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鬼島工寮翻譯的文章有興趣並想加入協力翻譯的朋友們,請email聯絡我們!

對鬼島工寮翻譯的文章有興趣並想加入協力翻譯的朋友們,請email聯絡我們!

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量子力學與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與粒子物理

Pete Mason,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英格蘭與威爾斯支部)

本文是Pete Mason在2010年7月工人國際委員會於比利時舉辦的暑期學校的演講內容。Pete回顧量子力學本身及其在科學史中的位置,檢視了愛因斯坦、波耳和海森堡等科學家關於量子力學的辯論,以及恩格斯和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對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貢獻。

原子概念及其在科學中的發展


量子力學是一門關於能量(energy)與原子(atom),一些極微小粒子的研究。兩千五百多年前原子概念的出現是生活在愛奧尼亞(Ionia)與散佈於現今土耳其海岸線上的偉大城市的古代希臘人們的許多偉大創見之一。另一個創見是唯物辯證法(materialist dialectic)。

多為商販與探險家出身、比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等著名雅典哲學家們早一百多年甚至更早以前的愛奧尼亞哲學家們是怎麼得到世界是由許多原子構成的結論呢?

首先,他們觀察自然本身。這些哲學家們因為否認神的存在,並嘗試為事物尋求物質解釋而常常被統治者刁難─這些哲學家是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他們提出像是石雕是如何隨著時間流逝而磨損、兩種不同顏色的液體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等等的疑問。的確,這些事物必定是由許多微小粒子構成的,這些小至眼睛無法分辨的微小粒子磨損了石雕、混合了彼此。

古代愛奧尼亞人的城邦米利都(Miletus)經歷了為時兩個世代之久的革命。貴族被崛起的商人階級推翻,一連串的革命接踵到來。權力在「人民」(demos)與「有產者」(people of property)之間流轉。

「起初人民取得勝利,而在把富人們趕出後,他們把...逃犯們集合在曬穀場上讓牛隻踐踏,用最恐怖的手段殺害他們。此後,富人們再次獲得權力,把所有能抓到的人都給淋上焦油燒死。」[1]

辯證法─沒有什麼事物是固定不變的


這時期的哲學家們的另一個驚人成就是發展了後來蘇格拉底所謂的「辯證法」(dialectics)。所處社會的動盪不安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們的哲學上,他們相信沒有什麼事物是固定不變的,所有來到世上存在的事物必定會消逝。他們的哲學將自然與社會兩者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也許這也是其現實經驗的反映─真正的社會革命使一切事物捲入動盪之中,無一倖免。辯證法是一門總是考察事物之間關係及其演變的整體哲學(holistic philosophy),列寧說。

米利都的哲學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認為,世界誕生自一團火球,而人們從魚演化而來。科學花了兩千五百多年的時間才揭露了這些觀察所蘊含的真理─大霹靂理論(Big Bang theory)和演化理論。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是首先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世界的人,這是一種認為所有事物都處在動態演變過程的辯證法,這種演變過程源自事物自身的內在衝突,這是一場所有事物自身內部互相對立的力量之間的戰爭,也是列寧所說的「對立統一」(unity of opposites),恩格斯所謂的「對立物之間的滲透」(interpenetration of opposites)。這些彼此爭戰不休的對立物是萬物永恆流變(eternal flux of change)的驅動來源。辯證法是誕生自革命的哲學。

金幣與銀幣在愛奧尼亞被鑄造出來,這些也許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的硬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觀察到,一般被認為是古代希臘的原子理論的創立者,愛奧尼亞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和留基伯(Leucippus),「把外在自然分解為離散的、不可分割的個別物體或粒子(原子),正如同貨幣把財富分解為許多不連續的粒子(硬幣)。」[2]

反對辯證法哲學的是一個生活在義大利的富有的希臘立法者與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他認為,「思想(thought)和存在(being)是同一的」,這樣的觀點顯示了他是一個唯心主義者(idealist),而不是一個將思想同存在區別開來的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也許巴門尼德並不想看到他所立的法律被革命打破,他和他有名的學生芝諾(Zeno)認為,事物的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movement was impossible)。他拒絕所有的變動(change),極力反對愛奧尼亞哲學家的辯證法。他主張,一切存在的事物為「一」(One),這是一個永恆的、同質的與不變動的球狀充實空間(plenum)。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得到這樣一個荒謬的結論。

巴門尼德和芝諾對愛奧尼亞的哲學家們提出了一項挑戰─去解釋變動的本質(nature of change)。德謨克利特和留基伯提議說,相較於認為世界是由一個不變動的充實空間所構成,或許世界是由許多微小的、不可見的、不會改變的充實空間,或是原子(atom,源自希臘字,意味不可分割的)所構成的。那麼世界就可以經歷無窮的變動,然而同時其構成物保持不變。

這是他們解決這哲學謎題的方法。但是,這樣做的結果,為一門新哲學開闢了道路,這門新哲學由於自身機械的、個體的、短視的、化約主義式的觀點拒絕了辯證法,這觀點錯誤地把事物孤立起來單獨檢視,拋棄了任何對立物之間滲透的概念,漠視了更為廣泛的關係與發展。這樣的觀點形成了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

對立統一


現實中的原子並非不會改變。它是以各種簡單方法形成的一種對立統一,像是帶正電的原子核與環繞其周圍的帶負電的電子雲,而這些對立的力量組成了自然界的積木。但量子力學展現了一種更為複雜、更具挑戰性的次原子世界觀。

唯物辯證法暴露了所有固定公式的缺點,馬克思主義者喬治諾瓦克(George Novack)寫道,「唯物辯證法立基於歷史上彼此衝突的運動、力與關係的存在,這些矛盾在發展的過程中暴露了所有固定公式的缺點。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06年《總結與展望》中寫道,『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個分析的方法,不是對文本的分析,而是對社會關係的分析。』」[3]

因此,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要求,像是量子力學等科學,必須由要不永遠為真、或要不永遠為偽的固定公式構成。同樣地,它也並沒有堅持量子力學的發展過程必須符合辯證法的公式或是規律。量子力學展現了許多令人驚豔的辯證轉換的例子,像是量子躍遷(quantum leaps),我們在此沒有時間可以討論這個現象。

但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自然過程一定要「符合」各種辯證法規律這點上,諾瓦克是錯的。[4]相反的,恩格斯解釋了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唯心主義哲學家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存在於這樣的一些事實,這些定律被作為思想的定律強加在自然與歷史之上,而不是從自然與歷史之中推斷得到。」[5]為什麼辯證法應該要設置一套自然界必須符合的固定公式?

量子力學


2010年6月《科學美國人》雜誌發行了一個專刊,主題為「時間真的存在嗎」,並且登了一則關於僅有頭髮寬度的「量子麥克風」(quantum microphone)的新聞,這麥克風「仿佛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一種先前只會在分子尺度才觀察得到的「量子怪事」(quantum weirdness)。同期的另一則新聞則是引述了一位英國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學家的評論,「把時空點(points of space-time)作為基本構成物件的想法是人造的」,而由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惡名昭彰的怪異連結(spooky connection)」,「的確,個別獨立的時間點與空間點的觀念被打破了」。

因此,由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其所提出的對量子力學的詮釋,把量子現象在原則上歸到不可知的領域並且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在最近已經被像是這樣的實驗給推翻了。新的哥本哈根學派觀點隨之興起,在這觀點中,量子機率波「崩塌」到日常的「巨觀 」世界是沒有意義的。量子世界就是日常世界。

人們發現許多關於量子力學的報導非常奇怪。人們好奇是否科學家們喪失了與現實世界的連結。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認為現今一般對於量子力學的詮釋並不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就連愛因斯坦也認為量子力學缺少他所謂的「現實元素」,其中包括有客觀性(objectivity)與因果關係(causality)。

我希望對科學家們發表於《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的那些關於時間與空間的論據提供一些觀察。量子「怪事」是如何基於實際的研究?正確對待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反駁那些批評量子力學的馬克思主義流派所提出的論據時,我希望開啟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所持立場的討論。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


哲學中對「唯物主義」有著許多的定義。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個定義。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在本文中同樣如此─唯物主義是一個認為世界本身是獨立於人類心智之外的哲學。到底,物質世界是主要的,人類思維是次要的。恩格斯寫道,「那些認為『自然』是主要的人們,是屬於各式各樣的唯物主義派別的。」[6]

為捍衛量子力學而同一群哲學家論戰的法國重要粒子物理學家德斯班格納(Bernard d’Espagnat)主張,「獨立於思想之外的現實」(mind-independent reality),認為現實是早於人類思維本身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獨立於後者的存在與否。根本上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看法。

另一個屬於唯物主義觀點的重要例子來自愛因斯坦,「現實物理世界的組成成分無法被哲學所預先決定,而是必須透過對於許多實驗與測量的結果的尋索得到。」[7]

相反地,唯心主義主張思維─無論是神的或是人的思維─可以先於(抑或甚至不需要)物質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例如,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世界本身不是什麼其他的就只是思想本身。在討論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時,黑格爾寫道「一般認為阿那克薩哥拉是第一個宣稱知性(Nous)─思考(thought)─是世界的本質的人。如此一來,他為一種對於宇宙的知性觀點奠定了基礎,這觀點的純粹形式必定是邏輯的(logic)。」 [8]

阿那克薩哥拉,一個生活於西元前500年到428年間的愛奧尼亞哲學家,拒絕了古代希臘的眾神們,發展了一套認為宇宙正在膨脹中的理論,在其中,知性或所謂的精神「自一個微小開端以來」就存在於各式各樣的革命裡。阿那克薩哥拉也發展了一套原子理論,主張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種子」(seeds)所構成的。

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


了解馬克思主義並不表示就能提供一個了解科學的捷徑。辯證唯物主義並不是一把可以解開各種科學謎團、允許辯證學家對科學問題做出判斷和提出批評的神奇哲學鑰匙。相反地,辯證唯物主義是從非常具體的物質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如同我們已經說明的那樣。古代希臘人的辯證法從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那裏,特別是黑格爾,獲得了近一步的發展,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戰鼓聲為止,而屬於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在1848年泛歐革命前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展起來的。

對科學的認識要足夠到能對科學做出有意義的批判之前,一個紮實的、徹底的與實際上非常耗費心力的關於科學問題本身的理解是必須的。然而馬克思主義傳統裡的各種流派,特別是那些檯面上的共產黨,攻擊了量子力學理論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們認為這些是不符合唯物主義的。這種批判聲音一直到今天都持續著。

2008年,英國作家與記者庫瑪爾(Manjit Kumar)發表了一份受到廣泛討論的研究,關於愛因斯坦、波耳與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這三位因為對於量子力學理論建立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之間對於屬於量子尺度的現實的本質的辯論。庫瑪爾認為,對於量子力學的一般解釋缺少了他所謂的「實在主義」(realism)而陷入「唯我主義」(solipsism)。

「實在主義」是一種主張世界是獨立於我們自身之外而存在的哲學。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觀點的基礎前提。「唯我主義」,相反地,是一種主張我們唯一能確知的事情是我們自己的思維的哲學─任何其他東西都是不可知的,即便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

庫爾瑪在別處曾指稱量子力學理論本身的哲學是「主觀的唯心主義」,這是一種認為沒有客觀現實、只有精神與心理客體的觀點。

當然,大部分粒子物理學家都駁斥了這些控訴。稍後我們會再回來討論庫爾瑪最近的許多主張。但早在1995年,庫爾瑪就寫道,「從哥本哈根、丹麥到普林斯頓、紐澤西,關於量子力學理論的解釋本身,過去是且直到現在也還是主觀的。實際上,這些解釋常常陷入純粹的唯我主義。」[9]

庫爾瑪斷言,這些解釋都可以追溯至在十九世紀對人們影響深遠的奧地利物理學家與哲學家馬赫(Ernst Mach)的觀點。

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派別裡,國際馬克思主義派(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提出了對於量子力學理論的類似的錯誤控訴,並且對馬赫採取了類似的攻擊姿態。1995年,國際馬克思主義派的領導們,格蘭特(Ted Grant)與伍茲(Alan Woods),主張「海森堡方法本質裡的主觀唯心主義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愛因斯坦,在受到馬赫的影響下,認為時間是某種主觀的東西。」而列寧,伍茲斷言,已經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裡詳盡地回應了量子力學理論的主觀唯心主義。[10]

列寧


兩個馬克思主義流派都攻擊馬赫這件事並不是個巧合。批判現代科學的共產黨和托洛茨基主義派別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曾持續不懈地批判馬赫的觀點,認為馬赫的哲學和物理觀點是主觀而唯心的,並最終陷入了唯我主義。

1908年,列寧被迫要特別寫一本小冊子來反駁在當時候受到廣泛歡迎的經驗批判主義哲學代表馬赫,因為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已經放棄了辯證唯物主義轉而擁抱馬赫的粗糙的實證主義哲學。1905年俄國革命最終以失敗收場,截至1908年,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像是博格丹諾夫(Bogdanov)和盧那察爾斯基(Lunacharsky)加入了一場「名符其實的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動」,列寧寫道。

