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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libcom]對於工會的思考:聯合與代表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對於工會制度的批評常常是鋒利致命的,但對於表面假裝革命的工會的官僚化及階級合作方面則較虛弱或是缺乏的─最有名的是在1936年到1937年(反)革命時期,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參與西班牙政府的行動。另一方面,外界對工團主義的批評並沒有超出斷言應被批評的是「工會的本質」,而非提倡,例如,革命工作地方團體之間的聯盟。但在不了解革命工人們的組織賴以恢復的實際過程,要怎麼阻止他們走上同樣的道路?

這是一個較大的歷史/理論計畫的一部分,去批判地評價20世紀各種革命傳統的力量和侷限,發展對於當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解,作為圍繞政治經濟核心的嘗試,結合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工團主義方法以各式方法應用在各樣情況下。

聯合與代表: 對於工會的思考

當你思考工會時,什麼是第一個出現在你腦海裡的東西?一個龐大的官僚式的提供廉價信用卡的服務者?一個過去時代下的古老遺跡?團結與罷工?1970年代的工業戰鬥派與急速糾察隊? 答案當然是取決於你自身的經驗與政治眼界。而且,的確,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部分真實的。為了幫助解開這個問題,我想要重建從工團主義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演化路徑。這是一條坎坷的、多重線性的路徑,細節過於複雜而難以在此詳述。相反的,我想要聚焦在一個存在於兩種工會─作為工人的聯合組織與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之間的主要張力上。

藉此我想說什麼?嗯,以前者為例,工會是作為一群有著共同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工人們的聯合組織。歷史上,工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而興起。首先產生於手工業工人中,然後是工業和服務業工人。早期,工會除了這種聯合以外不能產生任何其他作用。工會沒有合法的權力,雇主們拒絕承認工會,而參與工會的人面臨慘酷的鎮壓(最有名的是托爾普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

然而,當時雇主被迫與已成既定事實的工會簽約。為了確保店面的平和與秩序及繼續獲利,雇主開始承認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與之談判。因此工會產生了第二個功能─工人們的代表。許多工會活動家積極地為此而奮鬥,並視工會被體制接受為一勝利。

當工會漸漸地被資本主義體制所接受,工會自身也越來越像資本主義下的許多機構,一個階級結構─頂頭有著拿薪水的官僚,專屬的合法部門,以及其他許多全職雇員。今日,工會的聯合與代表這兩個功能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確,你為了有人代表你為你發聲而加入工會。但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期熱切地開展時,在許多較為激進的工人們那裡遭到了反抗,一股廣泛的潮流,「工團主義」。

歷史學家Bob Holton寫著,英國工團主義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是藉由過度鎮壓,﹝老闆們和政客們﹞越來越同意,工會的許多要求可以透過討價還價被更加有效的淡化處理,特別是在利用工會幹部作為勞工和資本之間的傳遞仲介時更加有用。」

工團主義者認為這是官僚工會幹部和戰鬥性工人群眾之間日益疏遠的結果。換句話說,工團主義者認為工會幹部作為勞資衝突的仲介者是工會官僚化的後果。為了民主化工會和把權力還給工人群眾,解決方法因而是把工會去官僚化─從內部作亂起(boring from within)。這種作法的侷限是從一開始,它就沒有真正解釋工會的官僚化從哪裡產生。為什麼工人向那些高薪工會幹部交出控制工會的權力。

工團主義反對工人群眾控制官僚,提出直接行動代替工會幹部仲介協商,但從一開始它就無法正確的解釋工會官僚化與代表協商的趨向從何而來。這問題凸顯在現今有著激進工團主義起源的官僚工會上(之中有受巨大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法國總工會(CGT,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是最明顯的例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藉著清晰的革命觀點─無政府主義,來綜合分析工團主義。

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許多不同地方依著當地條件以不同的速度發展。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是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但就歷史而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包括了許多相互衝突的思想派別。在發現了一個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代表團已經與加泰隆(Catalan)政府接觸,嘗試讓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取得合法地位及緩和來自政府的鎮壓,革命的布維納文圖拉‧杜魯蒂(Buenaventura Durruti)寫了如下的斥責:

