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棻
工作場域淪為民主的死角
對於占社會多數有工作能力的人來說，工作場域是我們每天耗費最多時光的地方，然而這個消磨我們最多時間的場域，卻完全沒有民主可言，根本的決策權總是掌握在營運者與資本所有者手中，員工作為支撐起一切的關鍵群體，不但缺乏參與討論的代表，多數時候更只能被動接受規範，而不得挑戰權威。
雖然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真正的民主應當提供所有人足夠的時間、資訊及同等的支持，讓每個人得以參與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決策，然而，現實社會運作卻往往將工作場域排除於民主框架之外，勞動者捍衛自身權益，幾乎只剩工會運動這個手段，並且還要時時遭遇資源不對稱的鬥爭和打擊。與之相反，資本家、企業等工作場所的營運者由於占有豐厚的資源，得以輕易 攏絡、動員媒體輿論、政治公權力的協助。
最近，倍受注目的長榮空服員罷工，空服員與工會動輒飽受圍剿、抹黑、放大鏡檢視，而資方無論如何強硬都有輿論諒解、寬待，即是血淋淋的最好例證。
如果民主真的是我們重視的價值，那麼我們必須將民主決策帶進工作場域，而不是將其置於門外。
民主職場的想像
面對台灣社會長久工會運動在既有結構的弱勢，勞方在被動防禦、維權之餘，倡議更多取代當前「威權職場」的「民主職場」模式可說是刻不容緩。
以占社會多數的私營企業為例，一個比較完備的傳統私營企業，是由持股者，尤其是掌握多數公司股份的大股東決定董事會人選，再由董事會行使企業的治理，而「民主職場」方案，則應是翻轉這種資本至上的做法。
除了相對溫和、最近因「勞工董事」議題而被討論到的德國勞資共決模式，在西方擁有悠久的倡議歷史，近年來在歐美又重新成為討論焦點的「勞工控制與自治」(workers'
control and self-management)模式，會是一個更還權於基層、更由勞動民眾作主的架構。
「勞工控制與自治」模式，大家最直接想到的應該就是由共同勞動的全體社員集體民主決策的「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然而，在合作社的架構之外，一般企業的運作治理，又該如何向「勞工控制與自治」的方向改造呢?
原則上，如果能讓每一位勞動者都有權成為自家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讓董事會由作為企業運作主體的集體員工組成或選出，而不是讓股東決定，更重要的是，讓規範工作場所，甚至分配與運用勞動成果的決策都交由參與勞動生產的全體勞工所掌握，這就算符合「勞工控制與自治」的運作精神，同時也會是一個根本性破勞資除剝削問題的改革方向。
這當然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改革，首先就必須要有很多有識之士提倡、遊說，一方面發展論述以爭取更多民眾的認識與支持，另一方面則推動立法，要求法律上的支援，畢竟有公權力的奧援，將加快「職場民主化」的進程。其次，推動「民主職場」也必須與工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結合，成為推進勞權和新政治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落實職場民主，才能深化民主社會
正如過去的奴隸主役使奴隸的制度必須廢止，地主驅策佃農的傳統一定要革除，在一個以平權、民主自許的社會，現行這種由資方及其同路人掌權決議，勞方只能聽命做事的典型職場威權結構也必須努力將其推翻。因為維護傳統職場的威權結構，等同於倒打民主價值一個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