當時處在流亡生活並造訪過一間愛因斯坦經常出入的激進咖啡店的列寧,幾乎無法向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表示他的回應,因為這樣做的話將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裡產生巨大的爆炸性事變。因此,列寧對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滿腦子追隨的馬赫哲學本身做出了極為嚴厲的批判,在這些領導層的耳邊狂嘯。雖然這本書在今天看來絕大部分只剩下歷史性趣味的多,而且是列寧在極為緊湊的情況下寫成的(在一個倉促至極、為了趕緊改正俄國布爾什維克所犯錯誤的情況下),並非沒有錯誤存在,然而我們依然可以從這本書學習到面對科學的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和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了解。

但列寧的想法被共產黨評論員及其同路人與國際馬克思主義流派完全地曲解了。

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在1950年代被史達林的心腹們用來對蘇聯科學家發動毀滅性攻擊。他們把支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們扣上「馬赫主義者」、「唯我主義者」和「主觀唯心主義者」等帽子。他們在不理解列寧所要表達的意思或方法的情況下,從《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斷章取義,因而把列寧變成一個敵視所處時代的科學的人。

就讓文字自己說話吧。

1905年,正逢俄國革命之時,愛因斯坦是一個在瑞士專利局工作的業餘科學家,正寫著他的突破性論文。愛因斯坦的論文開啟了往後的量子力學與相對論。列寧從當時候人們對相對論的唯心主義式的扭曲中窺見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描述現實世界的一個唯物主義模型。然而史達林的心腹們、格蘭特和伍茲似乎都沒有察覺到這個事實。

列寧的洞見是令人驚奇的,因為當時候的許多物理學家與哲學家們都表示了一種唯心的觀點,特別是在馬赫和愛因斯坦向人們展現了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之後。

例如,列寧寫道,「任何一位懂些哲學文獻的人們一定知道,當代裡幾乎沒有一位哲學(或是神學)教授不是直接或間接地駁斥唯物主義的。」[11]

法蘭克(Philipp Frank),一位維也納物理學家與邏輯實證主義的(錯誤的)哲學學派的創始人,在十多年後正確地指出道,「許多學者們極端討厭機械物理學並且...從後者所遭遇到的困難中得到一種惡意的快感...沒有人可以找到這麼一張週期表或是討論一般科學思想發展的書,其中不會看到像是『伽利略時代的終結』、『機械物理學的挫敗』、『恐嚇靈魂的科學的終結』、『宗教與科學的和解』等字句。」[12]

金斯(James Jeans)與愛丁頓(Arthur Eddinton)被認為是二戰前英國宇宙學的奠基者。金斯寫道,「...我們在宇宙中發現到的定律和秩序大都可以被簡單地描述,而且,我認為,大都能用唯心主義的話被簡單地解釋。因此,在既有的條件範圍以內,我們可以說,當代科學是偏好唯心主義的。」 [13]

愛丁頓在他的巡迴演講中,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與個人宗教經驗與宗教神秘主義結合在一起。

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物質消失了嗎?〉這一節裡,列寧引述了一長段法國哲學家雷伊(Abel Rey)的話。這篇引文明白地指出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關鍵觀點,這觀點顯示了,在接近光速的速度情況下,物質質量會增加,空間和時間會彎曲。雷伊並沒有提到當時候還是一個無名職員、1909年才從瑞士專利局辭職的愛因斯坦。列寧評論道,「然而無論雷伊和他所提到的那些物理學家如何地否定唯物主義,無庸置疑的是,力學是對於處在中等速度以下狀態的真實運動的拷貝(一種模型),然而新的物理是對於處在極高速狀態的真實運動的拷貝。把理論作為一種拷貝,作為一種對客觀現實近似的拷貝的認識,是唯物主義的。」[14]

雖然在今天科學家們是使用「模型」(model)而非「拷貝」(copy)這樣的詞彙,列寧正確地辨認出了,一個即將革新物理學、導致原子彈發明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科學模型


愛因斯坦質疑量子力學被理解或是解釋的方式。這使得量子力學近八十年來在科學家與哲學家之間成為一個合理的討論主題。這些討論構成了庫爾瑪在2008年的《量子:愛因斯坦、波耳和實在性本質的大辯論(Quantum: Einstein, Bohr and the Great Debate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這本書的內容。

愛因斯坦感覺,量子力學的一般解釋缺少他所謂的「現實性要素」。

在他和波多爾斯基與羅森共同撰寫的文章《關於物理實在的量子力學解釋是否是完備的?》裡[15],愛因斯坦提出了量子力學是否是最後的選擇的疑問。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今天的物理學家的回答會是,「不是」。

在原子層級下的某個程度,將會有一個新的描述現實的模型誕生。但這馬上激起了普遍的疑問,當今量子力學模型的價值到時候是什麼?如果只是一個模型取代了另一個模型,新的模型否定了舊的模型,科學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現實性的東西嗎?科學當然並不是漸進地發展著、穩定地朝著揭露現實底確切本質前進著的,如同曾經設想的那樣。後現代哲學家們因此質疑所有科學模型的有效性。

後現代哲學(post-modernist philosophy)作為一個本質上屬於右翼的哲學興起於1980年代,聲明科學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現實的東西,科學僅只是反映了同時代下的各種政治和文化潮流。

後現代哲學可以被往上追溯,從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直到美國物理學家與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是孔恩在他於1962年撰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裡推翻了科學是漸進地、平緩地朝向某個最終真理發展的想法的。

孔恩展示了,科學是透過打破文化與社會裡的許多本質上保守而約束的科學革命而進步的。科學本身傾向於安穩地待在建構良好的科學理論或是「典範」之中,直到科學革命反轉了我們的自然世界觀。這新世界觀徹底摧毀了舊的典範。孔恩紮實的歷史學素養展現了一個新的科學模型發展本質的辯證理解,描述了科學和科學社群中各種對立物之間的衝突。

然而,馬克思主義向來理解科學模型的近似性質,拒絕存在最終真理的想法。1908年列寧寫道:「然而辯證唯物主義堅持每個關於物質結構及其特性的科學理論的近似且相對的性質。」

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說道,「絕對真理」是無法透過哲學或是任何其他方法得到的。相反地,他寫道:「人們在(自然)科學的道路上追尋可得的相對真理。」

幾乎兩百年前,黑格爾提到他所謂的「一個在哲學史中更被誤解的現象的真實意義─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的駁斥(refutation)。」黑格爾認為科學發展只是這哲學史的一部份。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的駁斥是否意味著,僅只是各種不同哲學(或科學)體系之間的無意義循環?「如果是這樣,哲學的(包括科學的)歷史將會是,在所有學術研究中最令人憂愁的,展示著,如同它所存在的那樣,時間所引領前進的每個系統的被駁斥。」[16]

但這並非如此。黑格爾解釋說,舊的、被否定的思想,「被保留在之後的思想中,但是是次要的和被隱沒著的。」

在科學中,成功的新理論可能會和被其所推翻的舊理論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這些新理論在具體條件下所做出的預測能力遠較舊理論來的強大,科學家們因而能夠更精準的操控自然,產生數十年來科學已經展現的廣大而時常具備破壞性的跳躍。科學解釋(像是過去半世紀以來,一般最常使用的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被用來幫助科學預測。科學模型在事物的較大意義上是近似而具備暫時性的,然而它們可以反映(reflect)現實(通常的、非技術意義上的反映)。不是終極現實本身,僅只是現實的反映。

現代關於科學的哲學討論缺少的是對於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這完全歸咎於後現代主義在各種形式上對科學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的有效性以及社會上的廣泛社會民主概念的反對─「並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前任英國首相柴契爾曾經錯誤地這樣宣稱。

然而,絕大部分的資本主義體系扭曲了科學的運作與效用,資本家們和資本主義國家們需要深刻了解自然本質的科學家們幫忙研發新產品,因而他們的資本所有者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更成功地參與競爭。這樣一來,科學不會也不能往神祕主義、唯我主義或是主觀唯心主義發展,儘管某些哲學家或科學家這樣說道,而是相反地,科學必須持續朝著唯物主義的方法發展而去。如同列寧一再地提到,科學家本能地是唯物主義的(scientists are instinctively materialist)[17],也如恩格斯所說,科學家發現相對真理。

形而上唯物主物與辯證唯物主義


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表的關於量子躍遷的論文對量子力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如庫爾瑪所解釋的,一個電子可以在原子裡的一處出現,然後,「像是變魔術般,出現在另外一個地方,然而不曾出現在這兩處之間過。」這就像是一棵樹在倫敦消失後,突然出現在巴黎或是紐約。

1930年代,愛因斯坦開始了與兩位著名的量子力學奠基人波耳和海森堡的著名辯論。波耳和海森堡了解到,他們的發現意味著現實需要一個新的解釋。海森堡認為,量子力學已經「使得物理學家們脫離了十九世紀曾佔上風的簡單的唯物主義觀點。」

德斯班格納說,「感謝物理,唯物主義被打敗了,我們應該要向激進唯心主義投降嗎?」但重點是,他說「不」。[18]

庫爾瑪支持愛因斯坦,因為量子力學似乎否定了唯物主義。事實上,庫爾瑪並不支持原生辯證唯物主義,而是海森堡所拒絕的十九世紀的簡單的唯物主義。庫爾瑪主張列寧所稱的「形而上的」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列寧說:「對於一成不變的東西、『事物的永恆本質』的認識,諸如此類等等,並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形而上學的─也就是反辯證法的─唯物主義。」[19]

庫爾瑪捍衛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抽象哲學來反對現代科學理論。

所以列寧用了什麼方法讓他正確地評價愛因斯坦的理論?列寧認為,最新的許多科學發現還沒完全駁倒辯證唯物主義。列寧不是透過海森堡稱的十九世紀的簡單唯物觀點來展示這點,而是修改這些理論。換句話說,藉由認識到,對於辯證唯物主義而言,認定一個科學理論是唯物的是什麼意思這點,必定會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改變的。

唯物主義(作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可能有各種形式,如同過去幾世紀以來由各種科學家與哲學家們所支持的那樣,然而辯證唯物主義是免受任何特定時期的科學制約的。列寧寫道,「恩格斯清楚地說道,『每一個劃時代發現,甚至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唯物主義必須因此而改變他的形式。』因此,對於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形式』的修改,對於他的自然哲學的命題的修改,不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修正主義』,而是,相反地,馬克思主義的必須要求。」[20]

因此列寧修改了先前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必須指出的事實是,列寧拋棄了恩格斯全部的科學唯物論述(自然─哲學主張),像是「運動中的物質(matter in motion)」,一個在愛因斯坦展示了質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轉換之後顯得不夠充分的觀察。剩下的僅只是恩格斯「認為自然是主要的人,是屬於各種唯物主義派別的」的斷言,對於辯證唯物主義的堅持認識到,一段特定時期的簡單科學唯物觀點的各種面向不會永遠不變,而是「近似的」和「相對的」。

今天,量子力學似乎挑戰了我們對於像是時間和空間的大部分基本假設,像是事物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在著名的「薛丁格的貓」的思想實驗裡,貓是同時處在生與死的兩種狀態,直到被觀測為止。

但在列寧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科學幾乎翻轉了人們對於物質世界的構想。在〈現代物理中的危機〉這章中,列寧寫道,「電子的質量...被證明僅僅完全源自電磁交互作用。質量不見了。力學的根基受到破壞。牛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也受到了破壞,等等。

我們所面對的是,龐加萊(Poincare)說道,在舊物理定律的廢墟中,『定律的普遍潰敗』。」[21]

這就使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寫書批判的那些人,爭論說恩格斯的唯物觀點已經「過時了」。他們相信「唯物主義似乎被『現代知識理論』駁斥了」,列寧報告道。而且,恩格斯的辯證法更變成了「神秘主義(mysticism)」[22]

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恩格斯在他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裡已經說過:「費爾巴哈把...唯物主義...和世界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展現的特殊形式,也就是,19世紀時的特殊形式...給參雜在一起了。」

被批評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錯誤地將唯物主義理解為,如恩格斯所說的,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而言的,「特定歷史階段」。他們缺乏的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

「運動中的物質」或「能量」


一個發生在十九世紀晚期的類似錯誤,可以在作家諾瓦克(George Novack)的著作中找到,他教條地引用了恩格斯所謂的「運動中的物質(matter in motion)」。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歡頌著科學的最新發現,打破了事物永恆不變的假說,彰顯了事物處在流變(flux of transformation)狀態的事實。

「...物理能、力學能、熱、光、電、磁,甚至所謂化學能,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互相轉化,而不發生任何能量的耗損,這樣,物理學補充證明了笛卡兒的原理─世界上存在著的運動的量是守恆的。因此,各種特殊的物理能,即那些原本永恆不變的物理『種類』,就變為各種不同的並且按照一定的規律互相轉化的物質運動形式。這麼多的物理能的存在的偶然性,從科學中被排除出去了,因為它們的相互聯繫和轉化已經被證明。物理學和以前的天文學一樣,達到了一種結果,這種結果必然指出運動著的物質的永遠循環是最終結論。」[23]

這是深植在現已被人們遺忘的十九世紀中期物理學的科學評價。「對於能量是一種物質(熱質)或僅只是一個物理量(像是動量)的爭論持續了好些年。」[24]動量是運動中的物質。這場關於運動中的物質的辯論最後被掩蓋下去,因為,如同科恩所解釋的,科學史被改寫以強調演變到主流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將那些被拋棄的理論貶低成為註腳─這還是最好的情況。」

科學持續進步著。在恩格斯編輯他的《自然辯證法》那些年期間,科學界傾向量化一般意義上的「能量」,取代了恩格斯所指的「特殊物理能量」。特別是透過焦耳(James Joule)和湯瑪斯(William Thomson)的工作,我們有了焦耳(joule)和開爾文(kelvin)這兩個物理單位。短暫流行過的詞彙「運動中的物質」,被評論員和科學社群摒棄不再使用。恩格斯放棄而中斷了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之後,愛因斯坦展現了物質可以被轉換成能量。

然而我們眼睜睜地看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過時的詞彙「運動中的物質」還在某些馬克思文獻中普遍地被使用著。譬如,在對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eorge Lukacs)傑出批評中,諾瓦克寫道,「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並不是在對於物理、社會和知識領域裡的運動中的物質的分析中作為一個邏輯手段展現出來。」[25]諷刺的是,諾瓦克並沒有體認到他的「形而上的」唯物主義。

客觀定律是否存在?