「他們迫害我們。是的,當然是。我們是對於他們所代表的系統的一個威脅。如果我們不想要讓他們來折磨我們,那麼我們只要承認它們的法律,整合我們自己進入他們的系統,官僚化我們自身到極致。因此我們就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完美的背叛者,像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榨取工人利益過活的人們。如果我們這麼做了,那麼他們將不會打擾我們。但我們真的想變成那樣嗎?」

杜魯蒂認識到,官僚化和接著而來的仲介協商是工會扮演工人代表者的後果。杜魯蒂的不祥警告在兩年後成為現實,當時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領袖在西班牙革命期間成為政府官員,作為其聯盟成員的代表與其它政黨的代表們並肩而立,儘管面臨來自工人群眾強烈、有時甚至是武裝戰鬥的反抗。但在戰後時期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中,這樣的教訓已被廣泛學習了,工會的代表功能有意識地被鄙棄,更多的趨向是發揮以直接行動為目的的聯合功能。例如現今的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拒絕參與工會選舉、工作會議或是接受國家政府的資助,因為這些組織「賦與你的『代表們』權力幫你簽名和談判」相反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堅持「你,而且只有你,可以作為你自己的代表。當你手裡握著你的許多問題時,你才會獲得關注。」這很類似「直接行動運動(Direct Action Movement)」對工會主義的許多批評:

「在工會們尋求發揮影響力的至今所有事物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與管理階層的交涉。他們必需保有和管理階層協商工人薪資和工作條件的權利。正由於擁有代表工人們協商的權力,工會保有在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最後可以吸引工人加入與保有工會會員。反過來,工會也因為有控制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被資本家所利用。工會提供了工作場所的穩定,疏通了工人們的憤怒,重塑和影響了工人們的訴求,如果需要,還可以當起工作場所的警察。」

戰鬥的工人們很了解工會官僚的許多問題。但除非我們將工團主義方法與清晰的革命視野結合起來,有一條返回官僚的陳舊道路正在前方。以國際勞工協會(IWA,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一句話來說,「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真實的國際勞工協會」,建立在直接行動以及明確反對工會代表功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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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nking about unions: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 2011/05/20

2013年3月10日 星期日

[aljazeera]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打破沉默,反擊墨西哥菁英

來自墨西哥原住民運動的新宣言宣告了追求「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的反叛軍重回公眾

經過長年的沉默,深居在墨西哥貧窮的南方土著薩帕塔(Zapatistas)反叛軍,近幾個星期來,透過連串的公開宣言再次重現於世人之前,嘗試再次點燃人們對於他們的「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訴求的熱情。

去年十二月,約四萬多名薩帕塔支持者遊行穿越恰帕斯(Chiapas)的村莊,再次向世人強調他們的存在。今年一、二月,副司令馬可仕(Subcomandate Marcos)─一位抽著菸斗、非土著出身的深受國際媒體關注的薩帕塔發言人,發出了一系列的新聞稿,譴責剛於去年十二月接任總統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PRI,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恩里克‧佩尼亞‧涅托(Enrique Pena Nieto)。

「我們所受的苦難無法藉由向那些正在世界各地傷害人們的人敞開心胸而減輕。」馬可仕寫於一月底以激勵其支持者,「我們將反抗。我們將鬥爭。也許我們會因此而死去,但死了一次、兩次、一百次之後,最終我們將得到勝利。」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在1994年1月1日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版,當時他們控制了墨西哥最南端而貧窮的恰帕斯的六個城鎮。

美國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一個與美國軍方有關係的研究機構,表示恰帕斯「在特權地主階級透過私人軍隊實行封建制度之下,長久以來以其巨大的貧富差距聞名。」

近二十年以來,薩帕塔試著建立起以強調墨西哥土著尊嚴與集體農業的一套人民自治體系。部分因為電話聯絡困難,半島無法聯絡詢問薩帕塔土著成員的意見。

建立社群

薩帕塔在去年十二月的遊行與隨後發布的新聞稿以前近年來一直是處於沉寂的。「盡管沒有在媒體版面上出現,他們忙於在當地社群建立社會運動的基礎。」馬克‧伯格(Mark Berger),一位美國海軍研究學校(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防禦分析訪問教授向半島表示,將近有十萬至二十萬人生活在支持薩帕塔的社群裡。

