990年工人大鬥爭
關於階級鬥爭的過程的討論,政治背景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1980年的開始,工人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的鬥爭(隨著韓國經濟本身的發展)從輕工業往重工業轉移。承接朴正熙之後的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在舉行泛亞奧運會(1986年)和首爾奧運會(1988年)期間,因為廣泛的民主反對派越來越大的壓力下,在1980年代中期被迫放寬政治管制。特別是,作為回應工人階級威脅將加入支持民主派的示威抗議的1987年6月的「民主化宣言」,反而立即觸發那年夏天的的工人大鬥爭。這是第一次,運動從首爾(Seoul)-仁川(Incheon)地區向蔚山(Ulsan)、馬山(Masan)、昌原(Changwon)等南部新興工業區轉移。總而言之,在1987年,有超過3000人罷工,並贏得工會組織、25%到30%的工資增長和工廠裡可恨的軍事紀律(對於頭髮長度與早操的強制規定)的廢除。特別是在蔚山,現代企業的產業鎮上,能看到大規模街頭動員和街頭戰鬥一直持續到1990年。

現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的128天(1988年12月到1989年4月)罷工的高潮,結束在一個被佔領的現代公司造船廠上,9000名士兵和警察被調度來從陸海空三方對工人進行武裝攻擊。其次是,在蔚山工人階級的社區為期10天的街頭戰鬥(動員不僅僅是工人,還有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這種鬥爭又於1990年現代重工的「戈利亞罷工」再現(譯按:又作「戈利亞鬥爭」(Goliat  struggle),該罷工以核心的抗爭工人爬上戈利亞牌巨型起重機上,停留在82公尺高空展開無限期抗爭而得名),並以慘痛的失敗結束。(現代集團以建立廣泛的高層工人住宅,作為回應這些鬥爭的對策)。

第五部分:衰退與從頭開始
1987年至1990年期間大規模進攻的鬥爭逐漸消失,和隨之而來的失敗氛圍,開啟了韓國工人組織的一個新階段。在1980年代末短暫贏得的工資增長,強化了對於勞資共榮可能性的幻覺,以及改良主義的潮流。

特別是,在全勞協內,右翼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親北韓)民族解放派(National Liberation),開始佔上風對抗疲弱的激進派。(民族解放派的韓國名字─Kukminpa,字面意思是「勞動與國家一起」)。這一派總是以官僚和政客為導向。正如前面提到的,在1995年以前,政府的政策旨在鎮壓全勞協最戰鬥的份子,和促進公開的改良主義者摧毀全勞協,讓全勞協在右翼領導下被民主勞總收編。(事實上,在全勞協成立的1990年1月,很多領導人當時是在監獄或正藏匿著。)長期獨斷和任人為親的經驗,也造成一些工人開始同情資產階級民主和新自由主義。

然而,蔚山仍然在激烈的騷亂,1991年6月,當勞工領袖朴昌洙在監獄裡被打死,20,000名現代重工工人和30,000名現代汽車工人襲擊蔚山市政府,鬥爭最終持續一個月。

在1992年,南韓加入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約在同一時間,資本家重新聯合壓制工資漲勢。在此期間,低工資的公務員開始組織,韓國電信服務(Korea Telecom)工人是最激進的,即使他們的鬥爭,往往主要是專注於工資,通過這樣的連結能夠推進工作場所的民主。

在1993到1994年間,運動路線引發激烈討論,其中包括對於政治罷工的需求。越來越多激進傾向要求把以廠區為基礎的工會組織形式(韓國至今主要的工會組織形式)導向以產業為基礎的工會組織形式,並且創造一種保護傘組織。當全勞協在受到鎮壓加強以及來自民族解放派的陰謀顛覆而潰敗時,也為民主勞總開啟了誕生的契機,後者在1995年11月正式成立(盡管直到金融危機之前都是處在非法地位)

1995年到1996年間持續有著一些成功的罷工,特別是贏得了大幅加薪戰果的韓國電信罷工。因為這次罷工,藍領勞工的薪資超過了公務員的薪資。同一時間,韓國雇主的經營模式漸漸從傳統財閥轉向全球化模式。勞資雙方在1996年到1997年間的勞動臨時工化法案上針鋒相對。

1996年秋,基層工人的不滿日漸增長著以及一場大罷工正被準備著。在這樣的壓力下,民主勞總必須放棄參加臭名昭彰的勞資政三方會議,一場將在1998年春天金融危機中期召開的會議。來自底層反對民族解放派的壓力日益升高著。

來自激進戰鬥派工人的重要反制行動是形成所謂的現場組織,試著透過替代組織對抗工會和民主勞總的腐敗,而這替代組織並非成立在原本工會之外,而是成為一個在原本工會內部以及與其他工會裡的戰鬥派工人之間水平連結而形成的影子力量,與工會裡的本位主義潮流對抗著。組織現場組織的潮流從1990年持續到2005年。在不同條件下,現場組織試著在主要工會裡奪取權力,然而常常因此而自身變得官僚化。潮流末期,現場組織變成各種試圖在工會裡找到取得權力的後門的團體的獵物,結果最終潰敗。但在一般有防備的情況下,現場組織至少保留了與1987年到1990年間激進傳統的連結。

第六部分: 1997年到1998年大罷工與金融危機
1996年聖誕節過後,掌權的金泳三政府在晚間特別召開的國會會議上,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通過首部系列勞動臨時工化法案,要把南韓經濟完全帶往全球化的方向,讓老闆解雇員工更加容易,同時提出了多層雇主形式的勞動契約。如同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雇主的利潤在八零年代晚期工人薪資獲得增長的時期一點一滴的慢慢被減少,而南韓經濟在1996年一連串銀行破產浪潮中顯的疲弱,而正是在這同一時期,新生的勞動階級力量第一次展開了同資本家的殊死鬥爭。

當時候掌握在右翼勢力手中、取代被擊敗的全勞協的民主勞總,在基層民眾的壓力下,發出舉行全國總罷工的號召,一場規模廣泛的大罷工隨後發生。即使連保守的,冷戰時期的黃色工會─韓國總工會,都加入了這場大罷工。白領勞工也加入了這場罷工,在罷工高潮時全國有將近三百萬勞工加入了這場罷工。(罷工初始所擁有的合法地位後來被政府否認,但事實上同樣的法律在1997年就獲得了通過,然而並沒有獲得來自民主勞總的重要回應。)再次地,韓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和勞動臨時工化造成的新局面,讓這場罷工反對法西斯的成分比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成分來的多。民主勞總盡可能避免與政府發生正面衝突,積極地分化這場罷工的能量。基層勞工展現了自身所有的極大自發性,這體現在現代汽車和起亞汽車工人們身上。傳言民主勞總與資本家密會,向資本家擔保這場罷工在它們的控制之中並處在走向衰退的過程。民主勞總提出了所謂的「週三罷工」,一個在往後幾年一再被實行的無能策略。這場總罷工於一月在沒有任何成果的情況下落幕。

在這場總罷工的浪潮下,韓國民主勞動黨在1997年春天成立,然而內部成員組成同民主勞總內右傾分子佔主導地位的情況相同。

然而,1997年一月總罷工的失敗,被後來1997年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濟災難掩蓋過去。

1997年七月,從泰銖大幅貶值揭開序幕,這場金融風暴在接下來幾個月席捲了亞洲各國,每個擁抱自由市場經濟而因此放寬資本控管的國家都親眼目睹了發生在自己國內的大幅資本外移以及本國貨幣的巨幅貶值,其中以泰國、印尼和南韓受創最深。1997年11月,韓元貶值達40%,當時的金泳三政府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五百七十億美元的金援。當時12月正進行著韓國總統大選,四位總統參選人必須簽署接受國際貨幣基金允諾金援的交換條約。後來當選執政、曾經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的金大中政府,必須把整個執政的任務內容規劃為執行國際貨幣基金提出的嚴厲裁員措施,刪減公共服務預算,將韓國工業、銀行任由外資買斷與去管制化,以及勞動臨時工化。韓國的民主,如同早先韓國有組織的勞工運動那樣,在原先信誓旦旦的承諾破產之時贏得了勝利,在獲得了必要的遮羞布之後宣告了勝利。結果是一連串的破產和自殺案件暴增。最初國際貨幣基金要求韓國各銀行必須裁員至少半數員工(後來降至30%),公務員也必須被如此照辦。1999年失業率翻了三倍多,數百萬韓國人被丟入貧窮深淵。

