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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 星期三
[LeftUnity]學習而非說教：為什麼左翼沒有全部的答案
湯米·沃克（Tom Walk）提供對革命左翼的另一種觀點
如果有一件事讓我對革命左翼感到迷惑的是：這場漫長的資本主義危機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緊縮政策的攻勢一波接著一波，而我們的方法、戰略與戰術顯然是無效的，但是對此提出質疑或者反思的嘗試，卻常常引來恐懼和懷疑。他們對年輕人說，這樣的工作方式我們已經用了好多年了，彷彿任何一點的檢討都會玷汙這些「精煉」過的智慧。畢竟，你們建立過幾個革命政黨呢？
所以，我們最後就像是輪子上的老鼠，日復一日做著一樣的事情，期待有一天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不僅如此，我們更傲慢地堅持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央委員會那些明智的領導層作出決策，經過各種有如輸送帶一般的刊物和會議傳達給基層幹部，而他們負責出去把這些結論強行灌輸給工人階級。如果工人不接受，那是因為他們是「改良主義者」，或者階級覺悟不夠高，或者更直接一點說－他們「錯」了。他們不接受真正革命的領導層，那肯定是錯的。（喔！更別提其他那些堅持自己是唯一正確的革命團體，他們錯得更離譜。）
結果這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爆炸了，我們看到這樣的模型是怎麼由其邏輯導致發展出來的後果：由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其支持者們正在創造的神話政治。一旦你相信「一個有紀律的革命者就是要貫徹領導層的旨意－即使是最難以為其辯護的旨意」，那麼，任何問題對你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是因為全世界都錯了－還很有可能是敵對勢力的陰謀。
領導層的行為越來越令人噁心，但是這個危機並不能與他們政治上的錯誤切割，兩者擁有同樣的根源。而這個根源也造成了整個革命左翼的危機：分裂成各個宗派、領袖崇拜、組織的僵化、成長停滯以及拒絕面對現實－既是症狀，也是造成失敗的原因，在意識形態、戰術和實踐上全盤的失敗，無法承擔我們面前的這場戰鬥。我們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團體，擁有許多既肯犧牲奉獻又具有宏觀視野的基層活動分子，但只被他們的領導層當成棋盤上的卒子，用於和敵對的團體永不止息地廝殺。
在這篇文章當中，我會指出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在根本上是與我們應有的組織方法背道而馳的。革命的政治絕不是將古老的戰術和口號「灌輸」給工人階級－而是從現實的鬥爭和運動中學習，成為鬥爭中真實的一部分，盡力使其擴大，試著(謙虛地)讓鬥爭中的重要人物接觸某種組織，然後將我們在鬥爭中所學到的與歷史知識結合來更新我們的理論與方法。真正的革命政治不是由上而下實現的，而是由下而上的。
「路線」的終結
讓我們先跳脫革命者們的窠臼，領導層拍腦袋憑空發明「黨的路線」並不是極左翼的專利。在主流政黨的會議中到處可見這樣的情形。有些會以表決動議來偽裝，但那幾乎不是重點。黨的領導層、部長、或影子內閣成員們長篇大論地演講，提出不同的政策立場。然後再簡化成一句口號，譬如工黨黨魁米勒班(Ed Miliband)的「一個國家」(One Nation)或是卡麥隆(Dave Cameron)的「大社會」(Big Society)。這些就成了黨的路線，支持者必須服從，只有那些死硬的反對派才會反對。隨著時間過去，領導層可以調整這些政策轉彎－甚至180度轉彎，提出新的政策或方向，而保皇派將會繼續阿諛奉承他們。
當我們在談論列寧主義的時候，這個決策模式似乎是革命團體需要等待中央委員幾小時的暗室會議，經過哲學家皇帝們的深思後，直到如教皇選舉后的煙霧從煙囪中冒出來時，終於結論才能得以面向群眾。同志們，我們決定發起一個新的運動，叫做「團結抵抗」，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同志們，我們的口號是「英國總工會 (TUC)，發動總罷工」。這樣的宣言從天而降。而保皇派照舊為這些智慧的結晶高歌，連跑帶跳地奔向工人們。黨終於在運動中現身：哈囉！看這裡！我們有答案！我們和工人階級對話的傳統成了長篇大論。
他們告知我們這種由上而下的模式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們好像把民主這個部分給搞丟了。他們說，在一個戰鬥的組織中，迅速作出決定是非常重要的。迅速作出決定是很重要，如果做出的是正確的決定。但實際上，從天而降的常常是愚蠢的決議，永遠伴隨著「急迫」的藉口，有什麼能比階級鬥爭更急迫呢？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這就是決議，愛做不做！(或者是九個月之後的全黨大會再去挑戰它，當然那已經太晚了)
只要事情能辦好，誰管它呢？他們會說，我們不是辯論俱樂部，我們是革命者。但民主絕不只是一個重要的抽象概念。我們並不是因為民主讓我們覺得溫暖，或者偶爾辯論一下很有趣，而要求民主。重點在於，如果沒有民主，如果普通成員以及其背後的階級不掌握權力，那麼這些決策就是在真空中做成的。這樣所得的戰術不是立基於現實，而是過時的理論、從幾個世代前斑駁記憶中提取的經驗、個人偏見和組織自身的利益。
如果沒有與工人階級現實的聯繫，并能與時俱進的更新這種聯繫 - 就沒有名副其實的革命行動。而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只能由傾聽、學習、好好討論並且投票來達成。宣稱自己擁有「正確」的立場并不會導致正確的民主結構會隨之而生。你必須面對回答這個問題：你要從什麼地方來達成這些立場？