列寧也曾經採取一些在當時候屬唯物的、但稍後被量子力學等科學挑戰的基本觀念。列寧曾就因果律問題批判馬赫,他寫道,「承認自然中客觀定律的存在和這個定律在人的思想中幾乎忠實地反映出來的是唯物主義的。」[26]但列寧所處時代的量子力學和混沌理論的革命性發展讓科學不能再談論著所謂的「自然的客觀定律」。而是物理定律是人們透過數學公式逼近自然的嘗試。在現在,現實不被認為最終可以被化約成任何一個定律。

像是數學家史都華(Ian Stewart)在他的新書中寫道,「我們用數學公式去模擬物理現實,但那只是一種技術,這是取決我們怎樣去思考...數學模型永遠只是對於物理現實的近似。」[27]

因果關係只是列寧唯物觀的一部份。列寧批評馬赫認為,「在自然中,既沒有因也沒有果。」愛因斯坦同樣認為量子力學似乎違反因果關係而缺乏現實性。我們稍後會談到這點。事實上,馬赫在這點上認為所有自然界中的因果律實際上是人們把近似規律強加在自然上的嘗試,這點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的唯物觀包含著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明確陳述,現今這觀點正被科學家們所質疑。托洛茨基指出,在一些唯心主義者的哲學書本中,「你會讀到時間和空間是我們思想的範疇,來自於我們思考的要求,而現實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東西。」[28]

今天,你可以在2010年六月的《科學美國人》雜誌上讀到一些類似的觀點,「把時空點作為主要客體的想法是人為的。」[29]時間和空間在原子尺度下不同於我們所感受到的那樣。有人可能會爭論說,科學家是依據原子尺度的東西去定義現實,然而現實是我們自身所感受到的。如托洛茨基寫道,「任何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如果沒有及時搭上九點的火車,而是晚起了兩分鐘的床的話,他會看到正離開車站的火車尾,然後被自己的眼睛說服,時間和空間是與物質現實不可分離的。」

但是這變得僅僅是一種擬人化觀點,如果,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時間和空間在某種現實意義上並不存在於原子尺度上的話。為什麼只透過我們人類的一般感受經驗來定義現實性呢?科學家並不否認時間和空間作為「世界的某種基本構成物自然浮現的性質」來讓我們感受到,像是《科學美國人》的文章〈時間只是一種幻想嗎?〉所指出的那樣。[30]科學家們並沒有像是唯心主義者那樣斷定說,在現實中沒有任何事物與時間和空間對應。另一個在自然中浮現的性質是生命,這也是足夠真實的,但是在個別碳原子上我們看不到生命,雖然每個生命都是由碳原子和其他無機物質構成的。

所有這些東西意味的是,當我們研究量子力學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要求量子力學必須符合過去唯物觀的過時前提。稍後,當我們檢視愛因斯坦認為量子力學似乎缺少「現實性元素」的疑慮時,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在本質上已經過時的唯物主義考量已經被提出質疑。

列寧的知識論


如同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要求是要修改恩格斯的科學推論,我們也背負著同樣的責任去修改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所必須要修改的那些地方。

不幸的是,列寧被「相對於觀察者」即意味著「客觀」的信念所誤導,一個在當時幾乎普遍存在著的誤解。這表示列寧對於馬赫在時間和空間問題上的攻擊是不正確的。

然而,列寧對於馬赫哲學方法的批評是正確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許多章節處理了知識論的問題─我們對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什麼?因為隨著一次次偉大的科學革命,科學似乎把所有我們認為已知的事物都給提出了疑問,這個主題一次次地在哲學裡被提出來討論。

實證主義者如馬赫,試著從個人的感官體驗出發去理解世界,希望從這些經驗中,在避免使用哲學前提的情況下,建立起對於世界的一致觀點。這些嘗試失敗了,正如同我們無法在原子層級發現生命一樣。同樣地,更加老練的邏輯實證主義學家們的嘗試也失敗了。真正可以被這個古典哲學方法─辯證方法的對立物─所發現的是笛卡爾(Descartes)已經說過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但也僅此而已。如同列寧所正確地評論那樣,這就導致了唯我主義的觀點。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位深深影響著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哲學家,為他劃時代的工作成果,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做出下面的總結,「我這樣解釋我的推論。理解我的人最後把這些推論視為瞎掰...對於這些一個人無法說些什麼,必須保持沉默。」

然而維根斯坦默默地放棄了哲學,成為一名小學老師。(他晚年重新投入哲學研究,反駁了自己早期的觀點。)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列寧於1908年寫的,當時候實證主義再次成為一股哲學潮流,而當時列寧並沒有接觸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像是《德意志意識形態》裡論費爾巴哈的章節,也沒有仔細地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因為這個原因,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裡,列寧對他所批評的實證主義方法做出過多讓步。他寫道,舉例來說,「知識論的首要前提無可辯駁地是我們的知識根源自感官經驗。」

但把這與他對費爾巴哈的批評相比,「費爾巴哈為知識論建立了根基於人類實踐的總和的地基...在我們感知之前,我們先會呼吸;我們不能在沒有空氣、食物、飲水的條件下生存在這世界上。」[31]

列寧引述費爾巴哈的一段話,「難道這意味著,在檢視世界的理性或是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處理食物和飲水的問題?─唯心主義者暴怒地喊叫道。這是多麼惡劣啊!這是何等地對唯物主義從哲學講座和神學講壇上的冒犯啊,只為在用餐時全心全意地以最為粗糙的形式來實踐唯物主義。」

列寧總結道,「生命、實踐的立足點,首要在於並根基於知識論。」[32]

當哲學家們問道,在最近的關於量子力學的發現上,我們如何能夠知道那些在我們的直接感受之外的事物真的存在?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檢視其中所牽涉到的個人的感官經驗,相反地,我們問道,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問題的脈絡是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誰?為什麼提出?本身被用以提出問題的那個語言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些在我們對於世界能夠知道些什麼的大哉問上提出哲學問題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們,只有在人類已經發展到有足夠的生產力以供應學者、管理人和雇員的時候才會出現在社會上。問題賴以提出的語言本身,如同維根斯坦稍後展現的那樣,在分享著共同意義的社群裡歷史地發展著。語言本身並沒有嚴格的邏輯結構─語言是人們共享的遺產。關於知識論(epistemology)的問題只能在特定的具體環境出現。

相對於從個人觀點出發,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堅持必須從「知識的起源和發展」開始,如同後來列寧所推測的。如果哲學家們認為這對於那些關於知識理論問題的回應是一種冒犯,那真是太可惜了。對辯證哲學家來說,將事物孤立地考察是絕不允許的。辯證唯物主義是永遠依事物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對其進行考察的無所不包的一元論哲學,並且絕不允許哲學家們排除問題所被提出的方法本身背後的脈絡。

1914年,在國際馬克思主義運動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決定支持本國資產階級發動戰爭的毀滅性叛賣後,列寧把重心放在黑格爾的《大邏輯(Science of Logic)》上。即在那時,列寧寫了一篇介紹馬克思的短文《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With an Exposition of Marxism》,發表在當時候俄國流傳最廣的百科全書上。列寧寫道,知識理論「必須歷史地考慮它所考慮的事物。」

「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任何立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自早前的哲學以降,就有著『思想的科學及其規律─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辯證法,如同被馬克思所理解的那樣,並且與黑格爾的一致,包含了現在所說的知識理論,或是知識論,它必須被歷史地考慮它所考慮的事物,研究並一般化知識的起源和發展、從非知識到知識的過渡。」[33]

愛因斯坦的「實在性要素(elements of reality)」


局域性


如庫瑪正確地解釋的那樣,愛因斯坦擁護著他所謂的,被量子力學破壞的實在性的三個基本命題。我們把這三個命題分別稱呼為,局域性(locality)、因果關係(causality)與客觀性(objectivity)。必須說,在此我們只能非常簡短地介紹這一議題。

局域性是認為區隔兩地的事物不能「同時」與對方接觸,然而量子力學似乎允許發生的一種信念。愛因斯坦戲謔地稱這是量子力學的「遠距幽靈(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然而這現象已被實驗所驗證。

1980年代至今的實驗展示了,如果兩個光子(photon)同時從一顆原子放射出來,那麼這兩個光子彼此會「彼此糾纏著(entangled)」或是同時與對方保持著聯繫。即使他們以光速遠離彼此,他們個別依然是同一個實體的部分。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在設計他的「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的思想實驗時首先採用「糾纏(entangled)」一詞的。

驗證量子糾纏的最新實驗是由瑞士日內瓦大學物理學家們在2008年六月所做的。產生許多處在糾纏狀態的光子對後,他們把每一對其中一個光子從瑞士日內瓦(Geneva)用光纖傳送到薩蒂尼(Satigny),另一個則送到約西(Jussy),兩地相距約18公里。[34]實驗甚至考慮了地球自轉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科學家們發現到,如所預期的那樣,送到兩個不同城鎮的光子對似乎,在某種意義上,「知道」他們的夥伴是如何被科學家們操作著的,更精確地說,如何被儀器操作著的,或多或少是同時知道的。與之前的實驗相比,這次實驗中兩個鄉鎮的距離是這樣的大,以至於如果光子之間真的在實驗過程中彼此溝通著,那麼這樣的糾纏著的光子對之間的通訊速度會是光速的好幾十倍。這一切看起來似乎意味著,這些處在糾纏狀態的物體之間有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獨立於時間和空間之外的連結。

如愛因斯坦在1905年幫忙定義的電子的量子躍遷現象,在一地消失又在另一地出現,似乎違反了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這些處在糾纏狀態的物體似乎同樣無視時間和空間的存在。它們表現的似乎並未體察到彼此分隔兩地的事實。

因果關係


在檢視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時,庫瑪把原子的隨機放射衰變和蘋果從樹上掉下的現象做比較。一旦蘋果熟了,庫瑪寫道,則受到重力的影響而掉到地上。然而,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裡,庫瑪斷言道,那裡沒有因果關係,而成熟的蘋果在掉下之前會在空中懸掛一段未知時間。

然而這是誤導。在蘋果園裡,蘋果在秋天成熟掉落地面,我們知道原因是什麼。相似地,量子力學也解釋了原子衰變的原因。然而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哪時候蘋果會掉下來,如同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哪時候原子會衰變。吹拂著蘋果的風是混沌的而無法被精準地預測的,同樣地,連接蘋果和蘋果樹幹的蘋果蒂細胞何時會枯萎也無法被精準地知道。

蘋果園例子裡的因果關係和量子力學在原子和次原子尺度的因果關係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盡明顯的。這顯示量子力學透露了,我們有一個理想化的因果關係概念。拉普拉斯表述過最為理想化的因果關係(宿命論)是,「我們可能把宇宙的現存狀態當作是宇宙過去的結果和宇宙未來的原因。一個知道自然在某個瞬間的所有驅動力與物體位置的全知者,如果他有足夠的能力將這些資訊進行分析,宇宙中上至最大的物體和下至最小的原子的運動將會被包括在單一公式裡。對這位全知者而言,沒有什麼事物是不確定的,未來就像過去一樣,都將在他眼前展開。」[35]

然而在現實中,如法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龐加萊(Henri Poincare)所展現的,即使是只有三個物體環繞著彼此的運動,無論他們是藉由電磁力吸引著彼此的原子或是藉由重力聯繫在一起的行星或是恆星,三體運動是混沌的(chaotic),因而是永遠無法被確切地計算的。初始條件的差異,例如,僅僅透過計算初始位置或運動到更大的精確度,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不是一個更為準確的結果。龐加萊的想法為現代混沌理論建立了基礎。

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活動同樣地也是混沌的。這並沒有挑戰了馬克思主義,在最後的分析結果中指出社會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其上層政治結構的觀點。托洛茨基寫道,「雖然經濟活動並非直接或是馬上決定了政治發展,而是從最終的分析結論中得到,然而經濟活動的確決定了政治發展。」