在這樣的情況下,金大中和民主勞總扮演了他們被賦予的腳色。如同先前已經提到的,金大中把民主勞總領導人拉進1998年二月的勞資政三方會議,而民主勞總同意了大規模緊急裁員。民主勞總基層工會成員強烈反對這樣一個卑劣的投降行為,驅逐了簽署協定的民主勞總領導人。1998年發生了像是現代汽車工人發動的反對裁員的大規模罷工,但是新的民主勞總領導階層隨後入獄,罷工在一般意義上是失敗的。

在國際金融基金風暴裡,韓國許多小工廠被迫關閉,其中包括在1980年代罷工浪潮晚期產生的、同情全勞協的戰鬥工人所屬公司。在為迎合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的過程之中,臨時工人首次成為韓國工人力量裡不可忽視的一支。作為對於韓國電信股票被拋售給華爾街投資者的回應,一場罷工爆發了。這場罷工顯現出在正職勞工和臨時工人之間增長中的差異。除了有著較高薪資與較低工時,年老的正職勞工缺少年輕的臨時勞工所擁有的電腦技能,日漸強烈地感受到可能會失去工作。工會領導人說的義正詞嚴然而事實上是毫無作為。最終,正職勞工和臨時勞工都發動了罷工,但不在同一時間。韓國電信罷工以一萬名臨時勞工被解雇的結果落幕。

金大中和民主勞總右翼領導人在1998年二月簽署的同意大規模裁員的協議,引發了民主勞總基層工會成員巨大反抗,整個領導階層在戰鬥工人手持鋼管佔領民主勞總辦公室之後被驅逐下台。

新的左派領導人接掌了民主勞總,如先前所提過的,雖然嘗試在五月、六月和七月重新發動反對新勞工法案的總罷工,但並沒有獲得成果。舊領導階層在重工業工會裡保有著影響力,阻饒戰鬥派工人的行動。1998年的六月到八月期間,現代汽車發生了為期二十八天長的罷工,一萬名正職勞工被開除。兩年內,一萬名臨時勞工被雇用來接替這些職缺。韓國電信和韓國各銀行也開除了各自的正職勞工,以臨時勞工的身分重新雇用同一批人。

第七部分:1998之後:正職勞工與臨時勞工的對抗,成為勞動階級運動中的主要議題
從金融危機以來,臨時工人在運動中的問題,連帶正職勞工認為臨時勞工搶走他們的工作所產生的對抗,越滾越大 (在2000年,全國臨時工人工會成立,現今在她的保護下,有五萬名成員)。

早在1992年,江南(Jaenung)學校(私人的課後輔導學校)4000位家教展開了32天的罷工,就贏回了集體談判權。政府當時拒絕承認他們是工人,稱他們是獨立合約員工(Independent contactors)。這次的罷工對臨時勞工能夠組織對抗國家和資方是重要的展現。

在2000到2002年,韓國電信捲土重來的罷工持續了517天,罷工失敗的結果,使得臨時工人工會被瓦解。韓國電信的正職工人對臨時勞工懷有敵意。在罷工失敗之後,韓國電信都以「非直接契約工」方式來聘用員工。而2002年韓國電信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被美國的投資者收購時,以提高遣散費與讓正職員工能夠分得股份作為交換。

在2000年和2001年之間,一間空調製造工廠堅持了一個月的罷工,以正職工人對於戰鬥的臨時工人的背叛和敵對作終。2000年樂天飯店(Lotte Hotel)工人的組織活動則是相反的例子,顯示正職工人工會在某些情況下,是能組織臨時工人的。在資方極度打壓、罷工者被捕入獄之後,飯店同意在工人到任兩年後升為正職。

然而,同樣在那幾年期間,民主勞動黨轉向右翼,而其中佔主要組成的、親民主勞總官僚以及民主勞動黨政客民族解放派,阻饒正在串連組織的臨時工人(2004年,民主勞總甚至以獨立團體名義來幫現代集團執行長助選)民主勞總已內化成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推動外包。

以2003年為例,釜山(Pusan)卡車司機罷工成功取得勝利,但政府、資方、民主勞總及民主勞動黨則在破壞這場罷工。同年,樂金─加德士(LG Caltex,現在的GS Caltex)精煉廠暴發了大規模罷工,但民主勞總在這場運動裡,什麼也沒做。

2005年,一萬名蔚山石油和化學臨時工人為改善工作條件罷工83天,法律上複雜的雇傭結構和資方的策略拖累了這場罷工。當時成立了一個包含資本家、執行長們、商人、非政府組織和民主勞總蔚山分部的「蔚山區委員會」來談判。得出的協議內容僅僅限於承認工會。工人在經歷了六個月委員會原地踏步的「討論」之後,重回工作岡位。復工主要基於小型企業的讓步,但民主勞總和民主勞動黨抽手後,沒有任何協議內容被執行。

2005年夏季,蔚山現代汽車內再次因為對勞動臨時工化的不滿開展抗爭。一位工人在示威中犧牲了自己,而工會否認他的死亡跟勞工遭遇到的處境有關。臨時工人嘗試癱瘓生產線,但正職工人拒絕合作。管理階層和工賊在正職工人袖手旁觀的狀況下,重新啟動生產線。所有參與罷工的臨時工人全部被開除。

2006年6月,金屬工人工會投票決議組成產業工會,嘗試打破眾多關係企業中,各種不同勞動合同帶來的分裂。但現代汽車仍然跟現代汽車工會交涉。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由於產業工會合作主義的性質,而反對產業工會。

那年夏天稍後,浦項市(Pohang)浦項鋼鐵(POSCO)的建築臨時工人發動了野貓罷工,但被擊潰。2007年8月,起亞汽車臨時勞工發生野貓罷工並佔領了部分工廠,但在那裡他們遭到正職工人暴力攻擊,被迫回到了工作。

2007年月11月,有一件正向的發展,蔚山的現代汽車正職勞工和臨時勞工,第一次攜手合力組織了群眾運動

第八部分: E-land罷工為社會指出了新的出路
仍然持續進行(在寫這篇文章的2008年1月)的E-Land罷工,是把臨時工問題推向南韓社會的檯面和中心的最新、最重要的鬥爭。

2006年11月,韓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被叫作「歐威爾式的基層勞工權益保護法」的臨時工法案。該法案的目的,是在製造一種對於現在超過60%的南韓經濟活動人口「有在做什麼」的錯覺。該法案規定,在工作兩年後,所有工人將自動成為正職工人。法律在7個月以後生效,也就是2007年7月1日, 這為想要在截止日期前裁退臨時工的雇主們,開了一個巨大的漏洞。有些公司遵守法律,但是許多公司則沒有,並在六月遣散了臨時工。整個過程最注目的焦點在一家名為E-Land的連鎖百貨公司,與此相關的鬥爭同樣也發生在名為New Core的零售商。

E-Land作為小型的家族企業,已發展到年收入580億美元的企業,在全國各地有61個據點,其所有者是原教旨意的基督徒。它收購了法國家樂福連鎖門市。該公司以工作條件特別苛刻聞名,基本上,女臨時工月薪800美元,每周工作36小時,經常被迫工作12小時,甚至沒有上洗手間的時間。此外,該公司要求所有員工,無論是否為基督徒,都必須上教堂。E-Land的執行長更在2006年捐獻一億美元的什一稅給他的教會。就在新法案生效前,E-Land和New Core遣散了1000名工人,根據新法案的規定,他們將有資格成為正式工人。

最直接的反映是罷工並且控制公司,至今(2008年1月)已經進入第七個月。在罷工的最初幾天,數千名從南韓各地來的其他部門的臨時工來幫忙關閉E-Land的門市。民主勞總以令人生厭的花言巧語,盡一切努力去扼殺罷工,並且以無意義的象徵性行動去分散每個外面的支持者。然而,在7月20日,200名E-Land僱員佔領首爾的一個出口,並將其關閉。政府的反應是派遣7000名士兵,警察和僱傭公司的打手,以暴力驅逐,逮捕200人。衰落的盧武鉉政府(高度不得人心,在2008年2月離任)盡量促使新法案順利實行。但單獨看罷工是很難知道她的重要性的。許多大財閥接受E-Land 數以百萬計美元的貸款援助。民主勞總曾答應借給E-Land 和 New Core工會大筆資金,然而當它們的罷工基金在夏天結束被用盡時,最終背棄了約定。民主勞總不斷施壓公司工會上談判桌,然而E-Land的管理層並沒有提供任何讓步。11月在浦項,當只有臨時工加入罷工時,E-Land甚至試圖創立一個新門市。500名E-Land的工人和其他臨時工,不僅擋住了商店門口,並且攻擊了固守商店的警察和打手和解除其武裝。 類似的行動, 包括堵塞和佔領商店斷斷續續的發生在 整個秋季。