我們需要的最充分徹底的民主，因為這是一個組織唯一能跟現實連結的方法。
我們是領頭的，還是落後的？
這個討論常常引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由下而上的進行決策，人們不是會多少把他們過去的經驗帶進來，帶著資本主義的餘毒？最後只是在反應他們現存的意識？
但是，就像社會主義工人黨醜聞所展現的，不管這個黨說了多少大話，一個革命的組織未必有「進步」的意識。相反地，在各種時候，在很多議題上，工人階級遠比我們更進步，尤其是當我們死抱著某些幾十年來未曾檢討過的理論不放的時候。我們也很容易發現，經過過去15年來的運動和反資本主義情緒的發酵，一些由實際鬥爭所塑造出來的運動者比我們走得更遠。
就像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說從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到東尼·克理夫(Tony Cliff)，革命理論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鬥爭中領悟到的。就像盧森堡說的，最重要的發展「不是那些領導者，更不是那些中央機關。這些是運動中自然的產物」。馬克思並不是坐在大英圖書館裡埋頭讀書而產生出了他對國家的分析，而是由巴黎公社的經驗得來。列寧也不是某一天早上洗澡的時候突然想出了工人委員會，這是1905年革命自發的成果。
如果你懷疑「自發性」這個概念，想想穆罕默德·布瓦吉吉。2010年12月17日，他在突尼西亞自焚。他成為了突尼西亞革命以至於整個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這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可能預測到這樣的結果。當然，既存的組織以及其他更廣的脈絡都很重要。但誰能計畫，或者預測這些革命呢？一次又一次，運動者們都說這些起義完全是出於意外。
當然，我們必須向國際經驗學習，英國並不處於革命的形勢中。但我們真的認為那些不在我們組織中的人沒有在創造新事物嗎？自發性的意思是，在你意料之外的、「自然」發生的，由下而上的。任何曾經活躍過的左翼都應看過這樣的實例。有許多運動者比已經因循守舊的托派更加進步，也許不是在每個議題上，但起碼在某些特定的議題是這樣。想想看佔領運動的衝勁、英國反削支（UK uncut）運動的影響力、學生運動的啟發、當代女性主義者對於複雜議題所提出的嚴肅分析。(還有網路上對這些議題精通的網友們)。似乎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然後變的莫名熱門。目前我們所謂的領導者們偶爾會為他們喝采，但更多時候比較喜歡去指出他們的「錯誤」。這些領導層對於新的想法還有組織方式充滿懷疑，尤其是當成員開始受其影響的時候。
但我們不該因為這不是我們「自己人」想出來的東西就感到畏懼。這不代表全盤接受，而是承認組織與自發性存在著辯證的關係。我們的一個要務是要糾正過去過於強調組織的傾向－干涉主義－同時失去了對話的第二個部分。自發性能夠給組織帶來新生。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強韌的體系，足以接納那些一開始看來並不合適的想法和事件(事實上，如果要為列寧的一生訂一個主題，這倒很適合)。想像一下，如果我們不只是從外部去和運動作聯繫，而是真正成為運動的一部分，並向之學習，這會產生多大的效果
成為運動的一部分
與現實生活連結的運動包括了哪些？這裡有個線索：這運動不代表要先設定好我們的"戰線"，然後要求每個人加入。
2010年保守黨上台之後，我們本來有一個發起組織起來的反縮減運動的大好機會，但極左派不僅沒有擔起責任，事實上還以行動杯葛。對此我非常憤怒。工人們（通常來自當地工會）透過工會或其他當地網絡，不用等待我們給予我們喜歡的指示，在英國各地成立了當地的反削減團體。那是真正的、草根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反削減聲浪。這已經是非常棒的事，但我們有機會讓他們的力量更龐大。
革命者應該要看到這發展的重要性，而不是為本地工作小組設立準則或權力，好與其他團體抗衡；或是堅持所有的反削減團體應歸屬於他們特定的保護傘, 這也同樣會發生在抵抗聯盟和全國基層工會代表網絡（National Shop Stewards Network）中。一直到2010年底，我們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出來以進行反擊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拒絕與他們聯合，因為他們看來對於其他分支是不會妥協的。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也只顧著耕耘自己的田，不讓自己跟工黨有任何牽連瓜葛。全都在聲明中呼籲著「團結」，但意味著行動上要從屬他們。看來這些是完全失敗的。
