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en Goldner
引文
1970年代中期以來，如同西班牙和葡萄牙(1974年至1976年之間)以及在巴西的發展模式，1980年代後期的韓國工人階級搗毀了維持幾十年久的的軍事獨裁政權─透過1987年到1990年之間的許多出色的大罷工。一系列的罷工產生了許多為期短暫(1990年至1994年之間)的激進民主工會，以及全面的薪資高漲。但是，如同發生在其他案例上那樣，工人階級被貶低成為為了「民主」政治議程衝撞的角色，這議程接著很快地就擁抱起全球化與頌揚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即使在罷工浪潮之前─特別是在之後─韓國資本已經投資海外和在國內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在1997年到1998年間，亞洲金融危機迫使韓國被國際貨幣基金接管，大大加速韓國工人階級的雇傭臨時工化，這是韓國主要資本家們對工人於1980年代的重大鬥爭成果的快速報復。現今，至少六成以上的勞動力被最暴戾地雇傭臨時工化，面臨瞬間裁員以及拿不到十分之一「正職工人」薪資與福利的一半。1990年代早期激進民主工會的官僚殘餘現今是被唾罵的那群工人階級菁英的法人組織，而正職工人與臨時工人之間的鬥爭跟同資本本身的鬥爭是一樣的多。
第一部分:歷史背景
1987年6月開始，持續至1990年，韓國的「勞動者大鬥爭(Nodongja Taettujaeng)」與波蘭團結工聯(Polish Solidarnosc)(1980-1981)、伊朗工人議會(Iranian workers councils)(1979-1981)和巴西(1979-1983)的罷工浪潮並列為1980年代主要的工人階級鬥爭場景。這場罷工浪潮粉碎自韓戰結束以來幾無間斷的獨裁政權基礎，為大部分韓國工人階級爭得巨大的薪資增長，以及在全勞協(ChoNoHyop，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中短暫地建立起激進民主工會，至少口頭上致力於反對資本主義。
罷工浪潮剛勝利之時，所獲得的成果也開始被嚴重削弱。自1995年起，全勞協中最好戰的激進份子被韓國政府鎮壓，而政府和保守份子推動成立了民主勞總(Minju Nochong)。1996年12月，韓國政府企圖闖關立法勞動臨時工化相關法律，民主勞總的回應是一場敷衍了事的1997年總罷工。1997年末，亞洲金融崩盤導致韓國被國際貨幣基金接管，為換得以五百七十億的紓困貸款，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明確要求勞動臨時工化和大量解雇作為重建計畫的一部份的條件之下。1997年12月，韓國民主派反對黨的金大中當選總統，在1998年2月他讓民主勞總達成「歷史性協議」，同意上萬件的解雇與縮減以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以民主勞總取得合法地位作為交換。
為了讓門面好看些，金大中政府在1998年建立了政府、資方和勞方的三方會議(Tripartite Commission)，一個無意義的、當然只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機關。
儘管處在幾乎無止境的挫敗的嚴峻局勢，韓國工人階級步步地被長時間、更加艱苦的罷工擊倒，近來的事件發展顯示了韓國工人的戰鬥性遠未失去。
今天，1987年韓國工人大鬥爭二十年之後，韓國勞動境況已經演化為世界先進工業國家之中最為成功的資本家雇傭臨時工化之一。接近十分之一的韓國勞動力在民主勞總的組織之下有著正職工作與薪水，然而六成的韓國勞動力則是被臨時工化、外包與縮減。舉例來說，在現代汽車公司(Hyundai Motor Company)裡，作為1987年到1990年之間的工廠鬥爭的堡壘之一，全職工人和臨時工人並肩一起做著同樣一份工作，臨時工人的薪水卻是全職工人的一半(全職工人薪資為每年五萬至六萬美元，外加年終獎金和加班費。)民主勞總為享有高薪的全職工人喉舌的作為受到臨時工人普遍的憎惡，而全職工人為了自身利益曾經攻擊那些參與野貓罷工的臨時工人(如同發生在2007年8月的起亞汽車公司(Kia Motor Company)的野貓罷工)。在2007年的選舉中，大量工人在抱持回到1970與1980年代的經濟爆發成長的空虛的希望中，投票給右派政黨大國家黨(Hannara-dang，2012年改名為新國家黨，Saenuri-dang)的總統候選人李明博，前現代執行長與首爾(Seoul)市長。
韓國工人階級是如何在二十年光陰之間從鬥爭與勝利走向雇傭臨時工化與挫敗的問題，於是即是這篇文章所要探究的主題。
第二部分: 民主販賣緊縮；在一個威權發展制度下的階級鬥爭
我們會盡力把韓國工人階級的經驗擺在一個較大的由獨裁統治到(資產階級)民主的週期過渡裡來看，由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1974-1976)，再到像波蘭和巴西這樣的國家。我們同時可以注意到，在依比利亞「過渡」之後，隨後的爆發發生在北美與歐洲工人階級反轉與撤退的時期之中。
的確，它們發生於緊接在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期結束之後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整體景況之中。在依比利亞、波蘭和巴西，如同在南韓所發生的，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社會上的重大介入，都發生在一段長時期的高度「經濟成長」與對個別工人階級活動、組織與薪資的高度壓迫與抑制之前。在各個例子中，工人鬥爭都是一場更大範圍的「民主反對派」對抗獨裁政權的戰鬥中心。同樣的也在各個例子中，更廣泛的「民主反對派」取得政權之後，採取(永遠在與國際資本保持密切合作之下)強硬的緊縮計畫支解工人階級運動。有人會說這是「民主販賣緊縮」，而這，的確也是我的結論。
韓國的例子，當然，有著許多細節不應該被做這樣廣義的比較。