與許多早期以臨時工為主要關注的罷工相比,也許在E-Land罷工最顯著的是獲得了對於處在相同的臨時工處境的勞動人民的罷工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來自全國民眾的抵制行動使得該公司的12月全國銷售額減少了30%,甚至媒體一般來說都給予有利的報導,至少在罷工的最初幾週。無論是E-Land罷工是否能為罷工者奪回工作,這將是一個更廣泛的工人運動的勝利─終於使臨時工人在南韓的勞工問題中可以不再被忽視。

參考書目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從與韓國活動家和親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對話與合作中比從任何一本書學會了更多,除了具海根的《韓國工人階級》(2001),它是唯一以綜合的視角、使用西方語言提供韓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的書。由於不能熟練的掌握韓語,這當然也會造成我的極大隔閡。下面總結的書籍,是我所發現的有用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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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 From mass strike to casualization and retreat, 1987-2007

2013年7月20日 星期六

[SA]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悲劇

終於甦醒:為你的福利和權利捍衛。投給德國社會民主黨。
西蒙歐雷(Simon Olley)

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整個歐洲甚至是世界上曾經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典範。隨著今年九月德國聯邦大選逐漸逼近,能讓我們區別德國社民黨及其領袖與梅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之間差別在哪的東西是少得可憐。兩黨是全心全意地站在金融和商業菁英的利益統治著德國甚至整個歐洲。說德國社民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是讓人無法理解的。

20世紀初時,德國社民黨是讓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在1891年艾福特(Erfurt)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宣示了她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914年的德國社民黨有1,085,905名黨員,領導過兩百多萬人的工會運動,年收入達八千八百萬多德國馬克;出版過90份日報,有267名全職記者為它撰稿;雇用過三千名的手工業與文書工作者、經理與商業主管等等;有過110國會議員(Reichtag deputy)、220名州議員(Landtags deputy)與近3000名地方議員。

德國社民黨在工人階級每個生活層面裡都有它的蹤跡:社會主義女性協會、青年俱樂部、群眾大學、圖書館與閱讀協會、登山俱樂部以及其他運動團體、出版社、報刊和雜誌。曾經在1920年代領導過德國共產黨的費雪(Ruth Fisher)評論道,「德國社民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它遠遠不僅只是一個政治機器;她在自己的世界裡給德國工人帶來了尊嚴和地位。」

德國社民黨的起源

從一開始,德國社民黨就是內部有著各種不同觀點的大雜燴。創立於1863年、作為德國社民黨前身的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ADAV,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首先是和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聯合在一起的。拉薩爾是一位傑出的律師和知識份子,曾被大多數政治工作者視為能夠幫助他們在自由派資產階級之外獨立組織起來的人物。

後來所謂的「拉薩爾主義(Lassalleanism)」就是一種把社會主義看作僅止是成立工業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s)的主張,要求國家的扶植與幫助來過渡到這種狀態。這種觀念導致拉薩爾試著去說服當時候的普魯士(Prussia)總理、後來成為德意志帝國首相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不意外地,這位「鐵血宰相」認為拉薩爾的提議是一種威脅同時也缺少這樣一套社會主義理論所需要的有力贊助者。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失去了許多它初始的動力。

第一次真正具備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的組織是在倍倍爾(August Bebel)和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兩人倡議之下於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社會民主工黨(SDAP,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曾經有一段時期,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和德意志社會民主工黨對彼此懷有敵意。然而,在面臨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俾斯麥對社會主義者與各種進步份子日漸升高的迫害情況下,這兩個組織走的越來越近。1875年5月在哥達(Gotha)召開的統一大會,與會者有大概130人,代表著約兩萬五千多名的共有會員。會議結束後,一個新的政黨形成了,德國社會主義工黨(SAPD,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在其黨綱裡可以清楚地看到拉薩爾的影響。

哥達綱領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滅性批判,他們哀嘆裡面缺少前後一致的經濟分析、對於革命所扮演腳色的詮釋以及國家本身的階級性質。然而,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保證說,綱領中殘餘的拉薩爾主義能透過組織內部馬克思主義份子的持續工作而被克服。

事實上,往後的十五年,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以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理論家的領導下,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更堅定地往馬克思主義陣營靠攏。

德國社民黨的「英雄」時期

這段時期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的發展受到了所面臨困境的幫助,特別是俾斯麥在1878年施行的「反社會黨人法」。這條法律使得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無法在德國境內活動。任何被認為可能與社會民主潮流有關的工人聚會都被警察驅散。任何被懷疑參與相關運動的人都被逮捕。唯一向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開放的是國會選舉,這部分還可允許社會民主派參選。這些法律導致的結果與俾斯麥所期待的正好相反。首先,這些法律激進化了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在1883年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召開的流亡會議上,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宣布自己是一個革命政黨,對於透過議會方法實現其政治目標「不抱任何幻想」。在被禁止於德國進行政治活動、驅趕和迫害的現實情況下,她意識到,拒絕參與和組織工人進行革命顛覆現存秩序的主要活動相較看來如同雜耍般的官方政治活動是再自然不過的。

與此同時,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在工人階級裡的影響力持續增長著。這可以從它在國會選舉所獲得的票數看出來,從1881年的311,961張票增加到1890年的1,427,298張票,反映了該黨活動家在德國各地工人階級裡進行的危險非法組織工作的成果。

邁向「大分裂」

「反社會黨人法」在1890年被取消的時候,為黨的後續成功牢固地樹立了基礎。在那年哈雷(Halle)大會,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名稱首次被採用。接下來的一年,在艾福特,黨同意一項啟發自考茨基的新綱領,這給了黨一個更堅實基礎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綱。

黨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增長,估計黨員在工會內部和議會選舉中的投票的影響力是極大的,以國會選舉為例,其在1887年10.1%的得票率,到1903年已經上升到31.7%。

然而,黨的增長和其理論基礎和政治目標的看似明確,掩蓋了成長中的導致後來撕裂的緊張情勢。在這樣的緊張情勢裡,顯示的事實是,儘管官方的綱領和政治有著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特徵,在她的成員和機構的基本面貌上,黨仍然是一個「大教堂(broad church)」。

黨的成長過程中,吸引了越來越多在生活經驗上遠離其工人階級基礎的人。這包括小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的元素,在較為農村和保守的德國南部各州,強烈影響著黨的政治。也許最重要的是,不管怎麼樣,越來越多增長自工會官僚背景的黨員,他們開始通過與老闆協商,使工人獲益,他們越來越滿足於贏得體制內的影響力和權威性。許多工會領袖的態度,恰如其分地表現在一個持德國社民黨立場的官員的話,他宣稱,「要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組織,我們需要和平的勞工運動。」

這些因素在德國1890年代到1900年代早期的經濟和社會情況下得到強化,到世紀之交,該國享有近三十年的持續增長。在此期間,國家承認了一些讓工人受益的改革,部分原因是為了應付德國社民黨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黨在1890年代擺脫了違法地位時,階級鬥爭已進入了低潮。

在這些條件下,似乎很自然的是,黨把活動的中心焦點放在議會選舉上,如同在「反社會黨人法」時期所為。德國社民黨的結構深深烙印著這個標記。德國社民黨透過在國會、州和地方選舉中集中贏取不斷擴大的階層選票的方式組織起來。

其結果是,少數意見對政策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黨的領導人發現到,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輕易獲得主要工業中心的工人的選票。如果要增加議會代表人數,他們需要把重點放在贏得在該地區較為落後的階層的選票。

本著這樣的精神,在黨的代表大會選舉,保守團體的成員被優先考慮。例如在1911年的大會,52%的成員──那些有著8000多名黨員的地區(工人階級所在主要地區)──只有27%的議員代表。

另一個結果是,工會領袖主導的運動,比起黨有更廣泛的影響範圍,導致越來越多黨員隨著工會立場搖擺。這體現在黨於1906年的曼海姆(Mannheim)代表大會通過的一項決議中,認為「這兩個組織之間(德國社民黨和工會)在具備共同利益的問題上有義務進行協商」。由於德國社民黨領導層不希望疏遠潛在的可能新選民,這相當於實際上給了工會領袖們在黨的許多決議上擁有否決權。

