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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整個歐洲甚至是世界上曾經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典範。隨著今年九月德國聯邦大選逐漸逼近，能讓我們區別德國社民黨及其領袖與梅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之間差別在哪的東西是少得可憐。兩黨是全心全意地站在金融和商業菁英的利益統治著德國甚至整個歐洲。說德國社民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是讓人無法理解的。
20世紀初時，德國社民黨是讓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在1891年艾福特(Erfurt)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宣示了她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914年的德國社民黨有1,085,905名黨員，領導過兩百多萬人的工會運動，年收入達八千八百萬多德國馬克；出版過90份日報，有267名全職記者為它撰稿；雇用過三千名的手工業與文書工作者、經理與商業主管等等；有過110國會議員(Reichtag deputy)、220名州議員(Landtags deputy)與近3000名地方議員。
德國社民黨在工人階級每個生活層面裡都有它的蹤跡：社會主義女性協會、青年俱樂部、群眾大學、圖書館與閱讀協會、登山俱樂部以及其他運動團體、出版社、報刊和雜誌。曾經在1920年代領導過德國共產黨的費雪(Ruth Fisher)評論道，「德國社民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它遠遠不僅只是一個政治機器；她在自己的世界裡給德國工人帶來了尊嚴和地位。」
德國社民黨的起源
從一開始，德國社民黨就是內部有著各種不同觀點的大雜燴。創立於1863年、作為德國社民黨前身的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ADAV，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首先是和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聯合在一起的。拉薩爾是一位傑出的律師和知識份子，曾被大多數政治工作者視為能夠幫助他們在自由派資產階級之外獨立組織起來的人物。後來所謂的「拉薩爾主義(Lassalleanism)」就是一種把社會主義看作僅止是成立工業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s)的主張，要求國家的扶植與幫助來過渡到這種狀態。這種觀念導致拉薩爾試著去說服當時候的普魯士(Prussia)總理、後來成為德意志帝國首相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不意外地，這位「鐵血宰相」認為拉薩爾的提議是一種威脅同時也缺少這樣一套社會主義理論所需要的有力贊助者。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失去了許多它初始的動力。
第一次真正具備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的組織是在倍倍爾(August Bebel)和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兩人倡議之下於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社會民主工黨(SDAP，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曾經有一段時期，全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和德意志社會民主工黨對彼此懷有敵意。然而，在面臨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俾斯麥對社會主義者與各種進步份子日漸升高的迫害情況下，這兩個組織走的越來越近。1875年5月在哥達(Gotha)召開的統一大會，與會者有大概130人，代表著約兩萬五千多名的共有會員。會議結束後，一個新的政黨形成了，德國社會主義工黨(SAPD，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在其黨綱裡可以清楚地看到拉薩爾的影響。
哥達綱領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滅性批判，他們哀嘆裡面缺少前後一致的經濟分析、對於革命所扮演腳色的詮釋以及國家本身的階級性質。然而，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保證說，綱領中殘餘的拉薩爾主義能透過組織內部馬克思主義份子的持續工作而被克服。
事實上，往後的十五年，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以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理論家的領導下，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更堅定地往馬克思主義陣營靠攏。
德國社民黨的「英雄」時期