韓國，在1960年，曾經被視為經濟「廢人」，它的人均跟當時候的印度(India)或坦桑尼亞(Tanzania)一樣的貧窮。1996年，在大張旗鼓之中，韓國作為一個「先進國家」被邀請進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僅只一年後(如前文所述)，就落入國際貨幣基金的控制中。
然而，與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相較於受到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西方「援助」、接管保護的許多失敗與倒退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在1960到1997年之間的少數成功國家。
韓國的不同之處在哪?我們馬上可以指出韓國作為美國帝國主義「櫥窗」前哨的特殊狀態(如同其他亞洲四小龍)，韓國的經濟成功是作為對抗其鄰近的北韓、中國、和蘇聯等(所謂的)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宣傳。韓戰後在南韓部屬上萬名兵力的美國，姑息南韓的中央集權發展政策，而這是美國在其他未開發國家一直以來反對而致力推翻顛覆的。
第二點，如同台灣與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著不同的土地改革的南韓，在1945年到1950年間絕對地消滅了前資本主義的「兩班」貴族階級。(這個土地改革是在北方土改的高度壓力下推行的，於韓戰初期幾個月裡，在金日成的軍隊短暫地佔領了幾乎整個朝鮮半島時傳到南方的。)
第三點，缺乏天然資源與面臨1950年到1953年間的巨大威脅的南韓，有著出類拔萃的「人力資本」，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資源。甚至在1960年代就有九成的成人識字率，而這在當時同等規模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不可能看到。
朝鮮半島於1945年，在美國與蘇聯的佔領軍隊之下，被北緯三十八度線分割兩半。日本二戰戰敗後結束了它長達35年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這是一段打下現代資本主義基礎的重要時期。(這段時期確切的遺產至今仍保有爭議。)
當日本佔領者在1945年逃離時，一到兩百萬的美國佔領區朝鮮工人們在許多廢棄工廠建立了工人議會(Changpyong，朝鮮全國工人議會)，給工人自我管理的具體承諾較少(韓國左翼幾乎都是史達林主義者)，為生產日常生活基礎用品的絕對需求較多。這個工人議會系統在1945年12月被美國佔領當局在適當時機給關閉了。
如同發生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歐洲國家及其資產階級已成為合作者的例子上，韓國「兩班」貴族階級以及小資本階級在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沒有信用的。從這斑駁勢力中，佔領者美國必須湊齊一個能夠擊退上升中的工人與農民，當中許多人強烈偏好金日成及其游擊武力，而且一般而言對激進的變革抱持著期待。美國透過李承晚所扮演的腳色控制、監督與參與了在南方地區為期五年的游擊戰裡對左翼勢力的殘酷鎮壓，以及先於1950年6月韓戰的大屠殺。1950年僅存的認真的左派有的在戰爭期間被殺害或是逃到北方(許多人在那也被殺害)。南方與1945年前韓國左翼的接續整個斷裂，一個在1970年代左翼復甦中佔有不小角色的因素。
受美國軍事支持與援助的李承晚統治了一個一般而言是無能的、經濟停滯的南韓直到1960年。最後李承晚在1960年被學生暴動給推翻，南韓度過了一個短暫的民主空隙。這空隙後來被朴正熙(Park Chung-hee)在1961年發動的軍事政變給封閉了，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朴正熙不是，或至少不是典型的二戰後由美國支持的傀儡獨裁者。朴正熙被廣泛地認為早在1943年時是個共產主義者，在1948年曾因參與由年輕軍官組成的共產黨讀書會而被逮捕。當他在1961年取得權力時，美國最初對承認他抱持猶豫，而且在他獨裁統治期間(1961年到1979年)多次對於他的民族主義衝動(像是他的獨立核能計畫)以及偶然地與北韓的外交調情表示不信任。
進一步地，朴正熙在二戰中受過日本軍事學院教育，對於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非常迷戀，他立刻嘗試讓南韓仿效而有著一定的成功。因為日本模式是拷貝19世紀晚期的普魯士模式，南韓因此獲得了一定的「德國」樣板，而這一般說來被掩蓋在高度爭議的日本遺產之下。例如，朴正熙的憲法是由一個在1950年代一個留學德國、迷戀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韓國法學家所寫的；因此「緊急狀態」是朴正熙意識形態的基石。曾經在1930年代公開支持納粹、在希特勒時期留學德國的安浩相(Ahn Ho Sang)，用著承自德國浪漫民粹主義的超民族主義的神秘假象，撰寫戰後韓國的高等中學歷史手冊。
更加根本上而言，朴正熙破壞了李承晚時期的寄生資本家階級，要不消滅他們，要不駕馭驅策他們往生產活動投資去。朴正熙在農村實施了「新鄉村運動(Saemaul Undong)」，為了全面把農業資本化以及強迫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與參與工業發展。透過冷戰時期的反共的韓國總工會(FKTU，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朴正熙政權嚴厲控制著勞工，透過七天工作日、十二小時輪班制以及必要時的警察恐嚇與施虐。在朴正熙時期，有名的「韓國財閥(Chaebol)」在受國家的貸款掌控與選為「民族優勝者」工業之下變的卓越超群，這種作法後來在1990年代韓國經濟衰退時被貶為「裙帶資本主義」。