黨的基本分工非常多寫在於艾福特通過的綱領裡。其中反映了考茨基匯集黨內各色元素成為表面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願望,綱領分為「最高」和「最低」兩個部分,最高綱領反映著對社會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目標,最低綱領關注於有關改良的日常鬥爭。隨著時間的推移,艾福特綱領的「最高」部分變得,如同英國革命家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所指出的那樣,「似乎在五一勞動節和周日午後的演講還可以聽的到,卻很難與黨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有任何連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黨內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對資本主義採取和平立場,意味著帶有革命性質的抗爭將是徒勞的。對於專職工會職員、黨的工作人員和廣大的議會代表來說,相較於反對戰爭需要的那種辛苦和危險的鬥爭來說,保衛他們在現有秩序的特權職位是更好的選擇。

完全的背叛

德國社民黨一開始對塞爾維亞(Serbia)和奧地利(Austria)於1914年7月爆發的戰事保持其一貫的反軍國主義立場。德國社民黨譴責這場戰事是帝國主義者的冒險遊戲,工人的鮮血不應為這場戰爭遊戲而流。然後在8月4日,彷彿萬里晴空突然打下的霹靂,德國社民黨的國會黨團宣布將投下支持戰事的一票。口號從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硬轉成需要捍衛德國的「文明」以對抗俄國專制。

這轉變對歐洲的革命者們太過震撼,使得俄國的革命領導人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以為是個惡作劇。德國的保守陣營對此同樣震驚,他們本以為德國社民黨會是德國行往軍國主義最大的障礙

這只是1918到1923這戰後混沌數年間,德國社民黨與德國最殘暴的反動份子更加緊密結盟的第一步。估計工人群眾在1918年11月─此事是戰爭的導火線以及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末路─之後揚升的革命意識帶來的能量,德國社民黨的領導圈決定釋放最大限度的權柄給予反動的自由軍團(Freikorps),來重建資本家所謂的「秩序」。工人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在德國社民黨領導人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於1919年1月被謀殺。

在整個威瑪(Weimar)共和國治下期間,德國社民黨扮演著反對革命浪潮的主要防波堤。德國社民黨的閃爍其詞和搖擺不定以及其與右派的公然同謀,為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掌權之路開道。

德國社民黨作為德國資產階級忠誠僕人的優良功績,在資產階級選擇與納粹(Nazis)共患難時顯得徒勞。德國社民黨被禁,黨員被追捕、殺害和流放。在二戰結束後年間,德國社民黨在西德重組,而在東德,德國社民黨被迫與史達林主義化的德國共產黨合組成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執政。重組後的德國社民黨,拋棄了她草創時的「激進包袱」,取而代之的是為現今所知的溫和自由主義。

事情可能不同嗎?

當然,德國社民黨黨內有部分人已經認知到危機,並在1890年之前就開始檢視並疾呼改革來捍衛和拓展綱領和實際行動中的革命成分。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同一個名字,羅莎盧森堡。

在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於1899年出版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之後,盧森堡最先挺身反駁之後日漸突出的德國社民黨內的保守元素─「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伯恩斯坦嘗試為改良主義提供理論基礎─其言,當資本主義持續進展,那些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危機將會被克服,並提出了以持續而和平的進程朝普遍繁榮邁進的前景。

這些論點得到德國社民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呼應。然而,經由考茨基(Kautsky)等人和盧森堡的介入─盧森堡以她的小冊子《社會改良還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來回應修正主義者─這場爭辯似乎由左派佔得上風。德國社民黨在1903年於德累斯頓(Dresden)舉行的大會上,修正主義者因為嘗試「以調節現存體制為主要目標的和解政策取代透過革命奪得政權的激進政策」而遭到攻訐。

不幸的是,雖然左派仍能在論述上贏得原則,但最多也僅此而已。在接下來的十年,階級鬥爭在德國得到重大的進展,革命力量在基層中得到增長,特別是在於那些主要工業地區,但整體而言仍然不足以反擊德國社民黨黨內日漸增長的保守主義勢力。

基於上述所言,我們能很容易的得到結論:盧森堡應該在戰前就領導一群人從德國社民黨分裂出來。從1918到1923年德國革命情勢悲劇性的開展更加強了這個論點。的確,如果盧森堡能夠作為一個在俄國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黨人領導下的組織成員進入戰事,事情會有較好的結果。

然而我們應該記得:布爾什維克黨是建立在俄國而非德國的事實,主要基於沙皇專制統治下的壓迫而非列寧主義成分的多寡。列寧在1914年德國社民黨的背叛前,一直視德國社民黨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楷模。

非得由戰爭的喧囂事實和革命,才能將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自麻木中震醒,並且使其確信,必需要有建立在明確的革命方針之上的組織。在各個國家,缺少這樣的革命組織是資產階級於戰後能夠在橫掃全歐洲的革命浪潮中重新取得權力的主要原因。

這一齣歷史悲劇,決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紀的發展進程。德國社民黨歷史的教訓對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們依然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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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What might have been: the traged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 2013/05/22

2013年5月1日 星期三

[LeftUnity]學習而非說教:為什麼左翼沒有全部的答案


湯米·沃克(Tom Walk)提供對革命左翼的另一種觀點

如果有一件事讓我對革命左翼感到迷惑的是:這場漫長的資本主義危機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緊縮政策的攻勢一波接著一波,而我們的方法、戰略與戰術顯然是無效的,但是對此提出質疑或者反思的嘗試,卻常常引來恐懼和懷疑。他們對年輕人說,這樣的工作方式我們已經用了好多年了,彷彿任何一點的檢討都會玷汙這些「精煉」過的智慧。畢竟,你們建立過幾個革命政黨呢?

所以,我們最後就像是輪子上的老鼠,日復一日做著一樣的事情,期待有一天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不僅如此,我們更傲慢地堅持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央委員會那些明智的領導層作出決策,經過各種有如輸送帶一般的刊物和會議傳達給基層幹部,而他們負責出去把這些結論強行灌輸給工人階級。如果工人不接受,那是因為他們是「改良主義者」,或者階級覺悟不夠高,或者更直接一點說-他們「錯」了。他們不接受真正革命的領導層,那肯定是錯的。(喔!更別提其他那些堅持自己是唯一正確的革命團體,他們錯得更離譜。)

結果這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爆炸了,我們看到這樣的模型是怎麼由其邏輯導致發展出來的後果:由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其支持者們正在創造的神話政治。一旦你相信「一個有紀律的革命者就是要貫徹領導層的旨意-即使是最難以為其辯護的旨意」,那麼,任何問題對你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是因為全世界都錯了-還很有可能是敵對勢力的陰謀。

領導層的行為越來越令人噁心,但是這個危機並不能與他們政治上的錯誤切割,兩者擁有同樣的根源。而這個根源也造成了整個革命左翼的危機:分裂成各個宗派、領袖崇拜、組織的僵化、成長停滯以及拒絕面對現實-既是症狀,也是造成失敗的原因,在意識形態、戰術和實踐上全盤的失敗,無法承擔我們面前的這場戰鬥。我們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團體,擁有許多既肯犧牲奉獻又具有宏觀視野的基層活動分子,但只被他們的領導層當成棋盤上的卒子,用於和敵對的團體永不止息地廝殺。

在這篇文章當中,我會指出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在根本上是與我們應有的組織方法背道而馳的。革命的政治絕不是將古老的戰術和口號「灌輸」給工人階級-而是從現實的鬥爭和運動中學習,成為鬥爭中真實的一部分,盡力使其擴大,試著(謙虛地)讓鬥爭中的重要人物接觸某種組織,然後將我們在鬥爭中所學到的與歷史知識結合來更新我們的理論與方法。真正的革命政治不是由上而下實現的,而是由下而上的。

「路線」的終結

讓我們先跳脫革命者們的窠臼,領導層拍腦袋憑空發明「黨的路線」並不是極左翼的專利。在主流政黨的會議中到處可見這樣的情形。有些會以表決動議來偽裝,但那幾乎不是重點。黨的領導層、部長、或影子內閣成員們長篇大論地演講,提出不同的政策立場。然後再簡化成一句口號,譬如工黨黨魁米勒班(Ed Miliband)的「一個國家」(One Nation)或是卡麥隆(Dave Cameron)的「大社會」(Big Society)。這些就成了黨的路線,支持者必須服從,只有那些死硬的反對派才會反對。隨著時間過去,領導層可以調整這些政策轉彎-甚至180度轉彎,提出新的政策或方向,而保皇派將會繼續阿諛奉承他們。