我們知道,基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那些經濟下層結構決定政治上層結構的方式,但是我們不能準確地預測事件的發展步調,或是更多時候,事物發展的準確順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清楚認知到,可能會突然發生一個打亂舊有秩序的革命,將所有之前的理論都給否定。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活動如同世界天氣一樣處在混沌狀態之中─經濟活動掉入繁榮和衰退的循環週期,但一旦具備了正確的條件,風暴可以突然形成,永遠地改造了地景。

客觀性


1958年,海森堡寫道,愛因斯坦希望回歸到「客觀而真實的世界的概念」,在那裡,次原子粒子「像是石頭和樹木那樣客觀地存在著,無論我們是否觀察他。」[36]

這聽起來很合理,直到你認識到,是愛因斯坦發現了時間和空間概念是相對於觀察者的,或是更精準地說,相對於某一特定物體所在的參考坐標系的。當然,時間和空間是客觀的,但是你所得到的時間和空間的測量值,取決於你所在的參考座標系。

愛因斯坦寫道,「...並不存在所謂的唯一的軌跡,只有相對於一特定物體所在的參考坐標系的軌跡」,或是,換句話說,相對於某個觀測者。[37]

往空中丟擲一枚硬幣,硬幣上升了一公尺然後落下。硬幣走了多遠呢?兩公尺,上下各一公尺?這得看實際情況而定,而且這實際情況隨觀察者而改變,或是更精確的說,從你所在的位置量起─用愛因斯坦更為精確的語言來說,「參考坐標系(body of reference)」。

愛因斯坦給了火車的例子。如果你在火車上擲一枚硬幣,從火車上的人看來,硬幣移動了兩公尺。但是如果火車正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從倫敦往曼徹斯特前進的話,你會毫不懷疑的認為,在硬幣升降的這兩秒的過程裡,硬幣同樣隨著火車向北走了某個距離,約略是八公尺多。或許你會傾向於認為,你在火車上的測量是不正確的,而某個在堤岸上觀看火車經過的人的測量才是正確的。這會是一個科學錯誤。

地球實際上正以約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繞著太陽運行。對於相對太陽靜止的、擁有一個威力強大的雙筒望遠鏡的太空漫遊者來說,當地球從身邊疾速通過時,他所看到的硬幣運動情況又是如何呢?對他而言,這枚硬幣除了其他運動之外,移動了約六十公里有。而太陽本身也繞著銀河系中心轉,而銀河系又以著約每秒一千公里的速度遠離其他星系...誰的觀察(量測)才是正確的?

答案是,硬幣並不擁有獨立的運動軌跡,只有相對於某個特定參考物體的運動軌跡,愛因斯坦說道。而這是愛因斯坦從馬赫和龐加萊那裏學到的。也許你會,在權宜考慮之下,決定某個測量結果是唯一正確的,但並沒有某個科學測量能彰顯其中的差異─這是伽利略在證明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而我們無法感受到來自月球的影響時,所採用的論證,

「首先」,愛因斯坦寫道,「我們完全避免採用『空間』這充滿模糊意義的字眼,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到,我們完全無法在這字眼上形成那怕是些微的具體概念都不能,所以我們把它替換成『相對於....參考坐標系的運動。』」[38]

那麼,再次地,我們回到空間的問題上。

次原子粒子可能表現的像是波或是粒子,取決於我們如何設置我們的觀測儀器─也就是說,我們如何觀察它們。如果我們改變我們的量測方法,這些次原子粒子甚至似乎可以時間回溯地改變它們的行為表現,能夠時間倒轉重新開始。次原子粒子的表現顯示出,時間並非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或甚至根本不存在。

次原子粒子表現的似乎一下子無所不在又剎那無影無蹤。美國物理學家赫伯特(Nick Herbert)指出,堅持次原子粒子是獨立的存在就彷佛像是,堅持彩虹是某種真實物體,在空間中擁有絕對的位置,無論觀測者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實際上,彩虹有著不同的外表和位置,取決於觀察者的位置。彩虹是客觀真實的,然而卻是相對於觀察者的存在。一道彩虹並不是一個單一物體,而是自然過程的複雜組合。

支持愛因斯坦的論點的奧地利物理學家薛丁格,同樣地也想發現一種具備決定性的,而非是機率性的、取決於觀察者的物理。1935年,他設計了著名的思想實驗─薛丁格的貓,其中的貓同時是死的又是活的,直到被觀測為止。但在這思想實驗本身的問題是觀測的概念本身,這問題截至目前還未解決。

愛因斯坦希望科學能夠,在不干擾到被觀測物本身的情況下,精準地說出某個物體的狀態為何。但當你下次再用溫度計測量某個東西的溫度時,問自己一個問題,溫度計的溫度是多少?如果溫度計比你所測量的東西本身的溫度還要高的話,溫度計會使那個東西變熱。反之,問溫度計會使那個東西變冷。因此,你要如何準確地測量某個東西的溫度呢?實際上,認為科學家能夠處在一個與自然隔絕的泡泡而不擾動自然的情況下進行實驗的想法,是一個唯心的概念。

僅存的事實是,次原子粒子並不「像是石頭和樹木那樣」,獨立於我們是否觀測它的事實之外客觀地存在,海森堡這樣解釋道,而更像是彩虹。或許愛因斯坦和薛丁格做了一個錯誤的評斷,類似於某個試著從一群碳原子裡尋找生命起源的人所犯的錯。

結論


某天,或許會有一個新的理論推翻量子力學,揭開次原子的奧秘,就像是電磁理論讓我們抓住稍縱即逝的彩虹。

也許我們的原子世界只是「高度扭曲空間的其中一維」,而時間並不存在,只存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至少,這正是地球上「最熱的物理」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39]

當下一次的科學革命到來,我們必須切記黑格爾的「一個系統被另一個系統駁議的真正意義。」

毫無疑問地,另一個大眾所珍愛的關於物質實在的信條會被粉碎,一如以往將伴隨著形而上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困惑哭泣。

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辯證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會死守過時的觀點,而是勇於直面實驗與測量的最新結果。

參考書目


Quotes from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are from th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47 b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 Athenaios, quoted by C J Emlyn-Jones, The Ionians and Hellenism, p. 31
[2] Vere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 215
[3]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309
[4]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161
[5]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p. 83
[6] Quoted by Georgi Plekhanov in Bernstein and Materialism, July 1898
[7] 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 Einstein, Podolsky and Rosen, Physical Review, 15 May 1935
[8] Hegel, Science of Logic, section § 54
[9] Science and the Retreat from Reason, by Gillott and Kumar, p. 81
[10] Woods and Grant, Reason in Revolt, p. 118, p. 168
[11]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opening sentence
[12] Is There a Trend Today Towards Idealism in Physics? Frank, Modern Science and its Philosophy, p. 127
[13] James Jeans, The New Background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96
[14]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253
[15] Physical Review, 15 May 1935
[16] Part One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he Logic, para 86
[17] e.g.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47, p. 153
[18] Bernard D’Espagnat,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 452
[19]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hapter Five, section “Matter Has Disappeared” p. 249
[20]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hapter Five, p. 239
[21]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241
[22]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eface
[23]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Introduction
[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ergy
[25] Lukacs as a Marxist philosopher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142, my emphasis
[26]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42
[27] Ian Stewart , Taming the infinite: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the first numbers to chaos theory, p. 198
[28] Leon Trotsk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George Novack, 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 307
[29]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 10
[30]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 42
[31]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128
[32]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p. 128-9
[33] Lenin, Karl Marx, 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with an Exposition of Marxism, 1914
[34] Spacelike Separation in a Bell Test Assuming Gravitationally Induced Collapses, Nature, 14 August, 2008
[35] Pierre Simon Lapl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36]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p. 82-83
[37] Einstein, Relativity, (1916), p. 10
[38] Einstein, Relativity, (1916), p. 9
[39]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2010, p.10
Pete Mason 是《Science, Marxism and the Big Bang - A Critical Review of ’Reason in Revolt’》一書的作者

-----
原文出處: http://www.socialistworld.net/doc/4688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轉載] 停滯與金融化——矛盾的本質

本文轉自 紅色中國網 ,經鬼島工寮繁體化與部分中台不同用詞修改。

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著
周穎 譯  
李天師、馬秀英 校

本文譯自美國《每月評論》66卷,20145月號
弗雷德·馬格多夫是一位在美國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專攻植物學和土壤學的榮教授,也是一位資深的政治經濟題評論。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編輯,同時也是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社會學教授。他們兩位是《金融大危機》(TheGreat Financial Crisis)(2009)《每個環保人士所要了解的資本主義》(What Every Envi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Capitalism)(2011)的合著者,兩書均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如今這樣交易長期停滯的時期,如果工人除了維持現有僱傭關係之外看不到更好的前景,我們能說對他們作何評論呢?是否資本和僱傭勞動體就得繼續存在下去呢?
——威廉·莫里斯1
現在離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已經六年多了,離官方所聲稱的蕭條結束也有近五年了,而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經濟體仍然危機重重。在美國經濟衰退時期的減少的就業崗位還沒有完全恢復,經濟依舊保持蕭條狀態。在歐洲,危機程度並未減輕,大量歐盟二線國家的經濟依舊低迷,特別是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2 日本是最後一個擠進發達資本主義核心圈的,成為了三巨頭之一,它已經度過了所謂“失去的二十年”的緩慢增長和通貨緊縮時期,並且努力嘗試著把日元貶值和赤字開支相結合,以此來激發經濟的發展。
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我們可以理解即使是某些主流的保守經濟學家,也開始更多地談論說目前的經濟是處於低迷時期,而不是​​處於一個過渡階段或者商業周期的擾動。在2013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演講上,前任美國財政部長賴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現在是時候去回顧一下經濟史上某些久不流行的“陳舊觀念”了,“這些觀念當初終結了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階段”——長期停滯這個術語出自凱恩斯在美國的早期追隨者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指的是在投資機會逐步消失的飽和經濟體中,增長緩慢的內在趨勢。在最近的評論中,薩默斯指出,儘管金融泡沫如此之大,但在2007-2009年間的泡沫破裂之前,事實上卻並沒有經濟“大繁榮”:“即使是大泡沫也不足以滿足總需求。”3這表明,經濟停滯的因素早已根深蒂固。幾個月後他在《金融時報》上的一篇文章《為什麼停滯有可能成為新的常態》(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說:“我們需要改變這樣一個假設,即假設常態的經濟政策和條件總會收穫成果。”4
薩默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評論被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收錄整理並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部落格上。對於保羅·克魯格曼來說,“經濟面臨長期停滯……已經不只是暫時的狀況,而是已經成為常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只是為了經濟的增長,總體來說還是需要金融泡沫和經濟浪費的。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現在知道2003-2007年間的經濟擴張是由泡沫所驅動的。在90年代後期的經濟擴張你也可以認為是這樣,事實上你可以說'雷根擴張'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是由失控的儲蓄機構和商業地產的巨大泡沫所驅動的。”5
換句話來說,根本問題是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引力,把經濟引向緩慢增長或者停滯,薩默斯強調說,正因為如此,2007年之前的巨大地產泡沫也“只能夠驅動溫和的經濟增長”。6
薩默斯和克魯格曼都未能對長期停滯做出理論性和歷史性的解釋。不僅如此,他們僅僅關注了流動性陷阱即利率幾乎到達零的情況——流動性陷阱使得將來通過降低利率的貨幣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變得愈加困難7。然而,他們心非常清楚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會導出什麼樣的政策結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增加各種支出,從而使經濟運作起來,首先是要擴大政府開支,但要以激發私人投資的支出為目標。從這些方面來考慮,不僅政府大量的赤字開支能夠幫助實現更快的增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公私兩方面的“奢侈”開支,甚至是金融泡沫(到目前為止泡沫並沒有給整個體系造成不穩定),也都能夠幫助實現更快的增長。在此借用克魯格曼的一句話:“私人支出不管完全的還是部分的浪費都是件好事,除非它會以某種方式給未來留下麻煩。”8想要擺脫危機,就要給整個經濟一種人為的刺激——即使冒著未來會帶來遠期麻煩的危險。
很清楚的一點是,這個體系先前的一些經濟辯護士如今卻給出了消極的評價,即停滯深深紮根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之中。而浪費和金融泡沫在這個背景下,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合理的”了。上述這些情況,很自然地促使人們去尋求更深刻的解釋,解釋清楚長期停滯,解釋清楚長期停滯與當代金融擴張之間的關係。