在最近的新聞稿中,馬可仕將墨西哥政府比做一個被菁英們控制的「殭屍政府」,相當程度呼應了生活在充滿不平等與貪污腐敗的國家裡的人們的心聲。

早先與獨立工會領袖、女性主義者、學生、龐克及其他土著群眾等墨西哥社會運動聯合的嘗試產生了複雜的結果。由薩帕塔在2006年發起的最後一場運動,「另一種運動(Other Campaign)」,在建立民族運動上是失敗的。

「『另一種運動』極力批評選舉政治,這標誌著墨西哥左翼運動的挫敗。」一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學家艾倫‧阿里亞斯‧馬林(Alan Arias Marin)向半島表示,「局部來說(如恰帕斯),這場運動依然保有支持。」

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

同時,雖然墨西哥長期耗損於其他問題,特別在毒品衍伸的暴力問題上。近十二年來,墨西哥皆由保守的墨西哥國家行動黨(PAN,Partido Accion Nacional)的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與繼任的費利佩‧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執政。墨西哥國家行動黨對於和薩帕塔打交道或是處理更廣泛的墨西哥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上興趣缺缺。現今,在改變薩帕塔生態的發展過程的位置上,墨西哥國家行動黨是空缺的。

在2000年前已持續執政長達七十一年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在薩帕塔第一次公開叛亂時為執政黨。在去年選舉中被指控作弊的、祕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稱作「完美的獨裁者」的重返執政,將使得正尋求與恰帕斯以外的社會運動重新建立關係以及重振在墨西哥的存在的薩帕塔受益。

「曾湧入墨西哥憲法廣場(Zocalo,墨西哥城主廣場)阻止墨西哥政府對反叛軍進行嚴厲軍事鎮壓(時值1994年)的同一批人還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社會運動(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理查德‧斯塔勒-肖克(Richard Stahler-Sholk)向半島表示,「作為回應毒品暴力的措施,墨西哥政府在美國政府的鼓勵下發動國家軍事化行動。」

2006年以來有超過七萬多人死於毒品相關的傷害犯罪案件,在協助打擊犯罪集團的名義下,美國政府許諾在墨西哥投入超過1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行動。

面對墨西哥部分地區肆虐的大屠殺、行動主義者對「毒品戰爭」採取新方法的呼聲以及日漸高漲的對抗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學生運動,薩帕塔有著許多可能盟友。

「我認為薩帕塔和學生運動在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執政之下取得大幅度的議題關注是可能的。」伯格表示。

在薩帕塔與其世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再次對上時,佩尼亞‧涅托可能變成抗爭運動的避雷針。在擔任墨西哥州州長期間,涅托監督了發生在2006年於聖薩爾瓦多阿騰古市(San Salvador)鎮壓示威者的警察暴力。兩名示威者被殺以及反對機場擴建的婦女聲稱被祕密警察性侵。

學生運動「我是132(#yosoy132)」形成於2012年一群大學生質問涅托於競選總統期間的攻擊事件之後。對於一連串的選舉舞弊以及墨西哥革命建制黨長久以來的貪汙腐敗感到憤怒,許多墨西哥學生開始反抗墨西哥政府。

網路戰爭

在反對現狀的過程裡,墨西哥青年並不孤單。

「開始於孤立區域的暴力起義突變為非暴力然而不具較少破壞性的,一場吸引遙遠各地與廣泛背景的行動主義者目光的社會網路戰爭。」蘭德公司在一份對於薩帕塔與網路的分析提到。

一月中,「無名氏」,一個廣泛的網路行動主義運動,似乎發動了一場癱瘓墨西哥國防部網站的網路攻擊,以表達對薩帕塔的支持。

某些分析指出,薩帕塔及其早期利用網路獲取支持的作法是像是「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我是132」及反全球化示威這類新型態廣泛社會運動的先驅者。