當我們在談論列寧主義的時候,這個決策模式似乎是革命團體需要等待中央委員幾小時的暗室會議,經過哲學家皇帝們的深思後,直到如教皇選舉后的煙霧從煙囪中冒出來時,終於結論才能得以面向群眾。同志們,我們決定發起一個新的運動,叫做「團結抵抗」,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同志們,我們的口號是「英國總工會 (TUC),發動總罷工」。這樣的宣言從天而降。而保皇派照舊為這些智慧的結晶高歌,連跑帶跳地奔向工人們。黨終於在運動中現身:哈囉!看這裡!我們有答案!我們和工人階級對話的傳統成了長篇大論。

他們告知我們這種由上而下的模式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們好像把民主這個部分給搞丟了。他們說,在一個戰鬥的組織中,迅速作出決定是非常重要的。迅速作出決定是很重要,如果做出的是正確的決定。但實際上,從天而降的常常是愚蠢的決議,永遠伴隨著「急迫」的藉口,有什麼能比階級鬥爭更急迫呢?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這就是決議,愛做不做!(或者是九個月之後的全黨大會再去挑戰它,當然那已經太晚了)

只要事情能辦好,誰管它呢?他們會說,我們不是辯論俱樂部,我們是革命者。但民主絕不只是一個重要的抽象概念。我們並不是因為民主讓我們覺得溫暖,或者偶爾辯論一下很有趣,而要求民主。重點在於,如果沒有民主,如果普通成員以及其背後的階級不掌握權力,那麼這些決策就是在真空中做成的。這樣所得的戰術不是立基於現實,而是過時的理論、從幾個世代前斑駁記憶中提取的經驗、個人偏見和組織自身的利益。

如果沒有與工人階級現實的聯繫,并能與時俱進的更新這種聯繫 - 就沒有名副其實的革命行動。而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只能由傾聽、學習、好好討論並且投票來達成。宣稱自己擁有「正確」的立場并不會導致正確的民主結構會隨之而生。你必須面對回答這個問題:你要從什麼地方來達成這些立場?

我們需要的最充分徹底的民主,因為這是一個組織唯一能跟現實連結的方法。

我們是領頭的,還是落後的?

這個討論常常引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由下而上的進行決策,人們不是會多少把他們過去的經驗帶進來,帶著資本主義的餘毒?最後只是在反應他們現存的意識?

但是,就像社會主義工人黨醜聞所展現的,不管這個黨說了多少大話,一個革命的組織未必有「進步」的意識。相反地,在各種時候,在很多議題上,工人階級遠比我們更進步,尤其是當我們死抱著某些幾十年來未曾檢討過的理論不放的時候。我們也很容易發現,經過過去15年來的運動和反資本主義情緒的發酵,一些由實際鬥爭所塑造出來的運動者比我們走得更遠。

就像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說從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到東尼·克理夫(Tony Cliff),革命理論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鬥爭中領悟到的。就像盧森堡說的,最重要的發展「不是那些領導者,更不是那些中央機關。這些是運動中自然的產物」。馬克思並不是坐在大英圖書館裡埋頭讀書而產生出了他對國家的分析,而是由巴黎公社的經驗得來。列寧也不是某一天早上洗澡的時候突然想出了工人委員會,這是1905年革命自發的成果。

如果你懷疑「自發性」這個概念,想想穆罕默德·布瓦吉吉。2010年12月17日,他在突尼西亞自焚。他成為了突尼西亞革命以至於整個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這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可能預測到這樣的結果。當然,既存的組織以及其他更廣的脈絡都很重要。但誰能計畫,或者預測這些革命呢?一次又一次,運動者們都說這些起義完全是出於意外。

當然,我們必須向國際經驗學習,英國並不處於革命的形勢中。但我們真的認為那些不在我們組織中的人沒有在創造新事物嗎?自發性的意思是,在你意料之外的、「自然」發生的,由下而上的。任何曾經活躍過的左翼都應看過這樣的實例。有許多運動者比已經因循守舊的托派更加進步,也許不是在每個議題上,但起碼在某些特定的議題是這樣。想想看佔領運動的衝勁、英國反削支(UK uncut)運動的影響力、學生運動的啟發、當代女性主義者對於複雜議題所提出的嚴肅分析。(還有網路上對這些議題精通的網友們)。似乎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然後變的莫名熱門。目前我們所謂的領導者們偶爾會為他們喝采,但更多時候比較喜歡去指出他們的「錯誤」。這些領導層對於新的想法還有組織方式充滿懷疑,尤其是當成員開始受其影響的時候。

但我們不該因為這不是我們「自己人」想出來的東西就感到畏懼。這不代表全盤接受,而是承認組織與自發性存在著辯證的關係。我們的一個要務是要糾正過去過於強調組織的傾向-干涉主義-同時失去了對話的第二個部分。自發性能夠給組織帶來新生。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強韌的體系,足以接納那些一開始看來並不合適的想法和事件(事實上,如果要為列寧的一生訂一個主題,這倒很適合)。想像一下,如果我們不只是從外部去和運動作聯繫,而是真正成為運動的一部分,並向之學習,這會產生多大的效果

成為運動的一部分

與現實生活連結的運動包括了哪些?這裡有個線索:這運動不代表要先設定好我們的"戰線",然後要求每個人加入。

2010年保守黨上台之後,我們本來有一個發起組織起來的反縮減運動的大好機會,但極左派不僅沒有擔起責任,事實上還以行動杯葛。對此我非常憤怒。工人們(通常來自當地工會)透過工會或其他當地網絡,不用等待我們給予我們喜歡的指示,在英國各地成立了當地的反削減團體。那是真正的、草根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反削減聲浪。這已經是非常棒的事,但我們有機會讓他們的力量更龐大。

革命者應該要看到這發展的重要性,而不是為本地工作小組設立準則或權力,好與其他團體抗衡;或是堅持所有的反削減團體應歸屬於他們特定的保護傘, 這也同樣會發生在抵抗聯盟和全國基層工會代表網絡(National Shop Stewards Network)中。一直到2010年底,我們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出來以進行反擊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拒絕與他們聯合,因為他們看來對於其他分支是不會妥協的。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也只顧著耕耘自己的田,不讓自己跟工黨有任何牽連瓜葛。全都在聲明中呼籲著「團結」,但意味著行動上要從屬他們。看來這些是完全失敗的。

在很多地區,這樣的情況要好很多。不同的左翼份子互相聲援、行動,但他們經常戰略上刻意忽略各種集中制的領導。中央委員會在之中製造的內鬨跟相互懷疑,持續阻礙了聯合行動。儘管如此,最終幫助他們凝聚的,是來自保守勢力英國總工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領導層。在2011年3月26日,我們看到了顯著的影響:一個規模盛大的示威抗議。但這建立起來的勢力之後就消散了。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改變?革命者要如何在一個像反削減團體的組織裡運作,突然形成、廣泛傳達階級的憤怒,並把這憤怒迅速推高成一股力量?(我認為我已經在全民醫療保險(NHS)和反對「臥室稅(Bedrooms tax)」的抗議活動中能看到類似的信號)這很簡單:我們應該真正的投入其中,以一種提供幫助且多元的方式介入,而不是去行霸道的控制。我們應該努力向整個團體希望做到的方向去幫忙,而不是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將我們經驗裡認為「正確」的計畫,用公開演說跟開幹部會議的方式,強行灌輸給他們。建立運動,比讓人群服從你所導向的方針,還要重要很多。所以拜託,放棄宣布另一個新的全國性的活動的行為。「團結」不能經由特定某個團體來宣布,這行動必須從基層建立起來。

這不代表排斥組織,這是讓你們的組織成為運動的助力,而非阻力。

例如,在大學跟學院裡,為什麼不用多元的路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群,或反資本主義的社群,而不是總是環繞著特定組織。這聽起來很顯而易見了,這與有組織的左翼在現實中的行動充滿矛盾。

另一個例子:佔領運動。革命左翼力量用賣報和一些發表的關於馬克思理論和佔領運動需要與工會接觸的演說進行干預。(少數幾個人做得更多,但這多是他們自己獨立去做的。)公平地說,社會主義工人黨做了非常多關於佔領運動的討論,但很少與佔領運動本身進行討論。與此同時,有成千上百的年輕人在寒冷中站出來,進行幾個小時關於政治的爭論。表達了來自各種傳統的思想,但多數最終指針都指向了反資本主義。