韓國，如同其他四小龍，不同於當時期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藉由出口導向策略往國際「生產鏈」上游發展，從紡織與其他輕工業消費品做起，然後前進到製造業(汽車、造船)，最後到高科技產業，抓住了1990年代重要的世界電腦零件市場。
朴正熙時期的經濟成功，顯然地，不能與其獨裁手段或是當時國際危機環境分開而論(這兩個事實在當今關於南韓經濟問題的辯論裡被廣泛地忽略；像是2007年12月取得總統大選勝利極右翼對於朴正熙時期所勾勒的滿是鄉愁與美好的景色)。除了受益於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地理政治策略，南韓經濟也站在發展中的工業投資浪潮上，約於1965年，開始尋找在北美與歐洲之外的競爭地點。海外韓國人的酬金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南韓軍隊參與越戰中得到的數百萬美金酬庸及上萬名韓國工人在1973年石油榮景時前往中東參與建設計畫。
藉由196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時輕製造業的中心角色，那麼，重生於紡織工業裡的韓國工人階級運動並不讓人意外，同樣的對於這場運動由女性工人領導也是如此(因為勞動力主要由年輕女工構成)。
1970年11月13日，一個年輕的紡織工人全泰壹在首爾的一個血汗工廠的小型示威中自焚，象徵當代韓國工人運動的開端。全泰壹在此之前為血汗工廠的員工爭取一切法律形式的援助，卻徒勞無功。
1970年代的運動特徵在於，處於嚴酷的條件下的紡織女工的罷工數量不斷的上昇。要求是簡單而直接的，針對的是不人道的工作時間、低工資、專制的工頭，以及強迫住宿的生活，女工一般直接從農村和首爾附近出現的貧民區和其他都市招募。罷工幾乎無一例外的招致工廠的保安人員、警察、士兵和韓國黑幫打手的殘酷鎮壓。於1972年至1976年在仁川的東一紡織公司爭取民主工會的鬥爭，堪稱是這方面的典範。
1970年代也出現了宗教團體（主要是基督教）和激進的學生（後者被稱為「學卒」，或「來自大學的」）開始參與工人運動。宗教團體主要是受到天主教解放神學和具有類似社會教義的新教的啟發。宗教團體和學生形成紡織工人夜校，教識字和秘書技能，還有工人的基本權利。
1970年代，最終看到的是，與民眾（民間文化）運動緊密相連結的宗教和早期「學卒的運動的崛起。大量的中產階級的民眾運動融合被急進的現代化快速侵蝕的韓國民間文化，並試圖使用韓國薩滿教和鄉村農民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在「鬥爭的反抗文化」的創作上，這些創作成功的凝聚了組織的決心，讓他們得以對抗沉重無比的鎮壓。到現在，唱歌讓人聯想到美國的IWW（世界產業工人聯盟）吟唱著多首人人都熟悉的關於示威和罷工的歌曲，仍然是韓國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韓國1970年的運動，無論是工運或學卒運動或是民眾運動或者是宗教運動，仍然保持在非常自由民主的思想框架中，並傾向於認為美國作為一種力量，將引導韓國從獨裁走向民主。所有這一切都在光州起義和隨後的1980年5月大屠殺中改變。
韓國歷來是一個擁有強烈的地域忠誠的國家，該忠誠持續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時代。全羅道位於西南方，歷來是農業和落後的地區。朴正熙是出身東南部的慶尚道，他的產業政策主要針對該地域，從而產生了蔚山、浦項、釜山等主要發展中心。全羅道的人民怨恨這樣的忽視對待。
1979年，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示威，席捲全國。工人在許多示威的前線。在那年10月，朴正熙被韓國中央情報局長暗殺，據稱發生在有關如何遏制和鎮壓示威的爭吵後。
第三部分：光州起義和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
與 1960年相似，產生了一個短暫的民主時期，但繼承朴正熙的是另一個軍事獨裁者全斗煥。1980年5月，軍隊向光州－全羅道最大的城市－的示威民眾開火。其結果是光州人民起義並控制了這個城市，並且從軍械庫取出武器武裝自己，與鎮壓的部隊戰鬥好幾天，包括從南北韓共同非軍事區調動的精銳部隊。估計雙方在光州的總死亡人數（其中大部分明顯來自鎮壓）高達兩千人。
光州被封鎖並極端審查，防止任何嚴重的信息洩漏。（韓國嚴厲的國家安全法從1948年到今天仍然有效到1990年以前，在公共場合討論光州起義，是一種嚴重的罪行。）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因為美國政府在經歷不久前的劇變－伊朗國王在1979年被推翻、德黑蘭人質危機之後，希望沒有更大規模針對親美獨裁者的激進運動，而決定使用極端武力介入（由近期披露的關於政府對政府在危機期間的通信文件，這個看法的可信度被大大增強）。
從這一刻起，韓國運動迅速由1970年代的自由民主和宗教意識形態朝更為激進的轉變， 基本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方向。
這種思想的轉變又表明了整個更早的時期的重要性：左翼的發展幾乎是斷裂的，它於1945年的日本潰敗後興起，並且被政府和美國在1945年和1953年之間的軍事鎮壓摧毀。在韓戰過後是幾十年的獨裁統治，最溫和的社會批評，都被認為與北韓有關聯，這樣的隔絕造成了韓國自外於1960年代的世界性騷亂。（當1970、1980年代的韓國學生參加地下反對派團體，首要任務之一是頻繁學習日語，為的是能閱讀無法在韓國出版的政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因為不受活躍於歐洲和美國的1968年西方新左派、關於列寧主義的激進批判、黑格爾的復興、1840年的馬克思的影響─這所有一切在韓國都像是隔著黑玻璃般，不被知道或不被看到─因此受到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史達林主義的侵蝕。（在1980年代初期，一個秘密研究小組，組織閱讀盧卡奇和黑格爾的美學著作─用德語─被發現；其成員分別被判處6個月徒刑。）其結果是，光州事件後的韓國運動的激進化，幾乎總是沿著史達林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親蘇、親中國、親北韓，史達林主義者遍布。托洛茨基鮮為人知，直到1980年代後期，沒什麼值得一提的關於托洛茨基的左翼批評。