停滯和資本的金融化
為了更加全面地找到“停滯金融化”這對矛盾的根源,我們就有必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關注資本積累。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這篇演講中的論證可以作為一個有益的歷史起點,這次演講作於1980年5月,是在羅納德·雷根的當選總統6個月之前。當時斯威齊宣稱美國陷入了資本積累的長期危機中,這個結論背後的論證邏輯是:
“...理出一條思想線索:由米爾·卡列斯基(Michał Kalecki)所開創——在約瑟夫·施泰因德爾(Josef Steindl)50年代早期的作品《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中完整地加以表述——在保羅·巴蘭(Paul Baran)與我的書《壟斷資本》(Monoply Capital)(1956年開始寫作,1966年出版)中給出了簡化的版本。我認為這個理論的最佳表述是'積累過剩'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發展出了壟斷資本主義,而在壟斷資本主義當中存在著一種強勁的、持續性的、不斷增長的趨勢,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要多於所能找到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在這種情況下,其結果就會是像凱恩斯的一些追隨者如阿爾文·漢森在30年代所提出的那樣,產出與收入的增長速度會下降或放緩,同時失業率上升,產能利用率下降。這種情況反過來會抑制投資、抑制經濟增長。我剛才說這樣的趨勢是持續性的且不斷增長的,理由是壟斷的過程——馬克思所謂的“生產的集中 ”——本身是持續性的,它是資本主義在整個本世紀的歷史特點,今後也還會如此。我們可以總結說:經濟越是被壟斷,停滯的趨勢就越強。”9這意味著關於資本主義和增長的傳統觀點,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需要被完全改變,不再是把急劇增長當作常態、把經濟危機當作例外,相反,“停滯是常態,好的時期則是例外”。因此,最需要在理論上加以解釋的,不是經濟危機和緩慢增長時期,而是“被支撐起的擴張和上漲時期。”10
造成停滯趨勢的核心矛盾,是由於生產中產生的巨大剩餘價值無法被吸收。這首先體現在資本積累過程的延宕,資本積累過程面臨著投資獲利道的持續缺乏,而這種缺乏則是由於經濟中壟斷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這種壟斷程度加深對價格、利潤、產出、收入和需求的影響。11
導致停滯趨勢的不僅僅是壟斷資本,還有漢森所提出的工業的成熟度的問題。漢森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後來被斯威齊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進行了擴展。工業化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發展建成了生產的兩大部類:第一部類(製造生產資料)和第二部類(製造消費品)。因此,積累起來的巨大資本存量在很少的淨投資(即超出廠房和設備的折舊的投資)的情況下,就足能滿足幾乎所有常態的經濟需求。正如漢森所說,這標誌著“資本匱乏”社會到“資本充裕”社會的變遷。長期的影響,則會惡化剩餘吸收(surplus absorption)的總體環境。12
因此,經濟越來越依賴於原本外在於私人積累過程的刺激因素加以推進,包括政府開支、經濟浪費和重大科技創新(特別是劃時代的科技創新比如說汽車)。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斯威齊總結出了6個因素,這6個因素對於私人積累的常態運行而言是外在的,但在二戰後初期它們對經濟起到支撐作用:(1)美國至高經濟霸權的崛起,這為世界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擴張提供了平台,並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發展;(2)在戰爭期間美國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費者流動性(儲蓄);(3)對遭受戰爭破壞的歐洲經濟的重建;(4)由於戰時經驗而產生的新技術,包括電子設備和噴機;(5)隨著50年代州際高速公路網的建設而出現的美國經濟第二次汽車化浪潮;(6)冷戰期間軍事化和帝國主義的加速,其中包括在亞洲地區的兩場大的局部戰爭。
這些都是吸收剩餘資本、並在一段時間內提升私人積累的強大外部力量,但都“必然都受制於收益遞減規律。或者換句話來說,這6個因素為全球資本積累過程獨自或共同提供的刺激,遲早是會衰減的。”經濟趨勢正好在“越南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轉向下行,這不只是巧合,“合乎邏輯的結論是,1974-1975年的周期性衰退比戰後任何一次衰退都要更加尖銳”,並且這次衰退表明停滯作為一種持久的力量,再度出現在美國和世界經濟當中。13
當斯威齊1980年春天演講《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時,還沒有跡象表明存在某種在短期內迅速解決停滯(當時稱為滯脹,因為同時出現的停滯和通貨膨脹)的辦法。雖然在雷根當選後不久開始了所謂的“第二次冷戰”,開始擴張軍備,但這還不足以加速積累引擎;像大蕭條所導致的那種提升了德國和美國經濟的全面戰爭,在核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在這個時代,即使是像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大的帝國主義戰爭,也無法實施了。
其他有可能經濟刺激的來源,就只能是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的擴張了。根據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所闡發的理論,FIRE的擴張能通過部分吸收剩餘資本來刺激經濟體系。14 然而,在1980年的春天通過金融的快速增長來大力刺激經濟看來不太可能。諷刺的是,斯威齊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引用的不是別人而正是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話,格林斯潘一個月前在《挑戰》(Challenge)雜誌3月-4月號上論述說,經濟體系已經瀕臨連鎖的債務違約,非常危險,並且預測房地產市場在價格飛漲之後會有一次暴跌。15
然而在接下來幾年當中,有越來越多跡象表明,美國經濟發生了一次巨變。美國發生了一次金融爆炸,這標誌著經濟體系運轉的一次質變——斯威齊在90年代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16從馬克思主義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批判的角度來看, 這個過程背後的基本邏輯是十分清楚的。17面對投資道的短缺,企業和財富所有者獲得的剩餘資本越來越多地流入金融部門,尋找與使用價值之生產無關的投機的機會。金融機構提供出花樣繁多的金融工具,期貨、期權、金融衍生品,被日益增長的海量債權槓桿所放大的貨幣市場計劃,都可以進行各種打包,這樣金融機構就可以吸納增加出來的投機需求。中央銀行是最終貸款機構,人們普遍預期,只要整個孱弱的金融體系一有信用緊縮或金融崩潰的危險苗頭,央行就會干預。這個新的金融體系迅速推廣到全球,它凌駕於生產之上,按自己的一套邏輯運行。
在1983年的5月,哈里·馬格多夫和斯威齊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題目是《生產和金融》(Production and Finance),該文認為當時所發生的金融爆炸是抵消停滯的主要因素,金融爆炸表明歷史進程當中有了一次質變——因為在經濟減速(與商業周期的頂峰正相反)的條件下從未發生過大的、長期持續的金融擴張。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認為,當時在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基礎之上,正在出現一個龐大的“金融上層建築”。並且,上述這整個過程很可能會持續很久。18
兩人也提及了日後人們謂之曰“財富效應”的那種現象,也就是金融資產升值對奢侈品消費產生刺激,他們指出:
近幾年來……金融部門能夠在生產部門持續停滯的情況下處於繁榮狀態。當出現這種現象時,金融部門對生產部門的有利影響,就並不局限它通過自身更多的就業和更多的利潤來為後者的產品提供更多的需求,它對後者還可以有直接影響,這種直接影響來自於整個經濟體中家庭和企業所持有的金融資產的升值。《摩根擔保研究》的三月號中估算,'消費者手中持有的股票、債券和流動資產的價值在1982年後半年間升值了至少5千億美元。'這明顯是金融部門的運作的結果[因為那個時候經濟依舊不景氣]。這應該會對消費需求造成一定的刺激影響,儘管在當前的整體經濟環境下這種升值也會慢慢下降而不會按部就班上升。”19
財富效應帶來的促進作用既刺激了財富所有者的消費需求,但也得看到它會增加個人負債——大多數工人的實際收入停滯,但房屋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和學生債務等等可以使得他們的支出增加。各式的債務如果量少的話,當然是保持經濟體系運行順暢的必需,但它們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各類債務在1980年佔GDP的150%,到“大衰退”【編者註: 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所爆發的那次衰退】開始前,已經增加到GDP的350%以上。20 在此期間,家庭負債佔GDP的份額從大約45%升至95%。為增加投機工具而產生的債務槓桿的巨大擴張,其份額已經遠超於作為其基礎的“實體經濟”,這是這些年來發生的金融化過程的本質。
對蕭條與金融化之間辯證關係的所有論述都被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收錄在1987年出版的《蕭條和金融爆炸》(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一書當中——就在這一年,雷根總統任命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21就在這一年,發生1987年股災,整個世界經濟為之震動,瀕於全球性的崩盤,金融局勢面臨背水一戰,格林斯潘所領導的美聯儲在金融危機的第二天早上發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聲明,指出“美聯儲已經準備好提供流動性,來支撐經濟和金融體系”。22美聯儲用印鈔權來為之背書,避免了市場全面崩潰。
然而這意味著未來問題會變得更嚴重。這一點天數已定,因為金融化是對抗停滯的一種途徑,但它會加劇經濟體系的結構性危機,它沒有消除停滯的根源。在1987年股災一周年之際, 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說:
現在看來,金融體再發生一次崩盤顯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你也許會問,當局就不會挺身而出在危機得逞之前就把它扼殺掉嗎?對,當局當然會出手。現在當局出手已經是標準的操作流程了,我們不能排除當局再次出手可以像87年股災後一樣取得成功,但這種成功本身是在很含混的意義上說的。就算有這種所謂的成功,我們也會再次經歷這整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會更加嚴重、更加不穩定。這樣,在下一次崩盤或者再之後某一次崩盤,當局出手終究會不再成功……到那時,就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境況,我們就會面臨從這前所未有的境況當中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 23 
今天,無可否認上面的論述已成為現實。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擴張是由金融泡沫所推動的,這種擴張會導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機,但在危機遍及整個體系之前基本是被包藏著的。從1987年股市崩盤到金融大危機的20年中,已經有了嚴重問題的跡象:80年代末的儲貸銀行醜聞;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同期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還有2000年網絡經濟的泡沫。24 來自預算和政策要務中心(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的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描述近幾十年的經濟狀況時提到:“最近幾個商業周期的特點是無法擺脫洗髮週期——起泡沫,泡沫破裂,重新起泡沫。”25
由於2000年網絡經濟泡沫已經破裂過,由於美聯儲和其他國家央行多年來向經濟體系中入足夠的流動性從而扭轉了大部分財產所有者的危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軍事開支激增和房地產泡沫增長的助力,當時還只是美聯儲委員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4年開始鼓吹“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代表著中央銀行駕馭商業-財政週期的顯著能力。26 兩年後,即2006年,伯南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立即上調利率,導致了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並終結了人們對“大緩和”的所有幻想。
結果就像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所預先警告的那樣:“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境況,……從這前所未有的境況當中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儘管在把大量納稅人的錢被投入企業的口袋之後,徹底崩盤得以避免,金融財富總的來說被保護下來,但損害畢竟已經造成。金融體系最終穩定於一個高位,固定資產得以維持,但銀行放貸減緩,並且由於資本形成【編者註:Capital Formation,即投資生產出新的生產資料】持續疲軟,這就阻礙了再度出現大泡沫來推動經濟。貨幣政策在零利率(流動性陷阱)的條件下是極度失效的。結果就是在“實體經濟”中的潛在停滯逐漸浮出水面,看來只有進一步的金融泡沫能施以援手,但目前的金融泡沫本身已經陷入困境。
金融化浪潮的大小可以見圖一,圖一展現了非金融和金融企業債務佔GDP百分比的變化趨勢。即使非金融企業債務占美國GDP的百分比在80年代開始有大幅度的上升趨勢,但金融企業債務(就銀行、保險公司、退休基金、代理機構、抵押貸款機構、對沖基金而言)的飆升,才是1980年到2007年間金融化浪潮的主流,並且主要是後者才促進了經濟緩和,這期間多數年份的長期經濟增長是下降的。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金融公司債務從GDP20%增加到令人震驚的116%。而20072009年間金融負債佔GDP百分比的急速萎縮,則使得能夠矯治停滯的金融化自身變得弱化,這種情況持續至今。
圖片1
圖一:非金融和金融企業債務佔GDP的百分比
                             淺色線:金融企業債務
                             深色線:非金融企業債務
我們所謂的“停滯-金融化”陷阱,它作為近幾十年經濟史的特徵,正是由上述這種情況所導致的。27過去幾十年裡要是沒有金融泡沫的話,資本主義的增長無疑會減緩。但是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樣,金融泡沫也會一直擴張,直到最後破裂,並且當這些泡沫破裂的時候,停滯就會再次出現。
長達幾十年的金融化浪潮看來目前已經急劇減緩。特別是金融企業已經減少了它們的債務槓桿和貸款佔GDP的份額。因此,儘管金融體幾乎完好無損地得以倖存,財富也仍然在金融部門繼續積累,但這可以看作是金融化過程一個相對的下滑,減輕了其近幾十年來作為經濟的主要刺激者的作用。正如我們在2009年的書《金融大危機》中所說的那樣,2007-2009年的崩盤所揭示的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是一個“金融化的總危機”的問題,在這個總危機之外還“隱藏著停滯的幽靈”。28
上述這一切說明,這個過度積累、不平等、危機和停滯的體系之中,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內部機制。從這一方面來說,金融資產的膨脹作為近幾十年經濟史的一個特徵,可以看作是由生產本身停滯的趨勢所導致的——因此,停滯才是今天我們需要關切的主要經濟問題。29