在很多地區，這樣的情況要好很多。不同的左翼份子互相聲援、行動，但他們經常戰略上刻意忽略各種集中制的領導。中央委員會在之中製造的內鬨跟相互懷疑，持續阻礙了聯合行動。儘管如此，最終幫助他們凝聚的，是來自保守勢力英國總工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領導層。在2011年3月26日，我們看到了顯著的影響：一個規模盛大的示威抗議。但這建立起來的勢力之後就消散了。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改變？革命者要如何在一個像反削減團體的組織裡運作，突然形成、廣泛傳達階級的憤怒，並把這憤怒迅速推高成一股力量？(我認為我已經在全民醫療保險（NHS）和反對「臥室稅（Bedrooms tax）」的抗議活動中能看到類似的信號)這很簡單：我們應該真正的投入其中，以一種提供幫助且多元的方式介入，而不是去行霸道的控制。我們應該努力向整個團體希望做到的方向去幫忙，而不是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將我們經驗裡認為「正確」的計畫，用公開演說跟開幹部會議的方式，強行灌輸給他們。建立運動，比讓人群服從你所導向的方針，還要重要很多。所以拜託，放棄宣布另一個新的全國性的活動的行為。「團結」不能經由特定某個團體來宣布，這行動必須從基層建立起來。
這不代表排斥組織，這是讓你們的組織成為運動的助力，而非阻力。
例如，在大學跟學院裡，為什麼不用多元的路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群，或反資本主義的社群，而不是總是環繞著特定組織。這聽起來很顯而易見了，這與有組織的左翼在現實中的行動充滿矛盾。
另一個例子：佔領運動。革命左翼力量用賣報和一些發表的關於馬克思理論和佔領運動需要與工會接觸的演說進行干預。（少數幾個人做得更多，但這多是他們自己獨立去做的。）公平地說，社會主義工人黨做了非常多關於佔領運動的討論，但很少與佔領運動本身進行討論。與此同時，有成千上百的年輕人在寒冷中站出來，進行幾個小時關於政治的爭論。表達了來自各種傳統的思想，但多數最終指針都指向了反資本主義。
一些像這樣的事件還會再發生，或許以些微不同的形式。做一個徹底而且根本的一員包含了適當的參與常態性集會，但不能只是這樣。我們應該從組織討論，搭帳篷到廚房裡的志願者，都要參與其中。這使你贏得活動份子的尊重－當你離開時，可以與他們辯論。就像他們可以與你辯論，或教你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事一樣重要。每次我參與佔領運動，在進行中的辯論都很吸引人，難以置信的積極而且全面的氣氛，過去傳統的參與模式是不可能拿出來的。藉由參與這樣實驗的草根型民主，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我們可以從中學習的東西。
我們應該不斷的問：你是怎麼認為的？你會怎麼去組織？你從中學到了什麼？而不是不斷宣示自己是「先鋒隊」，我們必須從葛蘭西的定義中找到，可以稱為「有機的先鋒隊(organic vanguard)」－從鬥爭中出現的領導－然後讓他們影響我們如同我們設法影響他們，一起討論，一起戰鬥，一起學習。而不是從外部說教，應該從中參與和學習。
（工人）階級給我們上的課
2011年11月30日發生的百萬人參與的罷工，是我至今從未看過的。這不只是眾多運動中的其中一個，左翼正確地在這場運動做了非常多的投入。那是真正工人運動的大規模行動，而不是被我們的企圖取代的行動。這問題並不是，我們不是罷工的「一份子」，因為在任何工作場所中的革命者一定會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對於說教和學習這兩者簡單的二分法仍然可以適用於此。
你可能覺得在一場罷工中沒什麼可以學的，但每次罷工都是一堂豐富的課。如果一幅畫值得千言，那一場罷工就價值萬語。它告訴你工會的情況、工人階級鬥爭的水準，他們之間的部門跟地理差異；最讓工人生氣的工作情況，或更廣的環境現況；工人怎麼看待任何勝利的機會；什麼戰略是他們已經知道、他們會樂於使用在運動中，等等。再一次，關鍵是，放下你預先設定的戰略（無論是在「指導的」名義下為製作傳單而準備的某一行業的訴求，還是一些關於罷工委員會應有的模式），都應是讓自己幫得上忙的，並讓工人階級成為你的老師。
重要的是，它給你打下了現實的基礎，好讓你重新調整下一次行動的戰略。不像街頭的運動，罷工可以由工會官僚發起，但同樣，在現今情況下，也可以很快地被取消。11月30日的罷工之後，社會主義工人黨陷入了他們對工會運動影響力的高估，認為他們有力量可以促使官僚去喚起更多的罷工；或是一個夠聰明的「統一戰線」。如同他們在實踐中所證明的，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一些替代的藍圖，但如果一個黨讓他們為罷工者提供服務，從最底層的角度去處理任何情況，跟他們同一陣線，一起工作；而不是專注工會執行委員會的陰謀或更多的會議，它本可以有更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者重視工人階級，不是因為他們不知怎的比其他人更特別或是好，或是因為覺得其他議題比較次要。而是工人有掌控經濟的能力，當他們決定停止生產，然後有潛力取代它原本的生產方式。同時，我們不要掉進一個陷阱－覺得沒有罷工就沒有辦法得到立即的勝利。舉個例子，反人頭稅的活動就證明了這想法是錯誤的。工人階級仍居運動的主導位置，如我之前所形容的；認為這抗議行動除非轉變成罷工，否則沒這麼重要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謙虛的去看待，不要去苛刻戰鬥型態，隨時準備好生活丟給我們的挑戰。
我們可以如何組織？
如果我們要讓左翼行動符合目的，我們必須面對民主保持柔軟的身段，真正參與運動，並遠離宗派主義。我所有說的這些，不代表我們要把我們已有的理論跟實踐丟掉，一點都不是。但這代表了，隨時質疑、去反覆思考，並從我們的每一步中不斷學習。
這意味了，不要去設定我們自己的「陣線」，在從鬥爭中建立起的組織中工作，像是各地的反削減運動，然後把我們所擁有的都投入進去幫助運動的建立。這代表了停止找尋一個統一陣線，然後控制他們。我們必須能夠跟其他行動者一起工作，而不是讓他們感覺到我們在那裡只是為了賣報紙跟招募成員。我們必須要成為有經驗而且願意給予幫助、建議、討論的運動者。而不是像個躲在角落，密謀收割的人。聆聽多於發表，提出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