這段時期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的發展受到了所面臨困境的幫助，特別是俾斯麥在1878年施行的「反社會黨人法」。這條法律使得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無法在德國境內活動。任何被認為可能與社會民主潮流有關的工人聚會都被警察驅散。任何被懷疑參與相關運動的人都被逮捕。唯一向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開放的是國會選舉，這部分還可允許社會民主派參選。這些法律導致的結果與俾斯麥所期待的正好相反。首先，這些法律激進化了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在1883年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召開的流亡會議上，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宣布自己是一個革命政黨，對於透過議會方法實現其政治目標「不抱任何幻想」。在被禁止於德國進行政治活動、驅趕和迫害的現實情況下，她意識到，拒絕參與和組織工人進行革命顛覆現存秩序的主要活動相較看來如同雜耍般的官方政治活動是再自然不過的。與此同時，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在工人階級裡的影響力持續增長著。這可以從它在國會選舉所獲得的票數看出來，從1881年的311,961張票增加到1890年的1,427,298張票，反映了該黨活動家在德國各地工人階級裡進行的危險非法組織工作的成果。
邁向「大分裂」
「反社會黨人法」在1890年被取消的時候，為黨的後續成功牢固地樹立了基礎。在那年哈雷(Halle)大會，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名稱首次被採用。接下來的一年，在艾福特，黨同意一項啟發自考茨基的新綱領，這給了黨一個更堅實基礎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綱。黨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增長，估計黨員在工會內部和議會選舉中的投票的影響力是極大的，以國會選舉為例，其在1887年10.1％的得票率，到1903年已經上升到31.7％。
然而，黨的增長和其理論基礎和政治目標的看似明確，掩蓋了成長中的導致後來撕裂的緊張情勢。在這樣的緊張情勢裡，顯示的事實是，儘管官方的綱領和政治有著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特徵，在她的成員和機構的基本面貌上，黨仍然是一個「大教堂(broad church)」。
黨的成長過程中，吸引了越來越多在生活經驗上遠離其工人階級基礎的人。這包括小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的元素，在較為農村和保守的德國南部各州，強烈影響著黨的政治。也許最重要的是，不管怎麼樣，越來越多增長自工會官僚背景的黨員，他們開始通過與老闆協商，使工人獲益，他們越來越滿足於贏得體制內的影響力和權威性。許多工會領袖的態度，恰如其分地表現在一個持德國社民黨立場的官員的話，他宣稱，「要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組織，我們需要和平的勞工運動。」
這些因素在德國1890年代到1900年代早期的經濟和社會情況下得到強化，到世紀之交，該國享有近三十年的持續增長。在此期間，國家承認了一些讓工人受益的改革，部分原因是為了應付德國社民黨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黨在1890年代擺脫了違法地位時，階級鬥爭已進入了低潮。
在這些條件下，似乎很自然的是，黨把活動的中心焦點放在議會選舉上，如同在「反社會黨人法」時期所為。德國社民黨的結構深深烙印著這個標記。德國社民黨透過在國會、州和地方選舉中集中贏取不斷擴大的階層選票的方式組織起來。
其結果是，少數意見對政策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黨的領導人發現到，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輕易獲得主要工業中心的工人的選票。如果要增加議會代表人數，他們需要把重點放在贏得在該地區較為落後的階層的選票。
本著這樣的精神，在黨的代表大會選舉，保守團體的成員被優先考慮。例如在1911年的大會，52％的成員──那些有著8000多名黨員的地區（工人階級所在主要地區）──只有27％的議員代表。
另一個結果是，工會領袖主導的運動，比起黨有更廣泛的影響範圍，導致越來越多黨員隨著工會立場搖擺。這體現在黨於1906年的曼海姆(Mannheim)代表大會通過的一項決議中，認為「這兩個組織之間(德國社民黨和工會)在具備共同利益的問題上有義務進行協商」。由於德國社民黨領導層不希望疏遠潛在的可能新選民，這相當於實際上給了工會領袖們在黨的許多決議上擁有否決權。
黨的基本分工非常多寫在於艾福特通過的綱領裡。其中反映了考茨基匯集黨內各色元素成為表面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願望，綱領分為「最高」和「最低」兩個部分，最高綱領反映著對社會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目標，最低綱領關注於有關改良的日常鬥爭。隨著時間的推移，艾福特綱領的「最高」部分變得，如同英國革命家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所指出的那樣，「似乎在五一勞動節和周日午後的演講還可以聽的到，卻很難與黨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有任何連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黨內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對資本主義採取和平立場，意味著帶有革命性質的抗爭將是徒勞的。對於專職工會職員、黨的工作人員和廣大的議會代表來說，相較於反對戰爭需要的那種辛苦和危險的鬥爭來說，保衛他們在現有秩序的特權職位是更好的選擇。
完全的背叛