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派別，是今日兩個主要派別的起源（先前提到的「民主勞總(KCTU)」和「韓國民主勞動黨(KDLP)」），它們起源自1980年代兩大傾向。這些派別是親北韓的「民族解放」（NL，或主體主義者，之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北韓的「主體思想」和自力更生主義）和較大的少數派別「人民民主」（PD，更強調社會民主）。到了2007年12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主體主義者完全控制民主勞動黨，並清除一些PD的成員。（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無論是的民族解放派和人民民主派都有自己的據點，主要集中在白領工會，如銀行、教師和其他公務員，對於藍領工人都漠不關心。在民族解放派的領導之下，民主勞動黨在全國的得票下降，相對於2002年，2007年12月的選舉，從5％降至3％，在蔚山，韓國工人階級的堡壘，從11％降至8％。）
民族主義在韓國是流行的，包括在工人階級運動。這種情況的原因被發現是幾個世紀外國勢力的支配（中國、日本、然後美國），以及1945年後的國家分裂， 和韓國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十字路口」地位所造成的。朝鮮半島，或許一直是霸權的戰利品，不管是幾個世紀前的外國入侵、近代中國和日本在1895年的戰爭、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 近期的韓戰。「鯨魚打架，殃及蝦米」這個古老的韓國諺語表達了這個現實。日本企圖透過超過35年（1910-1945）的殖民統治，進一步讓韓國文化從根本上消失，更加強了這種民族主義的衝動。 最後，神話的民族同質性， 進一步通過民粹主義的神話歷史教科書或最近在電視上有關朝鮮偉大時代的歷史劇來完成想像。（而在北韓，他們則創造一些雖然不同但卻更加惡毒的版本。）在這方面，即使是體育事件，如1988年漢城奧運會或韓國隊在2002年世界盃季後賽的成功，成為在鍛造民族身份的事件。
出於同樣的地緣政治的原因，任何一個出現在南韓的嚴重階級鬥爭，都會有其國際的面向。
民族主義在1970-80年代的左翼復興中未受挑戰。在1980年代史達林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把前光州時期的自由民主取向的運動者推離了舞台，被引進的列寧的理論和其變種，如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理論、依賴理論佔了主導地位，經由馬列主義團體和有影響力的地下刊物間推廣。
1980年代也是工廠的學卒運動的加速時期，如同西方國家在1968年後的中產階級激進份子「變成工人階級」(turn to the working class)一般普遍。在運動的高峰期，成千上萬的學生進入工廠工作，有時甚至促成重要的罷工。
1980代後期的韓國運動將南韓視為是在美國帝國主義體系裡的「邊陲」國家，只有「社會主義」（史達林主義意義上的理解）和國家統一才能擺脫它。因而傾向低估韓國產業的發展，以及其在1987年到1990年間的工人起義後，維持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卻能夠顯著提高工資的彈性。支持這種理論的論據是，南韓只在1980年代才趕上和超越北韓。
所有這些因素的融合，意味著1991年蘇聯解體，確實伴隨了1990年後工人鬥爭的低迷。它在韓國的戰鬥份子身上造成了比在西方任何地方更大的心理衝擊，因為在西方，1956年和1968年以後蘇聯的威信就已經垮了。在1991年的春天，事態已變得黯淡，在首爾的學生被警察毆打致死，民主左派候選人在1991年6月的市政選舉遭遇挫敗，只是更加強化了經過多年的動員和鬥爭之後的失敗主義和徒勞感。它可以被視為韓國經濟在1986年到1988年期間的繁榮階段和偉大的工人鬥爭的第一階段後，在九零年代所碰到的新困境，仍始終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困境。
非常像西方在1970年代後期的發展，數以千計的運動者放棄了、退出了運動，回到私人生活，試圖追求中產階級的職業生涯，在學術界，屈服於後現代主義的誘惑。
第四部分：國家政治和1987年至1990年工人大鬥爭
關於階級鬥爭的過程的討論，政治背景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1980年的開始，工人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的鬥爭（隨著韓國經濟本身的發展）從輕工業往重工業轉移。承接朴正熙之後的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在舉行泛亞奧運會（1986年）和首爾奧運會（1988年）期間，因為廣泛的民主反對派越來越大的壓力下，在1980年代中期被迫放寬政治管制。特別是，作為回應工人階級威脅將加入支持民主派的示威抗議的1987年6月的「民主化宣言」，反而立即觸發那年夏天的的工人大鬥爭。這是第一次，運動從首爾(Seoul)－仁川(Incheon)地區向蔚山(Ulsan)、馬山(Masan)、昌原(Changwon)等南部新興工業區轉移。總而言之，在1987年，有超過3000人罷工，並贏得工會組織、25%到30％的工資增長和工廠裡可恨的軍事紀律（對於頭髮長度與早操的強制規定）的廢除。特別是在蔚山，現代企業的產業鎮上，能看到大規模街頭動員和街頭戰鬥一直持續到1990年。