但網路行動主義的具體效益及其所獲得的外界支持可以是倏忽即逝的。「薩帕塔曾經蔚為風潮而且獲得許許多多的國際倡議支持。」一位在墨西哥城的馬林(Marin)教授表示。但隨著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NGO)開始將關注焦點放在其他方面,他表示,這些「難以取悅的」非政府組織。

在最近的新聞稿裡,馬可仕表示薩帕塔將重新評估與各種不同的外國及本地盟友之間的關係。援助團體,特別是一些慈善團體,被這些蒙面革命家們所批判。

革命思想

如果藥物戰爭以及葬身於此的上千人們促使薩帕塔離開國際議程上,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也許會幫助薩帕塔在國家論辯上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過去一般廣泛認為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打破了毒品集團之間的協議以保持政局穩定。「政府將停止對組織犯罪發動戰爭。」伯格對於新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政府如此預測。「他們將允許更多在其他政治型態方面的注意力。」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薩帕塔有足夠的能力去利用這些潛在契機,但薩帕塔的重出江湖符合了當前墨西哥的廣泛利益。

「最近的聯絡情況特別多在於再次活躍他們的國家與國際基礎。」一位薩帕塔的長期支持者表示,因為安全考量而採取匿名方式。「薩帕塔希望,我認為,人民將在所生存的地方創造自治和自足的條件;薩帕塔希望支持者們把革命思想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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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Zapatistas break silence to slam Mexico elite - 2013/02/15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CWI]《NO》── 一個改寫歷史的作法

不幸的是,巴勃羅•拉瑞恩的電影《NO》,並沒有訴說關於智利1988年的全民公投的背景和政權的鬥爭。

東尼•桑瓦(Tony Saunois),CWI(工人國際委員會)

這是1988年智利的聖地牙哥,以及狠毒的皮諾切特(Pinochet)獨裁統治的15年後。軍事政權被迫在皮諾切特總統任期的延續上進行公民投票。在選票上的選擇,只有簡單的「YES」或「NO」。
這是智利導演巴勃羅•拉瑞恩(Pablo Larrain)的最新電影《NO》的背景。上映於2012年,它是關於廣告公關的故事,主角瑞尼(Rene)由墨西哥演員蓋爾•加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飾演,他曾在電影裡飾演切•格瓦拉(Che Guevara)。
《NO》已經被提名為奧斯卡的獎項,並且被評論為「必看」的一個記述智利1980年代的故事。據介紹,作為一個「基進」的電影,這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戲劇」。
就技術來說,電影巧妙地交織來自故事當時的新聞鏡頭。它開啟了關於政權罪行的一個實際列表。皮諾切特的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場景和來自YES運動的鏡頭描繪出一個完全與智利社會脫節的政權──有時伴隨著幽默的諷刺。當一位政府的部長還不清楚NO運動的標誌─彩虹─是同性戀的象徵、馬普切人(Mapuche)的符號(一個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群)或是同性戀馬普切人的符號,無疑是詼諧的時刻。

重寫歷史

然而,除了一些關於警察鎮壓的電影鏡頭,這部電影是一個描寫關於歷史上真正對抗政權鬥爭的英雄的作為。它是這時期部分嘗試重寫歷史以詆毀或抹除群眾鬥爭的作用,尤其是在關鍵的歷史事件中的工人運動。
有時候,就像在NO的例子,被以某種形式的基進服飾包裝後出售給新的觀眾。從偏頗的視角──關於一個漂亮的電視廣告,其主要的口號是「幸福將蒞臨智利(Happiness is coming to Chile)」,它表現政權被關於一個廣告所代表的單一的努力所擊敗。這在NO運動是有真實根據。這是一個當時領導者去政治化運動的嘗試。在現實中,否決票贏了,儘管並不是因為這個活動造成的。
看起來,電影並沒有講述任何關於公民投票和政權鬥爭的背景。在影片中不存在任何表現當時的工人階級地區和聖地牙哥周圍貧民窟生活的場景,它們是對抗軍事獨裁統治的核心地區。整個鬥爭是通過中產階級娛樂的扭曲視角呈現。