如今的停滯是什麼樣子
如果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如今由於金融化過程的減弱或至少暫時減弱,其陷入停滯這一點已經是很顯然的了,那麼,我們還有必要來更深入考察一下停滯意味著什麼。雖然金融危機在最近的經濟文獻中已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是人們對經濟停滯及其影響,還理解得很不到位。
從工人階級的視角來看,停滯表現為就業困難,工人不漲工資或工資漲得慢,但要注意,企業的上層職員和一些專業技術人員情況與此相反,這一點我們在《美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作過討論。30就業市場的變化表明經濟停滯的回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官方失業率平均是4.6%,而1970年到今天,失業率平均達到6.4%。除了失業增加,不充分就業也增加了,職工總數的增幅也更加不穩定。
既然經濟體系的趨勢是要擴大流向企業和財富所有者的剩餘(價值),那麼可以想見,收入和財富將會更加集中。事實上就產生了一種惡性循環:(1)由於企業和富裕家庭所持有的剩餘不斷增加卻無法被吸收,從而就降低了增長率,導致了停滯。(2)既得利益者為了應對經濟放緩,就會竭盡所能提高他們佔有社會產品的份額,以維持其個人資本的回報率。(3)這就導致了在經濟金字塔頂端的剩餘集中變得更大,從而加劇了剩餘吸收的總問題。
經濟放緩——或者某些人所謂的“大停滯”,這個術語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就這樣使得財富所有者佔有了更大塊的經濟蛋糕,而工人只得到很小塊。31這一點不僅可見之於收入和財富的統計數據,而且飢餓人數增加、健康狀況下降、無家可歸人數增加、個人破產和抵押貸款違約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失去房子等等,也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對大部分工人階級,特別是作為勞動後備軍的大量的失業者和的未充分就業者來說,這些年是非常困難的時期。經濟衰退期間所減少的就業崗位要恢復起來非常慢,這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問題,導致所謂的“缺少就業崗位的復甦”(見表1)。最近幾次衰退之後,經濟都增長了,但並沒有很快創造出足夠的就業崗位,來滿足想要工作和需要工作的人。每個恢復階段,都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來恢復衰退期減少的就業崗位,這個現在過去三十年中愈演愈烈。
圖片2
表一:恢復經濟衰退期間所減少崗位所用的年數
左欄:經濟衰退開始的年份
右欄:恢復就業崗位所用的年數
註釋:在寫作本文時,所減少的崗位還未完全恢復

如果比較衰退期之後GDP的增長,可以看到相同的趨勢。在二戰後的二十五年間,三大經濟體從衰退中迅速恢復,也使得工作崗位迅速恢復。但在最近三次衰退以後,經濟恢復遲緩,這三次恢復分別開始於1990年(存貸銀行危機之後)、2001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後)、2007年(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
比較20世紀50、60年代和隨後幾十年裡的經濟增長,實際GDP【編者註: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的增長率在50、60年代高於4%,到70至90年代則下降到3%左右,在21世紀頭十年下降到不足2%。(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30年代實際GDP的增長率平均為1.3%。)GDP是每季度都有報導的,這樣就可以從中分辨出短暫的急劇增長。因此我們可以確定,GDP的年度增長率下降,並不是因為這些年間增長緩慢的季度變多了,而是由於增長急速的季度變少了,在那些增長急速的季度當中,資本能夠高速積累。實際GDP的高增長率在20世紀的50和60年代是非常常見的,其間有35%-40%的季度是急速增長的,而相比之下70和80年代只有20%-25%,90年代是10%,在21世紀十年不到4% (見圖二)。
圖二:實際GDP(與上年同比)增長大於等於6%的季度的比例
美國經濟分析局估算了各領域對GDP變化的貢獻。為了使下一個時段生產出比此一時段更多的商品和服務(GDP),下列這幾個領域的總的效應必須為正(增加):
A. 企業在工廠和設備方面投資的資本(投資本身創造就業崗位, 而投資本身俱有乘數效應,為了利用新增的生產力,會相應地有擴建或新建的企業來僱傭工人)和存量資本的總和。
B. 民眾在日用消費品、服務和住房等方面的個人花費。
C. 商品和服務的淨出口。
D. 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費和投資支出。
換句話說,GDP的變化是A+B+C+D變化的總和。總需求的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C項淨出口除外)可以見圖三,圖三涵蓋了從1990年至今最近三次經濟衰退期所在的時段。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圖三中各線都依據當年價格)很少下降,但扣除通因素之後實際就是下降的了。正是實際GDP的下降才能界定衰退。但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即使是名義GDP也下降了。我們可以區分出沒有增長、緩慢增長、溫和增長和急速增長的時段,並估計出三個領域對GDP的貢獻。(特別需要注意,這些統計數據都是事後給出的,因此我們無法事先從中得知因果聯繫,例如不能指導我們採取和實際的儲蓄/投資相反的做法。)
圖片4
圖三:GDP、政府支出*、個人消費支出、私人固定投資支出指數(1990-2013年)
淺色實線:個人消費
深色實線:個人固定投資
點狀虛線:政府支出
線段虛線:GDP
註釋:政府支出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總額。

儘管個人消費非常龐大,約佔GDP的三分之二, 但它在各個時段變化不大,與之相比投資則變化很大(圖三和表二都清楚表明了這一點)。政府支出(地方、州和國家政府)對經濟的貢獻墊底。然而,這個“底”從大衰退以來佔GDP的比例卻還降低了,因為緊縮削減被用得越來越多,限制了商品和服務的公共開支增長。(需要注意,包括失業補償在內的轉移支付,是不含在圖三所示的政府消費和投資支出裡面的,因為他們只是從私營部門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分,不屬於政府自身支出。但是,這種轉移的存在有助於支撐消費,從而對經濟低迷時期的總體有效需求有所幫助。)
圖片5
表二:實際GDP季度增長的百分比(1947-2013年,以當年價格計算)
第一列:實際GDP增長范圍(與上年同比)   
第二列:國內私人總投資
第三列:個人消費
第四列:淨出口
第五列:政府支出(聯邦國防支出)註釋:從1947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267個季度中,有15%的季度實際GDP增長< 0%,有17%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01.9%,有29%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2%3.9%,有17%的季度實際GDP增長在4%5.9%,有22%的季度實際GDP增長>6%。按當年價格計算,整個時段內實際GDP增長平均達3.2%,其中國內私人總投資的貢獻為0.8%,個人消費貢獻平均為2.1%,淨出口貢獻平均為-0.1%,政府支出貢獻平均為0.6 %(其中聯邦國防支出為0.2%),私人存量資產變動貢獻平均為0.1%
雖然個人消費和政府支出非常重要,但私人投資對實際GDP增長的貢獻變化最大,是影響其未來增長前景的最關鍵因素。在經濟衰退期間私人投資的下降也就拉低了GDP的增長。反之,在經濟復甦期間急速增長的個人投資刺激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增長。

剩餘吸收和資本投資
企業投資或曰資本積累雖然幾起幾落,總的說來也還是放緩了,普遍低迷許多年的一個原因是經濟中的閒置產能。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時期,製造業的產能利用率保持在85%左右。但在80年代下降至約80%,而在90年代只是略微上升到大約81%。在過去的十年裡(至2013年)跌至平均75%。產能大量閒置的企業與通常不會對新產能進行大的投資。32
因此,美國企業在國內外坐擁上兆美元(海外美國跨國公司估計持有2美元,因為稅收的關係這些錢不會流回國內)。美國公司手裡的這堆現金或相應額度的資產從1995年到2010年每年積累10%,產生了近5美元的儲備,大約相當於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33 2013年第四季度,各公司的稅後利潤佔GDP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11.1%,大約是90年代平均佔比的兩倍,這已經使得《華爾街日報》出來表態,高利潤率伴隨低投資是經濟的一個大問題。34
有一點可以說明剩餘吸收、特別是涉及到投資機會的剩餘吸收的問題現在已經變得有多嚴重,即過去的十年美國的私營企業經濟的營業淨盈餘(扣除了大部分成本和折舊)平均佔GDP的24%,在2012年已經超過4美元。35
當企業真正來用這筆錢而不是簡單地積累現金,它通常會去向股東分紅,會去收購其他公司,要不然就懷著抬高股價的目的來購買公司股票:這純粹是投機。2013年各企業動用了7550億美元來回購股票。36 巨大的經濟剩餘未能被吸收而被用來做投機,這就意味著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會比其可能的增長率來得低。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如果企業仍繼續投資的話,是會使勞動力閒置、單位生產成本降低、企業所擁有的總剩餘增加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發生的資本形成,是無法使經濟擺脫整體低迷的。
資本的過度積累使得資本本身成為阻礙自己發展的屏障,但過度積累是一個總體趨勢,而且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因此很自然可以得出說,作為經濟引擎的投資,它在此期間增長趨勢會大幅減緩。實際非地產固定資產投資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從60、70年代到現在都在下,特別是在建築和設備上的投資(見表三)。
圖片6
表三:實際私人非地產投資總額的平均年增長率,1960-2013年(百分比)
第二列:總值
第三列:建築
第四列:設備
第五列:知識產權產品
 
應該強調的是,上表所指的是非地產投資總值,其中的資本支出包括折舊基金和新增淨投資。同時,投資總值總的來說已經停滯,非地產固定投資淨值的佔比下降,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平均要佔總值的將近40%,在過去(有案可查的)十年(2003 -2012)下降到了不足16%——這個現被稱為“淨投資萎縮”。37投資總值越來越多地是被用於折舊基金,僅僅是為了替換消耗的舊廠房和設備,用於新增淨投資的是越來越少了。由於替換性投資所帶來的新廠房和設備肯定比舊的更有效率,其結果是在新增淨投資很少或根本沒有的情況下,生產能力就擴大了,大大限制了新增淨資本形成的道。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過度積累的總問題在惡化。38