我們必須了解，領導權不是輕易取得，而是需要贏得，而且需要不斷地重新贏得。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目前犯的錯誤，這說明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能教導別人，首先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
本文是湯米·沃克(Tom Walk)2013年3月6日在倫敦參加由反資本主義發起運動（Anti-capitalist Initiative）、《紅胡椒（Red Pepper）》雜誌和參與型社會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a Participatory Society）組織的論壇而發表的演說。演說主題是「今天的激進政治組織應該看起來是什麼樣的？」
可通過EMAIL: rethinkingtheleft@gmail.com，和twitter:@tom.walkr 聯繫湯米·沃克(Tom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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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Learning not lecturing: why the left doesn’t have all the answers" - 2013/02/11
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libcom]對於工會的思考：聯合與代表
這是一個較大的歷史/理論計畫的一部分，去批判地評價20世紀各種革命傳統的力量和侷限，發展對於當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解，作為圍繞政治經濟核心的嘗試，結合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工團主義方法以各式方法應用在各樣情況下。
聯合與代表: 對於工會的思考
當你思考工會時，什麼是第一個出現在你腦海裡的東西?一個龐大的官僚式的提供廉價信用卡的服務者？一個過去時代下的古老遺跡?團結與罷工?1970年代的工業戰鬥派與急速糾察隊? 答案當然是取決於你自身的經驗與政治眼界。而且，的確，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部分真實的。為了幫助解開這個問題，我想要重建從工團主義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演化路徑。這是一條坎坷的、多重線性的路徑，細節過於複雜而難以在此詳述。相反的，我想要聚焦在一個存在於兩種工會─作為工人的聯合組織與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之間的主要張力上。
藉此我想說什麼?嗯，以前者為例，工會是作為一群有著共同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工人們的聯合組織。歷史上，工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而興起。首先產生於手工業工人中，然後是工業和服務業工人。早期，工會除了這種聯合以外不能產生任何其他作用。工會沒有合法的權力，雇主們拒絕承認工會，而參與工會的人面臨慘酷的鎮壓(最有名的是托爾普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
然而，當時雇主被迫與已成既定事實的工會簽約。為了確保店面的平和與秩序及繼續獲利，雇主開始承認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表組織與之談判。因此工會產生了第二個功能─工人們的代表。許多工會活動家積極地為此而奮鬥，並視工會被體制接受為一勝利。
當工會漸漸地被資本主義體制所接受，工會自身也越來越像資本主義下的許多機構，一個階級結構─頂頭有著拿薪水的官僚，專屬的合法部門，以及其他許多全職雇員。今日，工會的聯合與代表這兩個功能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確，你為了有人代表你為你發聲而加入工會。但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期熱切地開展時，在許多較為激進的工人們那裡遭到了反抗，一股廣泛的潮流，「工團主義」。
歷史學家Bob Holton寫著，英國工團主義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是藉由過度鎮壓，﹝老闆們和政客們﹞越來越同意，工會的許多要求可以透過討價還價被更加有效的淡化處理，特別是在利用工會幹部作為勞工和資本之間的傳遞仲介時更加有用。」
工團主義者認為這是官僚工會幹部和戰鬥性工人群眾之間日益疏遠的結果。換句話說，工團主義者認為工會幹部作為勞資衝突的仲介者是工會官僚化的後果。為了民主化工會和把權力還給工人群眾，解決方法因而是把工會去官僚化─從內部作亂起(boring from within)。這種作法的侷限是從一開始，它就沒有真正解釋工會的官僚化從哪裡產生。為什麼工人向那些高薪工會幹部交出控制工會的權力。
工團主義反對工人群眾控制官僚，提出直接行動代替工會幹部仲介協商，但從一開始它就無法正確的解釋工會官僚化與代表協商的趨向從何而來。這問題凸顯在現今有著激進工團主義起源的官僚工會上(之中有受巨大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法國總工會(CGT，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是最明顯的例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藉著清晰的革命觀點─無政府主義，來綜合分析工團主義。