現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的128天（1988年12月到1989年4月）罷工的高潮，結束在一個被佔領的現代公司造船廠上，9000名士兵和警察被調度來從陸海空三方對工人進行武裝攻擊。其次是，在蔚山工人階級的社區為期10天的街頭戰鬥（動員不僅僅是工人，還有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這種鬥爭又於1990年現代重工的「戈利亞罷工」再現（譯按：又作「戈利亞鬥爭」（Goliat struggle），該罷工以核心的抗爭工人爬上戈利亞牌巨型起重機上，停留在82公尺高空展開無限期抗爭而得名），並以慘痛的失敗結束。（現代集團以建立廣泛的高層工人住宅，作為回應這些鬥爭的對策）。
第五部分：衰退與從頭開始
1987年至1990年期間大規模進攻的鬥爭逐漸消失，和隨之而來的失敗氛圍，開啟了韓國工人組織的一個新階段。在1980年代末短暫贏得的工資增長，強化了對於勞資共榮可能性的幻覺，以及改良主義的潮流。
特別是，在全勞協內，右翼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親北韓）民族解放派(National Liberation)，開始佔上風對抗疲弱的激進派。（民族解放派的韓國名字─Kukminpa，字面意思是「勞動與國家一起」）。這一派總是以官僚和政客為導向。正如前面提到的，在1995年以前，政府的政策旨在鎮壓全勞協最戰鬥的份子，和促進公開的改良主義者摧毀全勞協，讓全勞協在右翼領導下被民主勞總收編。（事實上，在全勞協成立的1990年1月，很多領導人當時是在監獄或正藏匿著。）長期獨斷和任人為親的經驗，也造成一些工人開始同情資產階級民主和新自由主義。
然而，蔚山仍然在激烈的騷亂，1991年6月，當勞工領袖朴昌洙在監獄裡被打死，20,000名現代重工工人和30,000名現代汽車工人襲擊蔚山市政府，鬥爭最終持續一個月。
在1992年，南韓加入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約在同一時間，資本家重新聯合壓制工資漲勢。在此期間，低工資的公務員開始組織，韓國電信服務（Korea Telecom）工人是最激進的，即使他們的鬥爭，往往主要是專注於工資，通過這樣的連結能夠推進工作場所的民主。
在1993到1994年間，運動路線引發激烈討論，其中包括對於政治罷工的需求。越來越多激進傾向要求把以廠區為基礎的工會組織形式(韓國至今主要的工會組織形式)導向以產業為基礎的工會組織形式，並且創造一種保護傘組織。當全勞協在受到鎮壓加強以及來自民族解放派的陰謀顛覆而潰敗時，也為民主勞總開啟了誕生的契機，後者在1995年11月正式成立(盡管直到金融危機之前都是處在非法地位)
1995年到1996年間持續有著一些成功的罷工，特別是贏得了大幅加薪戰果的韓國電信罷工。因為這次罷工，藍領勞工的薪資超過了公務員的薪資。同一時間，韓國雇主的經營模式漸漸從傳統財閥轉向全球化模式。勞資雙方在1996年到1997年間的勞動臨時工化法案上針鋒相對。
1996年秋，基層工人的不滿日漸增長著以及一場大罷工正被準備著。在這樣的壓力下，民主勞總必須放棄參加臭名昭彰的勞資政三方會議，一場將在1998年春天金融危機中期召開的會議。來自底層反對民族解放派的壓力日益升高著。
來自激進戰鬥派工人的重要反制行動是形成所謂的現場組織，試著透過替代組織對抗工會和民主勞總的腐敗，而這替代組織並非成立在原本工會之外，而是成為一個在原本工會內部以及與其他工會裡的戰鬥派工人之間水平連結而形成的影子力量，與工會裡的本位主義潮流對抗著。組織現場組織的潮流從1990年持續到2005年。在不同條件下，現場組織試著在主要工會裡奪取權力，然而常常因此而自身變得官僚化。潮流末期，現場組織變成各種試圖在工會裡找到取得權力的後門的團體的獵物，結果最終潰敗。但在一般有防備的情況下，現場組織至少保留了與1987年到1990年間激進傳統的連結。
第六部分: 1997年到1998年大罷工與金融危機
1996年聖誕節過後，掌權的金泳三政府在晚間特別召開的國會會議上，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通過首部系列勞動臨時工化法案，要把南韓經濟完全帶往全球化的方向，讓老闆解雇員工更加容易，同時提出了多層雇主形式的勞動契約。如同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雇主的利潤在八零年代晚期工人薪資獲得增長的時期一點一滴的慢慢被減少，而南韓經濟在1996年一連串銀行破產浪潮中顯的疲弱，而正是在這同一時期，新生的勞動階級力量第一次展開了同資本家的殊死鬥爭。
當時候掌握在右翼勢力手中、取代被擊敗的全勞協的民主勞總，在基層民眾的壓力下，發出舉行全國總罷工的號召，一場規模廣泛的大罷工隨後發生。即使連保守的，冷戰時期的黃色工會─韓國總工會，都加入了這場大罷工。白領勞工也加入了這場罷工，在罷工高潮時全國有將近三百萬勞工加入了這場罷工。(罷工初始所擁有的合法地位後來被政府否認，但事實上同樣的法律在1997年就獲得了通過，然而並沒有獲得來自民主勞總的重要回應。)再次地，韓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和勞動臨時工化造成的新局面，讓這場罷工反對法西斯的成分比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成分來的多。民主勞總盡可能避免與政府發生正面衝突，積極地分化這場罷工的能量。基層勞工展現了自身所有的極大自發性，這體現在現代汽車和起亞汽車工人們身上。傳言民主勞總與資本家密會，向資本家擔保這場罷工在它們的控制之中並處在走向衰退的過程。民主勞總提出了所謂的「週三罷工」，一個在往後幾年一再被實行的無能策略。這場總罷工於一月在沒有任何成果的情況下落幕。
在這場總罷工的浪潮下，韓國民主勞動黨在1997年春天成立，然而內部成員組成同民主勞總內右傾分子佔主導地位的情況相同。
然而，1997年一月總罷工的失敗，被後來1997年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濟災難掩蓋過去。