德國社民黨一開始對塞爾維亞(Serbia)和奧地利(Austria)於1914年7月爆發的戰事保持其一貫的反軍國主義立場。德國社民黨譴責這場戰事是帝國主義者的冒險遊戲，工人的鮮血不應為這場戰爭遊戲而流。然後在8月4日，彷彿萬里晴空突然打下的霹靂，德國社民黨的國會黨團宣布將投下支持戰事的一票。口號從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硬轉成需要捍衛德國的「文明」以對抗俄國專制。這轉變對歐洲的革命者們太過震撼，使得俄國的革命領導人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以為是個惡作劇。德國的保守陣營對此同樣震驚，他們本以為德國社民黨會是德國行往軍國主義最大的障礙
這只是1918到1923這戰後混沌數年間，德國社民黨與德國最殘暴的反動份子更加緊密結盟的第一步。估計工人群眾在1918年11月─此事是戰爭的導火線以及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末路─之後揚升的革命意識帶來的能量，德國社民黨的領導圈決定釋放最大限度的權柄給予反動的自由軍團(Freikorps)，來重建資本家所謂的「秩序」。工人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在德國社民黨領導人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於1919年1月被謀殺。
在整個威瑪(Weimar)共和國治下期間，德國社民黨扮演著反對革命浪潮的主要防波堤。德國社民黨的閃爍其詞和搖擺不定以及其與右派的公然同謀，為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掌權之路開道。
德國社民黨作為德國資產階級忠誠僕人的優良功績，在資產階級選擇與納粹(Nazis)共患難時顯得徒勞。德國社民黨被禁，黨員被追捕、殺害和流放。在二戰結束後年間，德國社民黨在西德重組，而在東德，德國社民黨被迫與史達林主義化的德國共產黨合組成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執政。重組後的德國社民黨，拋棄了她草創時的「激進包袱」，取而代之的是為現今所知的溫和自由主義。
事情可能不同嗎?
當然，德國社民黨黨內有部分人已經認知到危機，並在1890年之前就開始檢視並疾呼改革來捍衛和拓展綱領和實際行動中的革命成分。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同一個名字，羅莎盧森堡。在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於1899年出版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之後，盧森堡最先挺身反駁之後日漸突出的德國社民黨內的保守元素─「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伯恩斯坦嘗試為改良主義提供理論基礎─其言，當資本主義持續進展，那些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危機將會被克服，並提出了以持續而和平的進程朝普遍繁榮邁進的前景。
這些論點得到德國社民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呼應。然而，經由考茨基(Kautsky)等人和盧森堡的介入─盧森堡以她的小冊子《社會改良還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來回應修正主義者─這場爭辯似乎由左派佔得上風。德國社民黨在1903年於德累斯頓(Dresden)舉行的大會上，修正主義者因為嘗試「以調節現存體制為主要目標的和解政策取代透過革命奪得政權的激進政策」而遭到攻訐。
不幸的是，雖然左派仍能在論述上贏得原則，但最多也僅此而已。在接下來的十年，階級鬥爭在德國得到重大的進展，革命力量在基層中得到增長，特別是在於那些主要工業地區，但整體而言仍然不足以反擊德國社民黨黨內日漸增長的保守主義勢力。
基於上述所言，我們能很容易的得到結論：盧森堡應該在戰前就領導一群人從德國社民黨分裂出來。從1918到1923年德國革命情勢悲劇性的開展更加強了這個論點。的確，如果盧森堡能夠作為一個在俄國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黨人領導下的組織成員進入戰事，事情會有較好的結果。
然而我們應該記得：布爾什維克黨是建立在俄國而非德國的事實，主要基於沙皇專制統治下的壓迫而非列寧主義成分的多寡。列寧在1914年德國社民黨的背叛前，一直視德國社民黨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楷模。
非得由戰爭的喧囂事實和革命，才能將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自麻木中震醒，並且使其確信，必需要有建立在明確的革命方針之上的組織。在各個國家，缺少這樣的革命組織是資產階級於戰後能夠在橫掃全歐洲的革命浪潮中重新取得權力的主要原因。
這一齣歷史悲劇，決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紀的發展進程。德國社民黨歷史的教訓對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們依然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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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What might have been: the traged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 2013/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