壓力來自底層

由於1980年代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政權不得不訴求全民公投。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設置街壘,一個月又一個月的與鎮暴警察和軍隊戰鬥。
在1984年的「五一勞動節」,在聖地牙哥(Santiago)的奧希金斯公園(O'Higgins Park),發生至少有25萬人的浩大示威。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世界社會主義組織,英格蘭與威爾斯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in England and Wales)所隸屬)的刊物在這裡第一個傳播著。CWI成員戴著口罩販賣《工人民主報(Democracia Obrera)》,以躲避可恨的秘密警察─智利國家情報局(CNI,Central Nacional de Informaciones)的偵查。
在遊行結束的時候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數萬蒙面青年與軍隊和警察戰鬥。絕大多數青年支持武裝起義。
智利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採取了「故弄玄虛的政策(double speak policy)」,它不得不反映青年的情緒,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曼紐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FPMR,Frente Patriótico Manuel Rodríguez )。在1980年代末,智利處於起義的邊緣。甚至《信使報(El Mercurio)》── 一份支持1973年政變的右翼日報,警告智利正在走向「尼加拉瓜之路(Nicaraguan road)」。「桑地諾民族陣線(Sandinista,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的勝利──在1979年推翻了尼加拉瓜殘酷的索摩查(Samoza)獨裁政權,重新在青年鬥士中燃起以起義鬥爭對抗拉丁美洲專制政權的想法。

智利共產黨的背叛

就在這個時候,智利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進行了其實際的政策─與「民主」資本家聯合起來,限制變革。
群眾運動的蜂起,迫使統治階級和政權訴求公民投票。智利共產黨與智利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的領導人與資產階級政黨如智利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支持以公民投票作為手段,將大眾對軍方的敵意疏導到「安全」的方向,以「民主」的轉變以避免起義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這一切都不存在於電影中,這一切成了瑞尼─ 一個廣告人的努力。
該政權是相信它會贏得全民公投勝利的,但如果失利了它也準備修正結果。這在電影中有明顯的描繪,當結果出爐,電源遭到切斷,就如同在現實中的情形。然而,突然地,政權妥協了,接受了結果。為什麼呢?這部電影並不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這是由於「國際壓力」。它在15年來並不困擾皮諾切特。
空軍參謀長馬特哈伊(Fernando Matthei Aubel),到總統官邸莫內達宮(Palacio de La Moneda)聲明他接受NO運動的勝利的檔案資料有在電影中出現。空軍支持在一段時間內有限制的變革。然而,陸軍與海軍的心態轉變呢?
當電源被切斷,開啟了政權內部的鬥爭。皮諾切特想操縱結果。儘管如此,由於群眾的壓力,軍方陷入分裂和競爭。在總統府外有幾十萬人。成千上萬最好的青年戰士已淹沒了市中心,並準備衝進總統府,CWI智利支部是其中的成員。

鬥爭仍在繼續

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鎮暴車上演講,讓這些青年解散並返家。他們表示情況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會叫他們回來。事實是,軍方和反對派在幕後達成了協議。這沒有一絲反映在《NO》之中。在電影結束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畫面中,皮諾切特在權力移交中,面帶微笑的和新總統艾爾文(Patricio Alwyn)握手,他是資產階級政黨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成員,曾支持1973年的政變。這個有限度的變革延續著一個完全不民主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皮諾切特保有軍隊和終身參議員的職務。軍方在法律上免於被謀殺罪和酷刑罪起訴。
關於NO運動的「幸福將蒞臨智利」的許諾,所贈與的是今天更大的不平等和狠毒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新一代對這些政策的鬥爭,反映在大規模學生運動發生的過去兩年。在2012年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重新國有化銅礦和國家的資源,以支付良好的教育,以及歷屆政府並未處理的所有皮諾切特任內的私有化作為。
《NO》可能促使人們認為皮諾切特被全民公投所擊敗。它能讓人們了解真實發生過什麼或是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教訓嗎?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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