1997年七月，從泰銖大幅貶值揭開序幕，這場金融風暴在接下來幾個月席捲了亞洲各國，每個擁抱自由市場經濟而因此放寬資本控管的國家都親眼目睹了發生在自己國內的大幅資本外移以及本國貨幣的巨幅貶值，其中以泰國、印尼和南韓受創最深。1997年11月，韓元貶值達40%，當時的金泳三政府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五百七十億美元的金援。當時12月正進行著韓國總統大選，四位總統參選人必須簽署接受國際貨幣基金允諾金援的交換條約。後來當選執政、曾經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的金大中政府，必須把整個執政的任務內容規劃為執行國際貨幣基金提出的嚴厲裁員措施，刪減公共服務預算，將韓國工業、銀行任由外資買斷與去管制化，以及勞動臨時工化。韓國的民主，如同早先韓國有組織的勞工運動那樣，在原先信誓旦旦的承諾破產之時贏得了勝利，在獲得了必要的遮羞布之後宣告了勝利。結果是一連串的破產和自殺案件暴增。最初國際貨幣基金要求韓國各銀行必須裁員至少半數員工(後來降至30%)，公務員也必須被如此照辦。1999年失業率翻了三倍多，數百萬韓國人被丟入貧窮深淵。
在這樣的情況下，金大中和民主勞總扮演了他們被賦予的腳色。如同先前已經提到的，金大中把民主勞總領導人拉進1998年二月的勞資政三方會議，而民主勞總同意了大規模緊急裁員。民主勞總基層工會成員強烈反對這樣一個卑劣的投降行為，驅逐了簽署協定的民主勞總領導人。1998年發生了像是現代汽車工人發動的反對裁員的大規模罷工，但是新的民主勞總領導階層隨後入獄，罷工在一般意義上是失敗的。
在國際金融基金風暴裡，韓國許多小工廠被迫關閉，其中包括在1980年代罷工浪潮晚期產生的、同情全勞協的戰鬥工人所屬公司。在為迎合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的過程之中，臨時工人首次成為韓國工人力量裡不可忽視的一支。作為對於韓國電信股票被拋售給華爾街投資者的回應，一場罷工爆發了。這場罷工顯現出在正職勞工和臨時工人之間增長中的差異。除了有著較高薪資與較低工時，年老的正職勞工缺少年輕的臨時勞工所擁有的電腦技能，日漸強烈地感受到可能會失去工作。工會領導人說的義正詞嚴然而事實上是毫無作為。最終，正職勞工和臨時勞工都發動了罷工，但不在同一時間。韓國電信罷工以一萬名臨時勞工被解雇的結果落幕。
金大中和民主勞總右翼領導人在1998年二月簽署的同意大規模裁員的協議，引發了民主勞總基層工會成員巨大反抗，整個領導階層在戰鬥工人手持鋼管佔領民主勞總辦公室之後被驅逐下台。
新的左派領導人接掌了民主勞總，如先前所提過的，雖然嘗試在五月、六月和七月重新發動反對新勞工法案的總罷工，但並沒有獲得成果。舊領導階層在重工業工會裡保有著影響力，阻饒戰鬥派工人的行動。1998年的六月到八月期間，現代汽車發生了為期二十八天長的罷工，一萬名正職勞工被開除。兩年內，一萬名臨時勞工被雇用來接替這些職缺。韓國電信和韓國各銀行也開除了各自的正職勞工，以臨時勞工的身分重新雇用同一批人。
第七部分：1998之後：正職勞工與臨時勞工的對抗，成為勞動階級運動中的主要議題
從金融危機以來，臨時工人在運動中的問題，連帶正職勞工認為臨時勞工搶走他們的工作所產生的對抗，越滾越大 (在2000年，全國臨時工人工會成立，現今在她的保護下，有五萬名成員)。
早在1992年，江南(Jaenung)學校(私人的課後輔導學校)4000位家教展開了32天的罷工，就贏回了集體談判權。政府當時拒絕承認他們是工人，稱他們是獨立合約員工(Independent contactors)。這次的罷工對臨時勞工能夠組織對抗國家和資方是重要的展現。
在2000到2002年，韓國電信捲土重來的罷工持續了517天，罷工失敗的結果，使得臨時工人工會被瓦解。韓國電信的正職工人對臨時勞工懷有敵意。在罷工失敗之後，韓國電信都以「非直接契約工」方式來聘用員工。而2002年韓國電信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被美國的投資者收購時，以提高遣散費與讓正職員工能夠分得股份作為交換。
在2000年和2001年之間，一間空調製造工廠堅持了一個月的罷工，以正職工人對於戰鬥的臨時工人的背叛和敵對作終。2000年樂天飯店(Lotte Hotel)工人的組織活動則是相反的例子，顯示正職工人工會在某些情況下，是能組織臨時工人的。在資方極度打壓、罷工者被捕入獄之後，飯店同意在工人到任兩年後升為正職。
然而，同樣在那幾年期間，民主勞動黨轉向右翼，而其中佔主要組成的、親民主勞總官僚以及民主勞動黨政客民族解放派，阻饒正在串連組織的臨時工人(2004年，民主勞總甚至以獨立團體名義來幫現代集團執行長助選)民主勞總已內化成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推動外包。
以2003年為例，釜山(Pusan)卡車司機罷工成功取得勝利，但政府、資方、民主勞總及民主勞動黨則在破壞這場罷工。同年，樂金─加德士(LG Caltex，現在的GS Caltex)精煉廠暴發了大規模罷工，但民主勞總在這場運動裡，什麼也沒做。
2005年，一萬名蔚山石油和化學臨時工人為改善工作條件罷工83天，法律上複雜的雇傭結構和資方的策略拖累了這場罷工。當時成立了一個包含資本家、執行長們、商人、非政府組織和民主勞總蔚山分部的「蔚山區委員會」來談判。得出的協議內容僅僅限於承認工會。工人在經歷了六個月委員會原地踏步的「討論」之後，重回工作岡位。復工主要基於小型企業的讓步，但民主勞總和民主勞動黨抽手後，沒有任何協議內容被執行。
2005年夏季，蔚山現代汽車內再次因為對勞動臨時工化的不滿開展抗爭。一位工人在示威中犧牲了自己，而工會否認他的死亡跟勞工遭遇到的處境有關。臨時工人嘗試癱瘓生產線，但正職工人拒絕合作。管理階層和工賊在正職工人袖手旁觀的狀況下，重新啟動生產線。所有參與罷工的臨時工人全部被開除。
2006年6月，金屬工人工會投票決議組成產業工會，嘗試打破眾多關係企業中，各種不同勞動合同帶來的分裂。但現代汽車仍然跟現代汽車工會交涉。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由於產業工會合作主義的性質，而反對產業工會。
那年夏天稍後，浦項市(Pohang)浦項鋼鐵(POSCO)的建築臨時工人發動了野貓罷工，但被擊潰。2007年8月，起亞汽車臨時勞工發生野貓罷工並佔領了部分工廠，但在那裡他們遭到正職工人暴力攻擊，被迫回到了工作。