一些像這樣的事件還會再發生,或許以些微不同的形式。做一個徹底而且根本的一員包含了適當的參與常態性集會,但不能只是這樣。我們應該從組織討論,搭帳篷到廚房裡的志願者,都要參與其中。這使你贏得活動份子的尊重-當你離開時,可以與他們辯論。就像他們可以與你辯論,或教你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事一樣重要。每次我參與佔領運動,在進行中的辯論都很吸引人,難以置信的積極而且全面的氣氛,過去傳統的參與模式是不可能拿出來的。藉由參與這樣實驗的草根型民主,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我們可以從中學習的東西。

我們應該不斷的問:你是怎麼認為的?你會怎麼去組織?你從中學到了什麼?而不是不斷宣示自己是「先鋒隊」,我們必須從葛蘭西的定義中找到,可以稱為「有機的先鋒隊(organic vanguard)」-從鬥爭中出現的領導-然後讓他們影響我們如同我們設法影響他們,一起討論,一起戰鬥,一起學習。而不是從外部說教,應該從中參與和學習。

(工人)階級給我們上的課

2011年11月30日發生的百萬人參與的罷工,是我至今從未看過的。這不只是眾多運動中的其中一個,左翼正確地在這場運動做了非常多的投入。那是真正工人運動的大規模行動,而不是被我們的企圖取代的行動。這問題並不是,我們不是罷工的「一份子」,因為在任何工作場所中的革命者一定會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對於說教和學習這兩者簡單的二分法仍然可以適用於此。

你可能覺得在一場罷工中沒什麼可以學的,但每次罷工都是一堂豐富的課。如果一幅畫值得千言,那一場罷工就價值萬語。它告訴你工會的情況、工人階級鬥爭的水準,他們之間的部門跟地理差異;最讓工人生氣的工作情況,或更廣的環境現況;工人怎麼看待任何勝利的機會;什麼戰略是他們已經知道、他們會樂於使用在運動中,等等。再一次,關鍵是,放下你預先設定的戰略(無論是在「指導的」名義下為製作傳單而準備的某一行業的訴求,還是一些關於罷工委員會應有的模式),都應是讓自己幫得上忙的,並讓工人階級成為你的老師。

重要的是,它給你打下了現實的基礎,好讓你重新調整下一次行動的戰略。不像街頭的運動,罷工可以由工會官僚發起,但同樣,在現今情況下,也可以很快地被取消。11月30日的罷工之後,社會主義工人黨陷入了他們對工會運動影響力的高估,認為他們有力量可以促使官僚去喚起更多的罷工;或是一個夠聰明的「統一戰線」。如同他們在實踐中所證明的,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一些替代的藍圖,但如果一個黨讓他們為罷工者提供服務,從最底層的角度去處理任何情況,跟他們同一陣線,一起工作;而不是專注工會執行委員會的陰謀或更多的會議,它本可以有更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者重視工人階級,不是因為他們不知怎的比其他人更特別或是好,或是因為覺得其他議題比較次要。而是工人有掌控經濟的能力,當他們決定停止生產,然後有潛力取代它原本的生產方式。同時,我們不要掉進一個陷阱-覺得沒有罷工就沒有辦法得到立即的勝利。舉個例子,反人頭稅的活動就證明了這想法是錯誤的。工人階級仍居運動的主導位置,如我之前所形容的;認為這抗議行動除非轉變成罷工,否則沒這麼重要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謙虛的去看待,不要去苛刻戰鬥型態,隨時準備好生活丟給我們的挑戰。

我們可以如何組織?

如果我們要讓左翼行動符合目的,我們必須面對民主保持柔軟的身段,真正參與運動,並遠離宗派主義。我所有說的這些,不代表我們要把我們已有的理論跟實踐丟掉,一點都不是。但這代表了,隨時質疑、去反覆思考,並從我們的每一步中不斷學習。

這意味了,不要去設定我們自己的「陣線」,在從鬥爭中建立起的組織中工作,像是各地的反削減運動,然後把我們所擁有的都投入進去幫助運動的建立。這代表了停止找尋一個統一陣線,然後控制他們。我們必須能夠跟其他行動者一起工作,而不是讓他們感覺到我們在那裡只是為了賣報紙跟招募成員。我們必須要成為有經驗而且願意給予幫助、建議、討論的運動者。而不是像個躲在角落,密謀收割的人。聆聽多於發表,提出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

我們必須了解,領導權不是輕易取得,而是需要贏得,而且需要不斷地重新贏得。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目前犯的錯誤,這說明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能教導別人,首先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

本文是湯米·沃克(Tom Walk)2013年3月6日在倫敦參加由反資本主義發起運動(Anti-capitalist Initiative)、《紅胡椒(Red Pepper)》雜誌和參與型社會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a Participatory Society)組織的論壇而發表的演說。演說主題是「今天的激進政治組織應該看起來是什麼樣的?」

可通過EMAIL: rethinkingtheleft@gmail.com,和twitter:@tom.walkr 聯繫湯米·沃克(Tom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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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Learning not lecturing: why the left doesn’t have all the answers" - 2013/02/11

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libcom]對於工會的思考:聯合與代表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對於工會制度的批評常常是鋒利致命的,但對於表面假裝革命的工會的官僚化及階級合作方面則較虛弱或是缺乏的─最有名的是在1936年到1937年(反)革命時期,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參與西班牙政府的行動。另一方面,外界對工團主義的批評並沒有超出斷言應被批評的是「工會的本質」,而非提倡,例如,革命工作地方團體之間的聯盟。但在不了解革命工人們的組織賴以恢復的實際過程,要怎麼阻止他們走上同樣的道路?

這是一個較大的歷史/理論計畫的一部分,去批判地評價20世紀各種革命傳統的力量和侷限,發展對於當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解,作為圍繞政治經濟核心的嘗試,結合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工團主義方法以各式方法應用在各樣情況下。

聯合與代表: 對於工會的思考

當你思考工會時,什麼是第一個出現在你腦海裡的東西?一個龐大的官僚式的提供廉價信用卡的服務者?一個過去時代下的古老遺跡?團結與罷工?1970年代的工業戰鬥派與急速糾察隊? 答案當然是取決於你自身的經驗與政治眼界。而且,的確,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部分真實的。為了幫助解開這個問題,我想要重建從工團主義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演化路徑。這是一條坎坷的、多重線性的路徑,細節過於複雜而難以在此詳述。相反的,我想要聚焦在一個存在於兩種工會─作為工人的聯合組織與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之間的主要張力上。

藉此我想說什麼?嗯,以前者為例,工會是作為一群有著共同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工人們的聯合組織。歷史上,工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而興起。首先產生於手工業工人中,然後是工業和服務業工人。早期,工會除了這種聯合以外不能產生任何其他作用。工會沒有合法的權力,雇主們拒絕承認工會,而參與工會的人面臨慘酷的鎮壓(最有名的是托爾普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

然而,當時雇主被迫與已成既定事實的工會簽約。為了確保店面的平和與秩序及繼續獲利,雇主開始承認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與之談判。因此工會產生了第二個功能─工人們的代表。許多工會活動家積極地為此而奮鬥,並視工會被體制接受為一勝利。

當工會漸漸地被資本主義體制所接受,工會自身也越來越像資本主義下的許多機構,一個階級結構─頂頭有著拿薪水的官僚,專屬的合法部門,以及其他許多全職雇員。今日,工會的聯合與代表這兩個功能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確,你為了有人代表你為你發聲而加入工會。但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期熱切地開展時,在許多較為激進的工人們那裡遭到了反抗,一股廣泛的潮流,「工團主義」。

歷史學家Bob Holton寫著,英國工團主義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是藉由過度鎮壓,﹝老闆們和政客們﹞越來越同意,工會的許多要求可以透過討價還價被更加有效的淡化處理,特別是在利用工會幹部作為勞工和資本之間的傳遞仲介時更加有用。」

工團主義者認為這是官僚工會幹部和戰鬥性工人群眾之間日益疏遠的結果。換句話說,工團主義者認為工會幹部作為勞資衝突的仲介者是工會官僚化的後果。為了民主化工會和把權力還給工人群眾,解決方法因而是把工會去官僚化─從內部作亂起(boring from within)。這種作法的侷限是從一開始,它就沒有真正解釋工會的官僚化從哪裡產生。為什麼工人向那些高薪工會幹部交出控制工會的權力。