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許多不同地方依著當地條件以不同的速度發展。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是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但就歷史而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包括了許多相互衝突的思想派別。在發現了一個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代表團已經與加泰隆(Catalan)政府接觸，嘗試讓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取得合法地位及緩和來自政府的鎮壓，革命的布維納文圖拉‧杜魯蒂(Buenaventura Durruti)寫了如下的斥責：
「他們迫害我們。是的，當然是。我們是對於他們所代表的系統的一個威脅。如果我們不想要讓他們來折磨我們，那麼我們只要承認它們的法律，整合我們自己進入他們的系統，官僚化我們自身到極致。因此我們就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完美的背叛者，像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榨取工人利益過活的人們。如果我們這麼做了，那麼他們將不會打擾我們。但我們真的想變成那樣嗎?」
杜魯蒂認識到，官僚化和接著而來的仲介協商是工會扮演工人代表者的後果。杜魯蒂的不祥警告在兩年後成為現實，當時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領袖在西班牙革命期間成為政府官員，作為其聯盟成員的代表與其它政黨的代表們並肩而立，儘管面臨來自工人群眾強烈、有時甚至是武裝戰鬥的反抗。但在戰後時期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中，這樣的教訓已被廣泛學習了，工會的代表功能有意識地被鄙棄，更多的趨向是發揮以直接行動為目的的聯合功能。例如現今的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拒絕參與工會選舉、工作會議或是接受國家政府的資助，因為這些組織「賦與你的『代表們』權力幫你簽名和談判」相反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堅持「你，而且只有你，可以作為你自己的代表。當你手裡握著你的許多問題時，你才會獲得關注。」這很類似「直接行動運動（Direct Action Movement）」對工會主義的許多批評：
「在工會們尋求發揮影響力的至今所有事物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與管理階層的交涉。他們必需保有和管理階層協商工人薪資和工作條件的權利。正由於擁有代表工人們協商的權力，工會保有在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最後可以吸引工人加入與保有工會會員。反過來，工會也因為有控制工作場所的影響力而被資本家所利用。工會提供了工作場所的穩定，疏通了工人們的憤怒，重塑和影響了工人們的訴求，如果需要，還可以當起工作場所的警察。」
戰鬥的工人們很了解工會官僚的許多問題。但除非我們將工團主義方法與清晰的革命視野結合起來，有一條返回官僚的陳舊道路正在前方。以國際勞工協會(IWA，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一句話來說，「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真實的國際勞工協會」，建立在直接行動以及明確反對工會代表功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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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nking about unions: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 2011/05/20
2013年3月10日 星期日
[aljazeera]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打破沉默，反擊墨西哥菁英
來自墨西哥原住民運動的新宣言宣告了追求「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的反叛軍重回公眾
經過長年的沉默，深居在墨西哥貧窮的南方土著薩帕塔(Zapatistas)反叛軍，近幾個星期來，透過連串的公開宣言再次重現於世人之前，嘗試再次點燃人們對於他們的「土地、自由、工作與和平」訴求的熱情。去年十二月，約四萬多名薩帕塔支持者遊行穿越恰帕斯(Chiapas)的村莊，再次向世人強調他們的存在。今年一、二月，副司令馬可仕(Subcomandate Marcos)─一位抽著菸斗、非土著出身的深受國際媒體關注的薩帕塔發言人，發出了一系列的新聞稿，譴責剛於去年十二月接任總統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PRI，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恩里克‧佩尼亞‧涅托(Enrique Pena Nieto)。