2007年月11月，有一件正向的發展，蔚山的現代汽車正職勞工和臨時勞工，第一次攜手合力組織了群眾運動
第八部分: E-land罷工為社會指出了新的出路
仍然持續進行(在寫這篇文章的2008年1月)的E-Land罷工，是把臨時工問題推向南韓社會的檯面和中心的最新、最重要的鬥爭。
2006年11月，韓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被叫作「歐威爾式的基層勞工權益保護法」的臨時工法案。該法案的目的，是在製造一種對於現在超過60％的南韓經濟活動人口「有在做什麼」的錯覺。該法案規定，在工作兩年後，所有工人將自動成為正職工人。法律在7個月以後生效，也就是2007年7月1日， 這為想要在截止日期前裁退臨時工的雇主們，開了一個巨大的漏洞。有些公司遵守法律，但是許多公司則沒有，並在六月遣散了臨時工。整個過程最注目的焦點在一家名為E-Land的連鎖百貨公司，與此相關的鬥爭同樣也發生在名為New Core的零售商。
E-Land作為小型的家族企業，已發展到年收入580億美元的企業，在全國各地有61個據點，其所有者是原教旨意的基督徒。它收購了法國家樂福連鎖門市。該公司以工作條件特別苛刻聞名，基本上，女臨時工月薪800美元，每周工作36小時，經常被迫工作12小時，甚至沒有上洗手間的時間。此外，該公司要求所有員工，無論是否為基督徒，都必須上教堂。E-Land的執行長更在2006年捐獻一億美元的什一稅給他的教會。就在新法案生效前，E-Land和New Core遣散了1000名工人，根據新法案的規定，他們將有資格成為正式工人。
最直接的反映是罷工並且控制公司，至今(2008年1月)已經進入第七個月。在罷工的最初幾天，數千名從南韓各地來的其他部門的臨時工來幫忙關閉E-Land的門市。民主勞總以令人生厭的花言巧語，盡一切努力去扼殺罷工，並且以無意義的象徵性行動去分散每個外面的支持者。然而，在7月20日，200名E-Land僱員佔領首爾的一個出口，並將其關閉。政府的反應是派遣7000名士兵，警察和僱傭公司的打手，以暴力驅逐，逮捕200人。衰落的盧武鉉政府（高度不得人心，在2008年2月離任）盡量促使新法案順利實行。但單獨看罷工是很難知道她的重要性的。許多大財閥接受E-Land 數以百萬計美元的貸款援助。民主勞總曾答應借給E-Land 和 New Core工會大筆資金，然而當它們的罷工基金在夏天結束被用盡時，最終背棄了約定。民主勞總不斷施壓公司工會上談判桌，然而E-Land的管理層並沒有提供任何讓步。11月在浦項，當只有臨時工加入罷工時，E-Land甚至試圖創立一個新門市。500名E-Land的工人和其他臨時工，不僅擋住了商店門口，並且攻擊了固守商店的警察和打手和解除其武裝。 類似的行動， 包括堵塞和佔領商店斷斷續續的發生在 整個秋季。
與許多早期以臨時工為主要關注的罷工相比，也許在E-Land罷工最顯著的是獲得了對於處在相同的臨時工處境的勞動人民的罷工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來自全國民眾的抵制行動使得該公司的12月全國銷售額減少了30％，甚至媒體一般來說都給予有利的報導，至少在罷工的最初幾週。無論是E-Land罷工是否能為罷工者奪回工作，這將是一個更廣泛的工人運動的勝利─終於使臨時工人在南韓的勞工問題中可以不再被忽視。
參考書目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從與韓國活動家和親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對話與合作中比從任何一本書學會了更多，除了具海根的《韓國工人階級》(2001)，它是唯一以綜合的視角、使用西方語言提供韓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的書。由於不能熟練的掌握韓語，這當然也會造成我的極大隔閡。下面總結的書籍，是我所發現的有用參考書目。)
- Bae, Kichan.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East Asia. Seoul, 2007.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1997.
- Cho, Lee-Jay et al. eds.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Reforms to Enhance Corporate Efficiency in Korea. Seoul, 2007.
- Cho, Lee-Jay et al eds. Regulatory Reforms in the Age of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Seoul, 2006.
- Cumings, Bruc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I: Princeton, 1981. Vol. II: Princeton, 1990.
- Denis, M. et al. Suedkorea: Kein Land fuer friedliche Spiel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8.
- Graham, E. Reforming Korea’s Industrial Conglomerates. Washington DC 2003.
- Harris, N.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86.
- Hart-Landsberg, M. et al.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South Korea in the Global Economy. Hampshire (UK), 2007.