工團主義反對工人群眾控制官僚,提出直接行動代替工會幹部仲介協商,但從一開始它就無法正確的解釋工會官僚化與代表協商的趨向從何而來。這問題凸顯在現今有著激進工團主義起源的官僚工會上(之中有受巨大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法國總工會(CGT,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是最明顯的例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藉著清晰的革命觀點─無政府主義,來綜合分析工團主義。

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許多不同地方依著當地條件以不同的速度發展。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是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但就歷史而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包括了許多相互衝突的思想派別。在發現了一個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代表團已經與加泰隆(Catalan)政府接觸,嘗試讓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取得合法地位及緩和來自政府的鎮壓,革命的布維納文圖拉‧杜魯蒂(Buenaventura Durruti)寫了如下的斥責:

「他們迫害我們。是的,當然是。我們是對於他們所代表的系統的一個威脅。如果我們不想要讓他們來折磨我們,那麼我們只要承認它們的法律,整合我們自己進入他們的系統,官僚化我們自身到極致。因此我們就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完美的背叛者,像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榨取工人利益過活的人們。如果我們這麼做了,那麼他們將不會打擾我們。但我們真的想變成那樣嗎?」

杜魯蒂認識到,官僚化和接著而來的仲介協商是工會扮演工人代表者的後果。杜魯蒂的不祥警告在兩年後成為現實,當時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領袖在西班牙革命期間成為政府官員,作為其聯盟成員的代表與其它政黨的代表們並肩而立,儘管面臨來自工人群眾強烈、有時甚至是武裝戰鬥的反抗。但在戰後時期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中,這樣的教訓已被廣泛學習了,工會的代表功能有意識地被鄙棄,更多的趨向是發揮以直接行動為目的的聯合功能。例如現今的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拒絕參與工會選舉、工作會議或是接受國家政府的資助,因為這些組織「賦與你的『代表們』權力幫你簽名和談判」相反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堅持「你,而且只有你,可以作為你自己的代表。當你手裡握著你的許多問題時,你才會獲得關注。」這很類似「直接行動運動(Direct Action Movement)」對工會主義的許多批評:

「在工會們尋求發揮影響力的至今所有事物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與管理階層的交涉。他們必需保有和管理階層協商工人薪資和工作條件的權利。正由於擁有代表工人們協商的權力,工會保有在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最後可以吸引工人加入與保有工會會員。反過來,工會也因為有控制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被資本家所利用。工會提供了工作場所的穩定,疏通了工人們的憤怒,重塑和影響了工人們的訴求,如果需要,還可以當起工作場所的警察。」

戰鬥的工人們很了解工會官僚的許多問題。但除非我們將工團主義方法與清晰的革命視野結合起來,有一條返回官僚的陳舊道路正在前方。以國際勞工協會(IWA,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一句話來說,「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真實的國際勞工協會」,建立在直接行動以及明確反對工會代表功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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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nking about unions: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 2011/05/20

2013年3月10日 星期日

[aljazeera]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打破沉默,反擊墨西哥菁英

來自墨西哥原住民運動的新宣言宣告了追求「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的反叛軍重回公眾

經過長年的沉默,深居在墨西哥貧窮的南方土著薩帕塔(Zapatistas)反叛軍,近幾個星期來,透過連串的公開宣言再次重現於世人之前,嘗試再次點燃人們對於他們的「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訴求的熱情。

去年十二月,約四萬多名薩帕塔支持者遊行穿越恰帕斯(Chiapas)的村莊,再次向世人強調他們的存在。今年一、二月,副司令馬可仕(Subcomandate Marcos)─一位抽著菸斗、非土著出身的深受國際媒體關注的薩帕塔發言人,發出了一系列的新聞稿,譴責剛於去年十二月接任總統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PRI,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恩里克‧佩尼亞‧涅托(Enrique Pena Nieto)。

「我們所受的苦難無法藉由向那些正在世界各地傷害人們的人敞開心胸而減輕。」馬可仕寫於一月底以激勵其支持者,「我們將反抗。我們將鬥爭。也許我們會因此而死去,但死了一次、兩次、一百次之後,最終我們將得到勝利。」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在1994年1月1日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版,當時他們控制了墨西哥最南端而貧窮的恰帕斯的六個城鎮。

美國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一個與美國軍方有關係的研究機構,表示恰帕斯「在特權地主階級透過私人軍隊實行封建制度之下,長久以來以其巨大的貧富差距聞名。」

近二十年以來,薩帕塔試著建立起以強調墨西哥土著尊嚴與集體農業的一套人民自治體系。部分因為電話聯絡困難,半島無法聯絡詢問薩帕塔土著成員的意見。

建立社群

薩帕塔在去年十二月的遊行與隨後發布的新聞稿以前近年來一直是處於沉寂的。「盡管沒有在媒體版面上出現,他們忙於在當地社群建立社會運動的基礎。」馬克‧伯格(Mark Berger),一位美國海軍研究學校(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防禦分析訪問教授向半島表示,將近有十萬至二十萬人生活在支持薩帕塔的社群裡。

在最近的新聞稿中,馬可仕將墨西哥政府比做一個被菁英們控制的「殭屍政府」,相當程度呼應了生活在充滿不平等與貪污腐敗的國家裡的人們的心聲。

早先與獨立工會領袖、女性主義者、學生、龐克及其他土著群眾等墨西哥社會運動聯合的嘗試產生了複雜的結果。由薩帕塔在2006年發起的最後一場運動,「另一種運動(Other Campaign)」,在建立民族運動上是失敗的。

「『另一種運動』極力批評選舉政治,這標誌著墨西哥左翼運動的挫敗。」一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學家艾倫‧阿里亞斯‧馬林(Alan Arias Marin)向半島表示,「局部來說(如恰帕斯),這場運動依然保有支持。」

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

同時,雖然墨西哥長期耗損於其他問題,特別在毒品衍伸的暴力問題上。近十二年來,墨西哥皆由保守的墨西哥國家行動黨(PAN,Partido Accion Nacional)的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與繼任的費利佩‧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執政。墨西哥國家行動黨對於和薩帕塔打交道或是處理更廣泛的墨西哥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上興趣缺缺。現今,在改變薩帕塔生態的發展過程的位置上,墨西哥國家行動黨是空缺的。

在2000年前已持續執政長達七十一年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在薩帕塔第一次公開叛亂時為執政黨。在去年選舉中被指控作弊的、祕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稱作「完美的獨裁者」的重返執政,將使得正尋求與恰帕斯以外的社會運動重新建立關係以及重振在墨西哥的存在的薩帕塔受益。

「曾湧入墨西哥憲法廣場(Zocalo,墨西哥城主廣場)阻止墨西哥政府對反叛軍進行嚴厲軍事鎮壓(時值1994年)的同一批人還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社會運動(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理查德‧斯塔勒-肖克(Richard Stahler-Sholk)向半島表示,「作為回應毒品暴力的措施,墨西哥政府在美國政府的鼓勵下發動國家軍事化行動。」

2006年以來有超過七萬多人死於毒品相關的傷害犯罪案件,在協助打擊犯罪集團的名義下,美國政府許諾在墨西哥投入超過1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行動。

面對墨西哥部分地區肆虐的大屠殺、行動主義者對「毒品戰爭」採取新方法的呼聲以及日漸高漲的對抗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學生運動,薩帕塔有著許多可能盟友。

「我認為薩帕塔和學生運動在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執政之下取得大幅度的議題關注是可能的。」伯格表示。

在薩帕塔與其世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再次對上時,佩尼亞‧涅托可能變成抗爭運動的避雷針。在擔任墨西哥州州長期間,涅托監督了發生在2006年於聖薩爾瓦多阿騰古市(San Salvador)鎮壓示威者的警察暴力。兩名示威者被殺以及反對機場擴建的婦女聲稱被祕密警察性侵。

學生運動「我是132(#yosoy132)」形成於2012年一群大學生質問涅托於競選總統期間的攻擊事件之後。對於一連串的選舉舞弊以及墨西哥革命建制黨長久以來的貪汙腐敗感到憤怒,許多墨西哥學生開始反抗墨西哥政府。

網路戰爭

在反對現狀的過程裡,墨西哥青年並不孤單。

「開始於孤立區域的暴力起義突變為非暴力然而不具較少破壞性的,一場吸引遙遠各地與廣泛背景的行動主義者目光的社會網路戰爭。」蘭德公司在一份對於薩帕塔與網路的分析提到。