有出路嗎?
現在還根本無從知曉美國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會在什麼時候、通過何種方式來突破停滯-金融化陷阱,可能根本就突破不了。薩默斯在2014年1月的《華盛頓郵報》上說,“以長期經濟停滯為特點的經濟,可能本身就是傾向於出現泡沫。”39這意味著如果缺乏其他外部推動力量,經濟的趨勢就是會在完全停滯和金融繁榮之間來回搖擺,金融繁榮伴隨著猖獗的投機,會產生一段時間的溫和增長,直到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而這時原先被一定程度上擱置的停滯就會再次登場。
新增的資本形成是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是能對未來增長發揮最大影響力的部分,但它萎靡不振。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企業把大部分開支用於折舊基金,而不太願意新增產能。儘管一種或一組新技術可能會導致停滯的突破,但這樣的新技術必須得是足夠重大,對經濟的影響範圍必須足夠廣,這樣才能造成大幅度的經濟內驅式增長,大幅度地創造就業。
電腦和數時代的其他創新無疑改變了我們交流、工作和購物的方式。然而當著新型企業在此類技術基礎上逐步形成,這些企業卻並不會僱傭大量的員工,這和以前的變革性技術(例如如汽車)形成了對照。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中寫到:
大多數網活動不會創造像以前的技術突破所創造出的那樣多的就業崗位和收益。當福特和通用汽車在20世紀早期逐步壯大時,它們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並把底特律建設成了美國一流城市。今天Facebook創造了許多窺探的快感,但該公司沒有僱傭很多人,也並沒有為Palo Alto【編者註:Facebook總部所在的小城】作多大貢獻,大量'工作'或多或少都是由軟伺服器自動運作的。甚至可以說,真正的工作是由用戶來做的,他們在空閒的時間以休閒的方式做了這些工作。”40
2013年蘋果在全球已僱傭了約80000名員工,谷歌(其主體企業,不含摩托羅拉和其他子公司)僱傭了約40000名員工,Facebook僱傭了約4600名員工。41 2014年初,Facebook花了190億美元買下WhatsApp公司,後者是一個擁有五十五名員工的移動信息公司。事實上,電腦、智能手機和先進的機器人消滅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要直接取代人,要是通過業務外包來取代人),而為了生產這些東西所直接創造出的就業崗位,多數都是位於其他國家的。大型電子零售商也會造成就業崗位的大量淨流失。“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對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華盛頓,實體零售商要獲得一千萬美元的收入需要雇傭47人,亞馬遜則只需僱傭14人。 ”42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估計,隨著人工智的發展和移動機器人的發展,美國大約有一半的就業崗位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受到威脅。43無論這些技術創新對就業的淨效應如何——現在看來是負效應,而且是變得越來越負——它們都無法使得經濟增長再次走上快速軌道,力度廣度不夠,作用形態也不對路。
德國經濟相對比較強勁,部分原因是德國成功實現了淨出口。但是不可能所有國家都成為淨出口國,這在邏輯上和數學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國自80年代初以來,除了90年代早期一個很小的時段(那時正好趕上經濟衰退),一直都是商品和服務的淨進口國。
前文已經說過,停滯的某種臨時性的“解決辦法”是金融體系的再次擴張,但是危機的影響仍揮之不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金融問題的主流觀點是:一段時間的“緊縮”是必要的,有了緊縮,“實體經濟”中的現金流就會重新系統性地流回金融部門,增加金融部門的流動性,同時金融會在一段時間內緩慢地去槓桿化,資產負債比會增加。這樣一個總體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減少政府債務,從而加強國家的能力,發揮金融精英眼中國家的主要作用:作為企業的最終貸款人,並被認為“規模夠大不會倒閉”。假設總的資產負債比發生的這種變化最終能夠給經濟帶來又一段時間的金融性擴張,但是,這樣的金融重組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會以多種方式造成消極影響,加劇體系中的過度積累趨勢——同時未來的泡沫可能會比以前更大、更危險。
改革派則傾向於認為,金融改革是對這些問題的直接解決辦法,改革包括對金融體系進一步監管——這種觀點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認為最近的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過度投機行為,而不是在於資本積累過程本身的弱點。這種觀點未能認清金融化浪潮在80年代到2007年間對提升經濟所起的作用。在這個時期,放鬆金融監管並非如某種觀點所認為的那樣主要是單純的貪婪和腐敗的產物,同樣,放鬆金融監管也不是簡單地基於錯誤的經濟原理,毋寧說,放鬆金融監管的目標就是把現有的金融泡沫進一步擴大。沒有哪個金融監管者希望有大的金融泡沫在他們的監管之下破裂——因此當金融機構要求放鬆監管以便給他們更多的空間,允許他們向新的、以前受限制的市場發展時,它們得到了所有想要的,而且常常比它們所要的還多得多。
托馬斯·帕雷(Thomas Palley)在《從金融危機到停滯》(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中把這種情況叫作“金融改革悖論”,因為這種改革實際上“過度地依賴於停滯的趨勢……通過限制[金融]繁榮……來來穩定[金融]體系……”克魯格曼直言不諱地說,“即使改進後的金融監管也不必然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它可能會在增加支出無論如何都對經濟有好處的情況下,抑制不負責任的借貸”。這些都造成了對放鬆金融監管的度性偏好,抵制了有效的改革。44
那麼,我們的意思是說什麼都做不了嗎?遠非如此。我們的觀點是說,在總體的結構性危機惡化、減弱了純粹改良性的解決辦法的效果的情況下,就不存在能對體系適用的簡單選項。儘管一些人倡導凱恩斯主義的增長路徑,政府提高有效需求從而引導促進就業——如今最受歡迎的版本是政府支出於環保崗位和替代能源技術上——但這種路徑從今天高度金融化的資產階級和世界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不再是一個可接受的政策了。45
今天的財閥體就是食利者獲勝(毋寧用凱恩斯的話說,是被安樂死)的體系,這個體系統治著國家和經濟。46正是在這個體系當中,跨國公司所實施的全球勞動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成了全世界的生產規則——這種套利是說,把工廠搬遷到世界上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區,而這就使得帝國主義租金【編者註:imperial rent,指發達資本主義憑藉其壟斷地位,從資本主義外圍(落後國家)攫取的超額利潤】被少數巨頭公司所佔有。47在這種條件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就業增加導致總需求和總利潤的增長,總需求和總利潤的增長導致充分就業的經濟——很少有用武之地。
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被看作是對資產階級的威脅,因為這增強了工人的力量。48這從資本主義角度來看是一個不祥之兆,凱恩斯的年輕同事、劍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有一個著名的評論:“有能力和意願改良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缺陷[例如持續失業]的政府,就一定會有意願和能力去完全廢除這個體系。” 49
國家旨在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則構成了另一個改革策略,人們通常是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從促進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來論證這個策略,但這個策略也是面臨著許多同樣的矛盾的困擾。低收入家庭所要花費的收入比例通常要比非常富有的家庭高,因此如果通過稅收和社會工程或通過增加工資(這將減少流向富人的利潤份額,但如果經濟擴張則不會減少總利潤) ,讓錢從富人手中轉移到低收入工人手中,經濟從理論上說就能夠受到刺激。儘管增加最低工資在政治上似乎是可行的,並且這會幫助約1600萬工人,但這種增加就算實施了,和經濟總量比起來也規模太小,無法對收入分配造成顯著影響,更不用說刺激總需求了。試圖經由現有秩序來實施改良,例如增加高收入群體稅收並把這些資金用於社會,就只能對體作溫和改革,完全避開核心問題即具有階級性根源的資本積累。因此,即使採用了這些改良,最終也無法成功——除非去關注過剩吸收的問題。不用說,試圖達到收入平等的任何舉措,都是和工資-利潤體不相容的。
資本主義的矛盾則是這個體系可以接受的,或者說矛盾是符合體系的邏輯的。但現在矛盾無法擺脫,並不是說由下層反抗所造成真正徹底的變革就無法實質性地提供一個更好選項。事實上,正如伊斯塔法·梅薩羅斯(István Mészáros)在《超越資本》(Beyond Capital)所評論的,在當今社會中我們所需要的“建立社會控制新制度的那條路”,“必須經過從資本力量中獲得徹底的政治解放”。50這意味著與體系不一致的其他政治-經濟邏輯也要被納入考察範圍。那麼,這種徹底的措施,它們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非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會是什麼樣子的呢?51
托馬斯·皮克提在其頗具影響力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論》中,把他所認為的當今經濟的關鍵矛盾,(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稱為“無限積累的原則”。正是這個原則推動了資本主義當中無盡的積累,而這種積累導致了今天“高度集中的財富”和因此而產生的所有不合理現象。皮克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用的烏托邦”就是設計一個“全球資本稅”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個人財富的年度累進稅”。52米哈爾·卡斯基在1937年首次全面論證了用財富稅來對抗壟斷積累。53今天皮克提認為,要代替反資本主義的實際革命,資本稅的策略是唯一可能。他主張這樣一種全球資本徵稅——或者在國家層面上進行類似的稅收——不僅將抑制在經濟金字塔頂端聚集越來越大的財富,抑制這種不良趨勢,而且會創造一個滿足社會需要的“社會狀態”。54
要達成這樣的結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關注原初的社會目標,即把人和環境的最基本需要置於利益之上。而上述“替代停滯的方案”,即是指“為失業的人們提供工作,為飢餓的人提供食物,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所,為我們所有人提供足夠的醫療保健、收入保障和良好環境”。要實現這部分人、那部分人以及全民的目標,是其他的一些利益只能是處於從屬地位。55
從歷史上看,美國在其後期出現過這樣的要求,羅斯福新政當中比較激進的部分即“經濟權利法案”,就是沿著這種思路提出來的,60年代的民權運動當中,1963年的向華盛頓進軍也導致了1965年通過“自由預算”(Freedom Budget)。最近保羅·勒布朗(Paul Le Blanc)和邁克爾·耶茨(Michael Yates)在《為所有美國人服務的的自由預算》(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一書中,試圖在當初那個預算的基礎上復活這種思路。他們提出了十二個基本目標,這些目標必須得要求一個我們時代的“新自由預算”:“(1)充分就業;(2)所有僱員具有充足的收入;(3)那些不能或不應該工作的人具有穩定的適量的最低收入;(4)充足和安全的住房;(5)所有人獲得衛生保健;(6)所有人獲得教育機會;(7)安全和廣泛的交通基礎設施;(8 )安全和廣泛的社會福利;(9)所有人獲得食品安全;(10)可持續發展的環境;(11)所有人具有自由而不斷豐富的文化(藝術、公園、體育、娛樂);(12 )減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以確保上述目標的實現。”56很明顯,這就要求需要社會非軍事化,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制度。
勒布朗和耶茨認為,在美國的環境下要進行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單純從財政上說完全可以。他們援引經濟學家琳達·比爾默(Linda Bilmes)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估算說,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上花費了3美元;而他們指出,為了應對大衰退所作的財政刺激,聯邦政府的支出是數千億美元;他們還指出,美聯儲因為金融大危機,通過高效率地印錢,向金融部門的口袋裡入了數美元的流動性。此外,還可以改變幾十年來對削減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做法。57
然而,今天的力量對比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偏向資產階級,這就保證了不會發生自上而下推進上述目標的舉動。沿著那些目標方向上的徹底變革,必將主要源自底層,並且必須要有鬥爭,要有具備了革命性思想的鬥爭。
全人類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再現為一種世界歷史力量的,所以實際上從資本主義本身所提供的更廣泛的歷史視角來看,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也是可預見的,這種變革來自於由普遍必然性所驅使的群眾性行動。這種針對體系的激進反抗可能最初源於南方世界(湯比所謂的“外部無產階級”)。但中心的廣泛高潮(“內部無產階級”)也是必要的。58如果通過這些鬥爭使遊戲規則得以改變,或者遊戲本身被取代,那麼,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將會出現,這個世界中的社會具有以前無法想像的可能性。
不過我們需要補充說,在當今世界,這樣的大的社會變革在一定程度上將不得不受到限制,變革必須受制於地球環境所決定的增長極限。在資本主義“要增長要滅亡”的體系當中,積累必須快速擴張,以便對勞動力保持充分需求,從而實現近乎充分就業的經濟。然而,經濟增長給地球造成了額外的壓力,並且正因為這個原因,永遠增長是不可能的。一個增長率對“健康”的經濟來說太低,同時對維持和地球的可持續關係來說又太高,這之間存在一個矛盾,但這並不是我們的分析有矛盾,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這個矛盾也向我們強調了一個事實,唯一擺脫世界當前困境的出路,是徹底的體系變革。59
因此,我們的時代危機有兩個來源,我們把這兩個來源放在一起來考察,世界歷史性變革的新時代就是必需的了,這個變革不僅解決經濟停滯對工人的影響,也解決對所有生物來說最緊迫的問題:人類和無數其他物種居住的地球正在快速毀滅。在這種情況下,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務的無限積累原則,就要讓位於為所有生物服務的充分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enough)——這一原則將會貫穿“人類世世代代”。60
註釋:
1. William Morris, “The Depression of Trade,” in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3.
2.有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詳見Costas Lapavits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 Verso, 2013), 288–300.
3. Lawrence Summers, Speech to the  IMF Fourteenth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 November 8, 2013, http://larrysummers.com; Alvin H. Hanse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38), 289; and “The Stagnation Thesis,” 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d.,  Readings in Fiscal Policy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1955), 540–57.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Is Stagnation?” in Robert Cherry , et. al.,  The Imperiled Economy: Macroeconomics from a Left Perspective  (New York: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 59–70. On the origins of the stagnation debate in the 1930s see William E. Stoneman,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Garland, 1979).
4. Lawrence Summers, “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5, 2013, http://ft.com.
5. Paul Krugman, “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New York Times  blog (November 16, 2013),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
6. Summers,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7.克魯格曼討論了漢森的理論,這個討論顯得漢森理論似乎只是強調人群因素,而沒有涉及工業成熟度、壟斷和不平等問題。薩默斯和克魯格曼都認為,流動性陷阱是一個永恆的問題,停滯主要是部分投資者對負利率的長期預期的結果——這並沒有給出真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把問題往前追溯了一步。克魯格曼還提及了羅伯特•戈登關於創新削弱的論述(Robert Gordon, “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315, August 2012, http: //nber.org.)。上述論述當中,都沒有論述資本積累這一基本的歷史問題。
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9. Paul M. Sweezy, “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  Monthly Review  32, no. 5 (October 1980): 2–3.
10.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3.
11.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enryk Szlajfer,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12. Hansen, “The Stagnation Thesis,” 551–52; Paul M.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36–39.
13. Sweezy, “The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4–6; Paul M. Sweezy, “Why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34, no. 2 (June 1982): 7.
14.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139–41.
15.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6–7; Alan Greenspan, “The Great Malaise,”  Challenge  23, no. 1 (March-April 1980): 37–40.
16. Paul M. Sweezy, “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  Monthly Review  49, no. 4 (September 1997): 3.
17.哈里·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早在6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關注美國經濟中流動性的長期降低,並關注其同壟斷資本理論之間的關係。在整個70年代,他們二人將這種分析寫成許多預見性的文章,這甚至要早於我們這裡所說的“大金融化”,大金融化開始於80年代的最初階段。關於他們對這個現象的早期分析,詳見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and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End of Prosperity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8.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 Production and Finance ,”  Monthly Review  35, no. 1 (May 1983): 1–11.
19. Magdoff and Sweezy, “ Production and Finance ,” 11.財富效應這個概念——或者用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書中的說法,是伴隨著財富增加的消費減少(以資產價值衡量)——在解釋實際金融泡沫對GDP增長的影響、特別是解釋近年來基於房產財富效應的房產泡沫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見Dean Baker,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09), 18; Christopher D. Carroll and Xia Zhou, “Measuring Wealth Effects Using US State Data ,” paper presented at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Using Geographical Data, March 18, 2011, http://frbsf.org.
20.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121–22.
21.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22.美聯儲聲明,引自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44–45.根據馬格多夫和斯威齊這裡的註釋,他們的術語“崩盤”(meltdown)是用來形容1987年股災後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機的效應的。
23.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76.類似的觀點激進轉變出現在海曼•明斯基對1987年股災的回應中,這種觀點轉變使他引入了“貨幣經理資本主義”(money manager capitalism)的概念,將之作為體系發展的一個新的危險階段。見Hyman P. Minsky,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The Crash of '87—What Does it Me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Nicos Komninos, ed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risis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9): 391–403.
24.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4.
25. Jared Bernstein, “ Structural Stagnation, Bubbles, and the Volcker Rule ,” On the Economy  blog, December 10, 2013, http://jaredbernsteinblog.com.
26. Ben S. Bernanke, “ The Great Moderation ,” Address to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February 20, 2004, http://federalreserve.gov; Thomas I.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2–33, 195.
2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 4.
28. Foster an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 99.
29.關於金融膨脹,見Jan Toporowski,  Why the World Economy Needs a Financial Crisis and Other Critical Essays on Finance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43–61.
30. 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 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vol. 65, no. 8 (January 2014): 1–22.
31.據我們所知,用來描述經濟長期放緩的“大停滯”這個術語,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首次使用的,見Lester C. Thurow,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October 17, 1982.雖然瑟羅指出了傳統觀點長期以來都未能考察停滯之可能性,但瑟羅自己(除了一些非常含混的凱恩斯主義理念之外)並沒有為停滯現象提供出一個理論解釋,也沒有追溯關於長期停滯的早期理論。相反,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已然指出了“70年代[代表著]大停滯十年的開始”的現實;並且他們還指出,歷史表明通過瑟羅所鼓吹的單純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方案,是不可能克服停滯的。見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Listen, Keynesians! ,”  Monthly Review  34, no. 8 (January 1983): 1–11.馬格多夫和斯威齊那篇文章裡認為,比起用赤字開支刺激經濟,私人債務的巨大擴張更重要,然而後者不可能使經濟擺脫根本難題。最近,“大停滯”這個術語在大衰退之後變得非常流行,因為泰勒·考恩以和瑟羅相似的方式用了這個術語,見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London: Penguin, 2011).
32.產能利用率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投資決策中的所發揮的作用,可見Josef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10–11, 127–37.並參見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 107–27.
33. Richard Rubin, “ Cash Abroad Rises $206 Billion as Apple to IBM Avoid Tax,”  Bloomberg News ,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See also Juan Sánchez and Emircan Yurdagul, “ Why Are Corporations Sitting on So Much Cash? ,”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st , January 2013, http://stlouisfed.org , and “ Huge Cash Pile Puts Recovery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Financial Times , January 21, 2014, http ://ft.com.
34. Justin Lahart, “ The Next Problem: Too Much Profit ,”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ch 28, 2014, http://stream.wsj.com/.
35. 根據經濟分析局(BEA)的定義,營業淨盈餘是“一個類似於利潤的指標,表示從所增加的價值當中,扣除員工(實收)報酬、生產稅、進口稅減補貼、固定資本消耗(CFC) 這幾項成本後,得出的業務收入,但其中還沒有扣除融資成本和業務轉移支付”(BEA術語表)。
36. Cardiff Garcia, “ Birinyi: authorised US share buyback amount finished 2013 up 58% ,” January 14, 2014)  Financial Times ,  Alphaville  blog, http://ftalphaville.ft.com.
37.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5.2.5. Gross and Net Domestic Investment by Major Type; Harold G. Vatter and John F.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6–22 .
38.折舊基金和投資見Baran and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 99–104; Vatter and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 6–8, 113.
39. Ezra Klein, “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  Washington Post  blog, January 14, 2014, http://washingtonpost.com/blogs.
40.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 49–50.
41. “ Apple's 2013 Annual Report ,” October 30, 2013, http://macrumors.com; Google Investor Relations, “ Google Inc. Announces Third Quarter 2013 Results ,” October 17, 2013, https://investor.google. com; “ Facebook Will Grow Headcount Quickly in 2013 ,” January 30, 2013, http://techcrunch.com.
42. George Packard, “ Amazon is good for customers. But is it good for books?,”  New Yorker , February 17, 2014, http://newyorker.com
43. Aki Ito, “ Your Job Taught to Machines Puts Half US Work at Risk ,” Bloomberg,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44.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 76–7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45.見Robert Pollin, et. al,  Green Recovery: A Program to Create Green Jobs and Start Building a Low-Carbon Economy ,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eptember 2008, http://peri.umass.edu/green_recovery.
46.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73), 376.
4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 137-43; Samir Amin,  Three Essays on Marx's Value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67–76.
48.米哈爾·卡斯基對此作了有力的論證,見Michał Kalecki,  The Last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75–83.又見Paul Krugman,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94–96;以及John Bellamy Foster, “ 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  Monthly Review  64, no. 11 (April 2012): 8–12.
49.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RF Harrod,  The Trade Cycle ,”  Economic Journal 46, no. 184 (December 1936): 691–93.
50. 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893.
51. “勞動的政治經濟學”與“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對立,見Karl Marx,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3), 5–12.【編者註:出自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5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11, 336, 515–17.
53. Michał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5–42.對卡斯基之財富稅和壟斷積累論證的討論,見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133–36.
54.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471-92, 531-32.
55. Magdoff and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 88–90.
56. Paul Le Blanc and Michael 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224–25.
57. Le Blanc an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 232-33; Linda Bilmes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58.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 vol. 1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1–13, 375-79.
59.見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37–60.
60. Karl Marx,  Capital ,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754.【編者註: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腳註中說:“各獨特土地產品的種植對市場價格波動的依賴,這種種植隨著這種價格波動而發生的不斷變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指望獲得直接的眼前的貨幣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維持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森林是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歸私人所有,而歸國家管理的情況下,森林的經營才會有時在某種程度上適合於全體的利益。”】