「我們所受的苦難無法藉由向那些正在世界各地傷害人們的人敞開心胸而減輕。」馬可仕寫於一月底以激勵其支持者，「我們將反抗。我們將鬥爭。也許我們會因此而死去，但死了一次、兩次、一百次之後，最終我們將得到勝利。」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在1994年1月1日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版，當時他們控制了墨西哥最南端而貧窮的恰帕斯的六個城鎮。
美國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一個與美國軍方有關係的研究機構，表示恰帕斯「在特權地主階級透過私人軍隊實行封建制度之下，長久以來以其巨大的貧富差距聞名。」
近二十年以來，薩帕塔試著建立起以強調墨西哥土著尊嚴與集體農業的一套人民自治體系。部分因為電話聯絡困難，半島無法聯絡詢問薩帕塔土著成員的意見。
建立社群
薩帕塔在去年十二月的遊行與隨後發布的新聞稿以前近年來一直是處於沉寂的。「盡管沒有在媒體版面上出現，他們忙於在當地社群建立社會運動的基礎。」馬克‧伯格(Mark Berger)，一位美國海軍研究學校(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防禦分析訪問教授向半島表示，將近有十萬至二十萬人生活在支持薩帕塔的社群裡。在最近的新聞稿中，馬可仕將墨西哥政府比做一個被菁英們控制的「殭屍政府」，相當程度呼應了生活在充滿不平等與貪污腐敗的國家裡的人們的心聲。
早先與獨立工會領袖、女性主義者、學生、龐克及其他土著群眾等墨西哥社會運動聯合的嘗試產生了複雜的結果。由薩帕塔在2006年發起的最後一場運動，「另一種運動(Other Campaign)」，在建立民族運動上是失敗的。
「『另一種運動』極力批評選舉政治，這標誌著墨西哥左翼運動的挫敗。」一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學家艾倫‧阿里亞斯‧馬林(Alan Arias Marin)向半島表示，「局部來說(如恰帕斯)，這場運動依然保有支持。」
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
同時，雖然墨西哥長期耗損於其他問題，特別在毒品衍伸的暴力問題上。近十二年來，墨西哥皆由保守的墨西哥國家行動黨(PAN，Partido Accion Nacional)的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與繼任的費利佩‧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執政。墨西哥國家行動黨對於和薩帕塔打交道或是處理更廣泛的墨西哥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上興趣缺缺。現今，在改變薩帕塔生態的發展過程的位置上，墨西哥國家行動黨是空缺的。在2000年前已持續執政長達七十一年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在薩帕塔第一次公開叛亂時為執政黨。在去年選舉中被指控作弊的、祕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稱作「完美的獨裁者」的重返執政，將使得正尋求與恰帕斯以外的社會運動重新建立關係以及重振在墨西哥的存在的薩帕塔受益。
「曾湧入墨西哥憲法廣場(Zocalo，墨西哥城主廣場)阻止墨西哥政府對反叛軍進行嚴厲軍事鎮壓(時值1994年)的同一批人還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社會運動(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理查德‧斯塔勒-肖克(Richard Stahler-Sholk)向半島表示，「作為回應毒品暴力的措施，墨西哥政府在美國政府的鼓勵下發動國家軍事化行動。」
2006年以來有超過七萬多人死於毒品相關的傷害犯罪案件，在協助打擊犯罪集團的名義下，美國政府許諾在墨西哥投入超過1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行動。
面對墨西哥部分地區肆虐的大屠殺、行動主義者對「毒品戰爭」採取新方法的呼聲以及日漸高漲的對抗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學生運動，薩帕塔有著許多可能盟友。
「我認為薩帕塔和學生運動在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執政之下取得大幅度的議題關注是可能的。」伯格表示。
在薩帕塔與其世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再次對上時，佩尼亞‧涅托可能變成抗爭運動的避雷針。在擔任墨西哥州州長期間，涅托監督了發生在2006年於聖薩爾瓦多阿騰古市(San Salvador)鎮壓示威者的警察暴力。兩名示威者被殺以及反對機場擴建的婦女聲稱被祕密警察性侵。
學生運動「我是132(#yosoy132)」形成於2012年一群大學生質問涅托於競選總統期間的攻擊事件之後。對於一連串的選舉舞弊以及墨西哥革命建制黨長久以來的貪汙腐敗感到憤怒，許多墨西哥學生開始反抗墨西哥政府。
網路戰爭
在反對現狀的過程裡，墨西哥青年並不孤單。「開始於孤立區域的暴力起義突變為非暴力然而不具較少破壞性的，一場吸引遙遠各地與廣泛背景的行動主義者目光的社會網路戰爭。」蘭德公司在一份對於薩帕塔與網路的分析提到。
一月中，「無名氏」，一個廣泛的網路行動主義運動，似乎發動了一場癱瘓墨西哥國防部網站的網路攻擊，以表達對薩帕塔的支持。