一月中,「無名氏」,一個廣泛的網路行動主義運動,似乎發動了一場癱瘓墨西哥國防部網站的網路攻擊,以表達對薩帕塔的支持。

某些分析指出,薩帕塔及其早期利用網路獲取支持的作法是像是「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我是132」及反全球化示威這類新型態廣泛社會運動的先驅者。

但網路行動主義的具體效益及其所獲得的外界支持可以是倏忽即逝的。「薩帕塔曾經蔚為風潮而且獲得許許多多的國際倡議支持。」一位在墨西哥城的馬林(Marin)教授表示。但隨著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NGO)開始將關注焦點放在其他方面,他表示,這些「難以取悅的」非政府組織。

在最近的新聞稿裡,馬可仕表示薩帕塔將重新評估與各種不同的外國及本地盟友之間的關係。援助團體,特別是一些慈善團體,被這些蒙面革命家們所批判。

革命思想

如果藥物戰爭以及葬身於此的上千人們促使薩帕塔離開國際議程上,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也許會幫助薩帕塔在國家論辯上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過去一般廣泛認為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打破了毒品集團之間的協議以保持政局穩定。「政府將停止對組織犯罪發動戰爭。」伯格對於新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政府如此預測。「他們將允許更多在其他政治型態方面的注意力。」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薩帕塔有足夠的能力去利用這些潛在契機,但薩帕塔的重出江湖符合了當前墨西哥的廣泛利益。

「最近的聯絡情況特別多在於再次活躍他們的國家與國際基礎。」一位薩帕塔的長期支持者表示,因為安全考量而採取匿名方式。「薩帕塔希望,我認為,人民將在所生存的地方創造自治和自足的條件;薩帕塔希望支持者們把革命思想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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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Zapatistas break silence to slam Mexico elite - 2013/02/15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CWI]《NO》── 一個改寫歷史的作法

不幸的是,巴勃羅•拉瑞恩的電影《NO》,並沒有訴說關於智利1988年的全民公投的背景和政權的鬥爭。

東尼•桑瓦(Tony Saunois),CWI(工人國際委員會)

這是1988年智利的聖地牙哥,以及狠毒的皮諾切特(Pinochet)獨裁統治的15年後。軍事政權被迫在皮諾切特總統任期的延續上進行公民投票。在選票上的選擇,只有簡單的「YES」或「NO」。
這是智利導演巴勃羅•拉瑞恩(Pablo Larrain)的最新電影《NO》的背景。上映於2012年,它是關於廣告公關的故事,主角瑞尼(Rene)由墨西哥演員蓋爾•加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飾演,他曾在電影裡飾演切•格瓦拉(Che Guevara)。
《NO》已經被提名為奧斯卡的獎項,並且被評論為「必看」的一個記述智利1980年代的故事。據介紹,作為一個「基進」的電影,這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戲劇」。
就技術來說,電影巧妙地交織來自故事當時的新聞鏡頭。它開啟了關於政權罪行的一個實際列表。皮諾切特的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場景和來自YES運動的鏡頭描繪出一個完全與智利社會脫節的政權──有時伴隨著幽默的諷刺。當一位政府的部長還不清楚NO運動的標誌─彩虹─是同性戀的象徵、馬普切人(Mapuche)的符號(一個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群)或是同性戀馬普切人的符號,無疑是詼諧的時刻。

重寫歷史

然而,除了一些關於警察鎮壓的電影鏡頭,這部電影是一個描寫關於歷史上真正對抗政權鬥爭的英雄的作為。它是這時期部分嘗試重寫歷史以詆毀或抹除群眾鬥爭的作用,尤其是在關鍵的歷史事件中的工人運動。
有時候,就像在NO的例子,被以某種形式的基進服飾包裝後出售給新的觀眾。從偏頗的視角──關於一個漂亮的電視廣告,其主要的口號是「幸福將蒞臨智利(Happiness is coming to Chile)」,它表現政權被關於一個廣告所代表的單一的努力所擊敗。這在NO運動是有真實根據。這是一個當時領導者去政治化運動的嘗試。在現實中,否決票贏了,儘管並不是因為這個活動造成的。
看起來,電影並沒有講述任何關於公民投票和政權鬥爭的背景。在影片中不存在任何表現當時的工人階級地區和聖地牙哥周圍貧民窟生活的場景,它們是對抗軍事獨裁統治的核心地區。整個鬥爭是通過中產階級娛樂的扭曲視角呈現。

壓力來自底層

由於1980年代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政權不得不訴求全民公投。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設置街壘,一個月又一個月的與鎮暴警察和軍隊戰鬥。
在1984年的「五一勞動節」,在聖地牙哥(Santiago)的奧希金斯公園(O'Higgins Park),發生至少有25萬人的浩大示威。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世界社會主義組織,英格蘭與威爾斯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in England and Wales)所隸屬)的刊物在這裡第一個傳播著。CWI成員戴著口罩販賣《工人民主報(Democracia Obrera)》,以躲避可恨的秘密警察─智利國家情報局(CNI,Central Nacional de Informaciones)的偵查。
在遊行結束的時候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數萬蒙面青年與軍隊和警察戰鬥。絕大多數青年支持武裝起義。
智利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採取了「故弄玄虛的政策(double speak policy)」,它不得不反映青年的情緒,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曼紐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FPMR,Frente Patriótico Manuel Rodríguez )。在1980年代末,智利處於起義的邊緣。甚至《信使報(El Mercurio)》── 一份支持1973年政變的右翼日報,警告智利正在走向「尼加拉瓜之路(Nicaraguan road)」。「桑地諾民族陣線(Sandinista,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的勝利──在1979年推翻了尼加拉瓜殘酷的索摩查(Samoza)獨裁政權,重新在青年鬥士中燃起以起義鬥爭對抗拉丁美洲專制政權的想法。

智利共產黨的背叛

就在這個時候,智利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進行了其實際的政策─與「民主」資本家聯合起來,限制變革。
群眾運動的蜂起,迫使統治階級和政權訴求公民投票。智利共產黨與智利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的領導人與資產階級政黨如智利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支持以公民投票作為手段,將大眾對軍方的敵意疏導到「安全」的方向,以「民主」的轉變以避免起義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這一切都不存在於電影中,這一切成了瑞尼─ 一個廣告人的努力。
該政權是相信它會贏得全民公投勝利的,但如果失利了它也準備修正結果。這在電影中有明顯的描繪,當結果出爐,電源遭到切斷,就如同在現實中的情形。然而,突然地,政權妥協了,接受了結果。為什麼呢?這部電影並不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這是由於「國際壓力」。它在15年來並不困擾皮諾切特。
空軍參謀長馬特哈伊(Fernando Matthei Aubel),到總統官邸莫內達宮(Palacio de La Moneda)聲明他接受NO運動的勝利的檔案資料有在電影中出現。空軍支持在一段時間內有限制的變革。然而,陸軍與海軍的心態轉變呢?
當電源被切斷,開啟了政權內部的鬥爭。皮諾切特想操縱結果。儘管如此,由於群眾的壓力,軍方陷入分裂和競爭。在總統府外有幾十萬人。成千上萬最好的青年戰士已淹沒了市中心,並準備衝進總統府,CWI智利支部是其中的成員。

鬥爭仍在繼續

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鎮暴車上演講,讓這些青年解散並返家。他們表示情況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會叫他們回來。事實是,軍方和反對派在幕後達成了協議。這沒有一絲反映在《NO》之中。在電影結束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畫面中,皮諾切特在權力移交中,面帶微笑的和新總統艾爾文(Patricio Alwyn)握手,他是資產階級政黨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成員,曾支持1973年的政變。這個有限度的變革延續著一個完全不民主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皮諾切特保有軍隊和終身參議員的職務。軍方在法律上免於被謀殺罪和酷刑罪起訴。
關於NO運動的「幸福將蒞臨智利」的許諾,所贈與的是今天更大的不平等和狠毒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新一代對這些政策的鬥爭,反映在大規模學生運動發生的過去兩年。在2012年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重新國有化銅礦和國家的資源,以支付良好的教育,以及歷屆政府並未處理的所有皮諾切特任內的私有化作為。
《NO》可能促使人們認為皮諾切特被全民公投所擊敗。它能讓人們了解真實發生過什麼或是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教訓嗎?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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