2014年5月8日 星期四

對警察工會的不同看法,回應"「警察工會」─作為團結警民、撼動統治者的有力組織"一文

李達毅

醜話(?)說在前面,我支持警察、軍人和公務員組織工會的權利。但在談台灣之前,也許我們該先來看看那些警察可以組織工會,或準工會組織的"先進國家"的情況。看看這些工會或者準工會組織到底有沒有成為"團結警民,撼動統治者的有力組織"。

德國 sttugart 21
2010年,英國反高學費鬥爭,學生Alfie Meadows,被警察打到腦傷後還被起訴。
2013年,支持同性婚姻的示威者被法國警察打倒在地。

顯然這樣的血腥圖片看起來,統治者沒有被撼動,只有民眾的頭骨被撼動(或者打破)了。

鬼島工寮上一篇文章提出了兩個主要論點:

一、警察也是人,不能把所有警察都視為國家暴力的工具。
二、要讓警察跟人民站在一起,就要從保障警察勞動權益著手。

是的,目前為止警察都是人,所有人都是人,這是無意義的同義反覆。警察固然有家人、有情緒、有政治立場,有可能支持運動也可能反對運動,但是警察的個體差異能不能夠取代警察這個階層的鎮壓性質呢?換個例子,各位身邊總有一個或兩個這樣的人,即使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卻始終把"郭台銘說"、"曹興誠說"掛在嘴巴上,言必稱競爭力,在不干己事的時候總以資方立場為立場。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所謂的勞動者當中,也有許多人是站在資方立場的,所以我們不能夠一概的把工人階級視為社會上受壓迫的階級呢?

國家是階級不能調和的產物,警察是國家的鎮壓工具。這樣的觀點原本在台灣並不流行,但是國民黨政府用警棍和水車幫許多人補了這一課,也徹底打碎了一干知識分子對所謂法治國家的幻想。而在網路上被傳誦的警察溫馨小片段,在武力鎮壓的過程中完全缺席。警察個人的立場和態度,能夠讓他或者她在鎮壓中抗命嗎?

警察的團結權和公務員、軍人一樣應該得到落實,過時的所謂特別權力關係應該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但是警察的工會或者準工會組織,能不能在所謂"保障勞動權益"的旗幟下,達到"團結警民"的效果呢?

讓我們試想這樣的場景:如果今天台灣再次出現一場大規模的長期反核示威,警察工會是會表態支持反核,還是會支持積極鎮壓,以降低基層的超時工作呢?

如果今天台灣政府面臨大規模的示威浪潮,警察工會是會要求添購更新、更好、殺傷力更強的武器,還是會罷工加入抗爭呢?

如果今天警察殺死示威民眾,那麼警察工會是會站在進步的立場揪出兇手,還是會幫忙掩蓋事實呢?

在英國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2009年,一個名叫Ian Tomlinson的報紙小販在收工回家的路上經過了G20峰會的抗爭現場,毫無原因的被警察攻擊,因而死亡。最後(毫不意外地)沒有人被判刑。如果英格蘭與威爾士警察協會(準工會組織)拒絕支持施暴的警察,這樣的工會能夠得到警察的支持嗎?這十年來有數百人在被英國警方拘留之後"暴斃",警察工會曾經站在真相的一邊嗎?英國不行,我們就可以嗎?

甚至不必看國外,台灣戒嚴時期的歷史就扎扎實實給了這個理論一個反例。

戒嚴時期,軍警憲特鎮壓人民運動不遺餘力,蔣氏政權所賦予它們的特權更是讓他們對於刑求、鎮壓、屠殺樂此不疲。工時、工資、退休金、教育補貼、水電補貼、各種福利和"勞動權益"都確實保障了,請問這些人什麼時候跟人民站在一起了呢?以勞動權益爭取警察支持,無異緣木求魚。

我不反對警察組工會,但是我反對將警察工會神化。只要階級和國家還存在,警察就永遠是統治階級的鎮壓工具。

就像一把菜刀的長短粗細和握把材質不能改變它切菜的用途,警察的薪水多少和工時長短也不能改變它鎮壓的本質。一把生鏽的菜刀會比較不好切菜,但依然是菜刀。組織了工會的警察也許有(微乎其微的)機會讓統治者在鎮壓之前多想一秒鐘,但它依然是鎮壓機器。


2014年5月3日 星期六

「警察工會」─作為團結警民、撼動統治者的有力組織

懶河

427五萬人上凱道而後佔領忠孝西路要求停建核四的抗爭,換來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停工詭辯和鎮暴警察共計四十七次的水砲與無數次的棍棒伺候。428早上群眾被驅離後,中正一分局局長方仰寧站在鎮暴指揮車上,對著被驅離的群眾說,「警察永遠是你們的好朋友。」

嗯,事實是不是這樣,就由那些被高壓水柱衝擊、被棍棒痛毆的人來說好了。不過有一點是很肯定的,警察絕對是財團的好朋友。當然,政客們也絕對要有警察這個好朋友,拿人民的錢籠絡籠絡是一定要的。警察打暴民打得越兇,政客和大老闆就越是開心,對警察們犒賞也就越是具體而實質,相形之下,群眾無力的吶喊「警察請跟人民站在一起」甚或是像在反服貿佔領立法院抗爭時期看到的體恤警察辛勤值勤的幾句「警察你們也辛苦了」,沒有什麼具體幫助,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只是繼續讓基層員警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痛苦的勤務轟炸。

324、428之後,許多人心中都浮現了這個問題,「警察真的有辦法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嗎?」如果上級指揮官下令叫站在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推進,他們能不推進嗎?如果上級下令衝鋒群眾,他們能不衝鋒嗎?警察真的能夠良心發現,突然放下手上的警棍和盾牌,加入人民的抗爭嗎?在連菜鳥警察都起薪都可以從四萬多起跳的現實條件下,警察真的能夠放棄相對優渥的待遇來加入抗爭嗎?人民是否能夠協助基層員警打贏這樣道德良心和優渥薪水的拉鋸戰?

在試著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思考警察在社會裡所扮演的腳色與所得的利益,會是很有幫助的。

警察在社會上的職務被定位成「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這秩序大致上看來是社會上所有人所遵循的秩序,像是交通警察幫忙維護交通秩序,刑警負責維護社會治安,但在某些時候,這秩序卻會阻礙社會上另一部分人追求自身利益,就像是427佔領忠孝西路抗爭所發生的那樣,擁核群眾想要透過佔領重要交通道路的方式來逼迫政府回應,然而政府不但敷衍了事提出的暫時停工的回應之外還召喚台北的保守派市民來與街頭上的群眾敵對,把反核群眾的佔路抗爭扭曲成對於市民用路權益的侵犯,而警察的驅離行動也變得師出有名。表面上,交通秩序恢復了,實際上,保守派市民又再次地被政府利用來成功阻擋了停建核四抗爭的進程的藉口。

既得利益者是秩序的締造者與從中的得利者,一但有人破壞這秩序,也就是立即損害到他的利益,而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會呼喚秩序的維護者來鞏固它的利益。而在為主子賣命之後,甜頭當然是不可少的,不然那天秩序的維護者就要反叛既得利益者。

1974年爆發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是由一群中下級軍官所組成的組織「武裝部隊運動(MFA)」所發動的,葡萄牙政府為了投入更多資金在鎮壓非洲叛亂的行動上而立的新的軍事法律,將削減軍事支出進而造成這些軍官的薪資待遇下降使得軍官們掀起了反叛的念頭。這場由軍官叛亂所開啟的革命,一開頭未必是什麼崇高的理想在驅使著這些軍官們發動革命,而是其自身利益的實際損害,而在這之後也才有「良心發現的可能性」。

在411群眾自發路過中正一分局的抗爭之後,推動警察工會成立的意見又再次被熱烈討論著。為什麼要推動成立警察工會?因為基層警察常常面臨加班過勞或是被上級要求執行不當命令勤務的問題,而工會能夠保障警察的勞動權益,保障違抗上級不當命令的權利,必要時,還可以發動罷工來加入人民的抗爭。警察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不能把所有警察都打成執行國家暴力的工具來思考,而且更進一步,工會還可以作為團結這些對於上級命令正當性動搖或是要求保障自身勞動權的警察的組織,必要時,甚至可以是1974年觸發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非法左翼軍官讀書會那樣的潛在革命性組織。

現實地來說,要讓警察能夠和人民站在一起,就要先從保障警察的勞動權益著手,從保障警察的飯碗開始,而協助有心的警察一同推動修法來組織工會就是重要的第一步。只有在警察不會因為自己加入了群眾的抗爭而失去了飯碗的權益獲得了保障,作為國家暴力執行的工具才有機會來進一步思考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