- Hart-Landsberg, M. The rush to development : 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South Korea. New York, 1993
- Hwang, B-D. Nachholende Industrialisierung und autoritaerer Staat. Berlin, 1989.
- Kang, Su-Dol. Fordismus und Hyundaismus. Frankfurt a.M. 1995.
- Kim, San/Wales, N. Song of Ariran. New York, 1941.
- Kim, S./Shin, D.C. Economic Crisis and Dual Transition in Korea. Seoul, 2004.
- Kim, W./Kim, P.S. Kor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oul, 1997.
- Jeju Development Institute/ East Asia Foundation. Building a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Vol. II. Seoul, 2006.
- Jeong, Seongjin and Shin, Jo-Young. “Debates on the Economic Crisis within the Korean Left.”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II, No. 2, Spring 1999.
- Jomo, K.S. Tigers in Trouble. 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s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sia. London, 1998.
- Johnson, Chalmers. Blowback. 2000.
- Kim, Kyeong-won. Post-Cris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Economy. A Review from 1998 to 2002. Seoul, 2003.
- Kirk, D./Choe, S.H. Korea Witness. Seoul, 2006.
- Kirk, Donald. Korean Dynasty. 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 Hong Kong, 2000.
- Koo, Hagen.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2001.
- Korean Nait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The Korean Economy: Reflections at the Millennium. Seoul, 2001.
- Lee, B-H. Verfassung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Konzeptionen und ihre Verwirklicung in der Dritten Republik Koreas (1963-1972).
- Jacobs, Norman. The Korean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rbana, 1985.
- Moon, C. and Steinberg, D. Korea in Transition. Three Years under the Kim Dae-Jung Government. Seoul, 2002.
- Ogle, G. South Korea: Dissent Within the Economic Miracle. London, 1990.
- Park, Min-na. Birth of Resistance. Stories of Eight Women Worker Activists. Seoul, 2005.
- Scalapino, R. and Lee, Chong-sik. Communism in Korea. Vol. I. Berkeley, 1972.
- Sun, Hak Ta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Dynamic Labour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Kwangju, 2002.
- Socialist Political Alliance. Marx/ Revolution. Papers of the SP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eoul and Ulsan, October 2006. Seoul 2006.
- Suh, D-S. The Korean Communist Movement, 1918-1948. Princeton, 1967.
- West, J. A Critical Discourse on Korean Law and Economy. Pusan, 2002.
- Woronoff,, J. Asia’s “Miracle” Economies. Seoul, 1986.
--
原文: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 From mass strike to casualization and retreat, 1987-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