某些分析指出，薩帕塔及其早期利用網路獲取支持的作法是像是「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我是132」及反全球化示威這類新型態廣泛社會運動的先驅者。
但網路行動主義的具體效益及其所獲得的外界支持可以是倏忽即逝的。「薩帕塔曾經蔚為風潮而且獲得許許多多的國際倡議支持。」一位在墨西哥城的馬林(Marin)教授表示。但隨著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NGO)開始將關注焦點放在其他方面，他表示，這些「難以取悅的」非政府組織。
在最近的新聞稿裡，馬可仕表示薩帕塔將重新評估與各種不同的外國及本地盟友之間的關係。援助團體，特別是一些慈善團體，被這些蒙面革命家們所批判。
革命思想
如果藥物戰爭以及葬身於此的上千人們促使薩帕塔離開國際議程上，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的重返執政也許會幫助薩帕塔在國家論辯上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過去一般廣泛認為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打破了毒品集團之間的協議以保持政局穩定。「政府將停止對組織犯罪發動戰爭。」伯格對於新的墨西哥革命建制黨政府如此預測。「他們將允許更多在其他政治型態方面的注意力。」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薩帕塔有足夠的能力去利用這些潛在契機，但薩帕塔的重出江湖符合了當前墨西哥的廣泛利益。
「最近的聯絡情況特別多在於再次活躍他們的國家與國際基礎。」一位薩帕塔的長期支持者表示，因為安全考量而採取匿名方式。「薩帕塔希望，我認為，人民將在所生存的地方創造自治和自足的條件；薩帕塔希望支持者們把革命思想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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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Zapatistas break silence to slam Mexico elite - 2013/02/15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CWI]《NO》── 一個改寫歷史的作法
不幸的是，巴勃羅•拉瑞恩的電影《NO》，並沒有訴說關於智利1988年的全民公投的背景和政權的鬥爭。
東尼•桑瓦(Tony Saunois)，CWI(工人國際委員會)
這是1988年智利的聖地牙哥，以及狠毒的皮諾切特(Pinochet)獨裁統治的15年後。軍事政權被迫在皮諾切特總統任期的延續上進行公民投票。在選票上的選擇，只有簡單的「YES｣或「NO｣。
這是智利導演巴勃羅•拉瑞恩(Pablo Larrain)的最新電影《NO》的背景。上映於2012年，它是關於廣告公關的故事，主角瑞尼(Rene)由墨西哥演員蓋爾•加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飾演，他曾在電影裡飾演切•格瓦拉(Che Guevara)。
《NO》已經被提名為奧斯卡的獎項，並且被評論為「必看｣的一個記述智利1980年代的故事。據介紹，作為一個「基進」的電影，這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戲劇｣。
就技術來說，電影巧妙地交織來自故事當時的新聞鏡頭。它開啟了關於政權罪行的一個實際列表。皮諾切特的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場景和來自YES運動的鏡頭描繪出一個完全與智利社會脫節的政權──有時伴隨著幽默的諷刺。當一位政府的部長還不清楚NO運動的標誌─彩虹─是同性戀的象徵、馬普切人(Mapuche)的符號（一個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群）或是同性戀馬普切人的符號，無疑是詼諧的時刻。
重寫歷史
然而，除了一些關於警察鎮壓的電影鏡頭，這部電影是一個描寫關於歷史上真正對抗政權鬥爭的英雄的作為。它是這時期部分嘗試重寫歷史以詆毀或抹除群眾鬥爭的作用，尤其是在關鍵的歷史事件中的工人運動。
有時候，就像在NO的例子，被以某種形式的基進服飾包裝後出售給新的觀眾。從偏頗的視角──關於一個漂亮的電視廣告，其主要的口號是「幸福將蒞臨智利(Happiness is coming to Chile)｣，它表現政權被關於一個廣告所代表的單一的努力所擊敗。這在NO運動是有真實根據。這是一個當時領導者去政治化運動的嘗試。在現實中，否決票贏了，儘管並不是因為這個活動造成的。
看起來，電影並沒有講述任何關於公民投票和政權鬥爭的背景。在影片中不存在任何表現當時的工人階級地區和聖地牙哥周圍貧民窟生活的場景，它們是對抗軍事獨裁統治的核心地區。整個鬥爭是通過中產階級娛樂的扭曲視角呈現。
壓力來自底層
由於1980年代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政權不得不訴求全民公投。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設置街壘，一個月又一個月的與鎮暴警察和軍隊戰鬥。
在1984年的「五一勞動節」，在聖地牙哥(Santiago)的奧希金斯公園(O'Higgins Park)，發生至少有25萬人的浩大示威。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世界社會主義組織，英格蘭與威爾斯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in England and Wales)所隸屬）的刊物在這裡第一個傳播著。CWI成員戴著口罩販賣《工人民主報(Democracia Obrera)》，以躲避可恨的秘密警察─智利國家情報局(CNI，Central Nacional de Informaciones)的偵查。
在遊行結束的時候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數萬蒙面青年與軍隊和警察戰鬥。絕大多數青年支持武裝起義。
智利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採取了「故弄玄虛的政策(double speak policy)」，它不得不反映青年的情緒，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曼紐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FPMR，Frente Patriótico Manuel Rodríguez )。在1980年代末，智利處於起義的邊緣。甚至《信使報(El Mercurio)》── 一份支持1973年政變的右翼日報，警告智利正在走向「尼加拉瓜之路(Nicaraguan road)」。「桑地諾民族陣線(Sandinista，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的勝利──在1979年推翻了尼加拉瓜殘酷的索摩查(Samoza)獨裁政權，重新在青年鬥士中燃起以起義鬥爭對抗拉丁美洲專制政權的想法。
智利共產黨的背叛
就在這個時候，智利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進行了其實際的政策─與「民主」資本家聯合起來，限制變革。
群眾運動的蜂起，迫使統治階級和政權訴求公民投票。智利共產黨與智利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的領導人與資產階級政黨如智利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支持以公民投票作為手段，將大眾對軍方的敵意疏導到「安全」的方向，以「民主」的轉變以避免起義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這一切都不存在於電影中，這一切成了瑞尼─ 一個廣告人的努力。
該政權是相信它會贏得全民公投勝利的，但如果失利了它也準備修正結果。這在電影中有明顯的描繪，當結果出爐，電源遭到切斷，就如同在現實中的情形。然而，突然地，政權妥協了，接受了結果。為什麼呢？這部電影並不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這是由於「國際壓力」。它在15年來並不困擾皮諾切特。
空軍參謀長馬特哈伊(Fernando Matthei Aubel)，到總統官邸莫內達宮(Palacio de La Moneda)聲明他接受NO運動的勝利的檔案資料有在電影中出現。空軍支持在一段時間內有限制的變革。然而，陸軍與海軍的心態轉變呢?
當電源被切斷，開啟了政權內部的鬥爭。皮諾切特想操縱結果。儘管如此，由於群眾的壓力，軍方陷入分裂和競爭。在總統府外有幾十萬人。成千上萬最好的青年戰士已淹沒了市中心，並準備衝進總統府，CWI智利支部是其中的成員。
鬥爭仍在繼續
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鎮暴車上演講，讓這些青年解散並返家。他們表示情況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會叫他們回來。事實是，軍方和反對派在幕後達成了協議。這沒有一絲反映在《NO》之中。在電影結束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畫面中，皮諾切特在權力移交中，面帶微笑的和新總統艾爾文(Patricio Alwyn)握手，他是資產階級政黨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成員，曾支持1973年的政變。這個有限度的變革延續著一個完全不民主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皮諾切特保有軍隊和終身參議員的職務。軍方在法律上免於被謀殺罪和酷刑罪起訴。
關於NO運動的「幸福將蒞臨智利」的許諾，所贈與的是今天更大的不平等和狠毒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新一代對這些政策的鬥爭，反映在大規模學生運動發生的過去兩年。在2012年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重新國有化銅礦和國家的資源，以支付良好的教育，以及歷屆政府並未處理的所有皮諾切特任內的私有化作為。
《NO》可能促使人們認為皮諾切特被全民公投所擊敗。它能讓人們了解真實發生過什麼或是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教訓嗎?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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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NO' - an exercise in rewriting history - 201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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