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北鄉
一篇錯亂的批評
Orange Nick先生此文據說是對於洪鎌德先生評介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克梯(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écle》)所寫就的〈馬克思在21世紀初復活了嗎？〉一文的商榷，然而因為Orange Nick先生文意的混亂，其實通篇讀來頗令人搞不清楚他所要商榷的對象，究竟是洪鎌德，或者是皮克梯，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譬如，其首段說對於洪德謙看法有不同意見，第二段則主力批評馬克思的觀點，中段卻突然跳躍商榷在洪鎌德先生文章中未曾出現的論點:「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然後倒數第二段又厲言反對所謂皮克梯的預言。此外，他似乎也搞不清楚洪鎌德和皮克梯的觀點，例如前述提及的「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這個論點，以他的文意看來，似乎認為是洪鎌德文章中的論點和皮克梯的預言，然而事實上洪鎌德的文章中從未如此主張，在著作中只呼籲稅制改良的皮克梯更未作出這樣的預言。至於，Orange Nick先生對於馬克思觀點的批評，更只是說明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嚴重誤解。
對於馬克思的誤讀與曲解
Orange Nick先生先煞有其事的說，馬克思有所謂「將『剷除國家藩籬』放大到『資本全球主義』｣的立場，然後再指出這樣的立場會使人們喪失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力，造成全球性勞工浩劫，因而呼籲必須予以揚棄。可是，只要讀過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者，都應該知道馬克思並不是為了追求「剷除國家藩籬｣而倡導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事實上，他固然是一名國際主義者，但是他根本沒有憑空的去「倡導｣和「主張｣資本全球化，他只不過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和發展的邏輯，並從中預示了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趨勢。最知名的莫過於是《共產黨宣言》的這幾段: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¾¾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¾¾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
應該很清楚，這些詞句，只是一連串的冷徹分析和預估¾¾當然了，我們可以批評馬克思在討論民族時使用了「野蠻人｣一詞是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的，但這點與本文的討論無關¾¾也就是說，資本流通全球化對於馬克思來說，並不是所謂可以隨自身喜好高舉或放棄的唯心立場，而是一種基於資本主義生產原理所推估出來的客觀世界趨向。而馬克思對於此一必然趨勢會造成資本對於勞工的壓迫加劇，其實也同樣早就預期到了，他曾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同一年的一場談論自由貿易這種讓資本自由流通擴張的政策的演說上說過：「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2]可以說馬克思面對這樣的大勢，雖然不是悲觀、焦慮、恐慌，但也談不上拍手稱慶，而是辯證的看待，他認為這樣促使階級對立日趨尖銳、惡化的世界局勢，終將成為社會革命的溫床。而他在闡述上述觀點時，更不忘提醒說:「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3]馬克思想表達的是，他並非支持這種資本自由流通本身，而只是支持這樣的趨向下，物極必反所必然孕育出的反資本革命條件。可惜，Orange Nick先生顯然是不懂辯證法的，在他的理解裡，事物似乎是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也就只能對於資本全球化的趨勢發出焦慮的亂吼，而不能冷靜的分析從中求取根本的變革之道，對於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也產生了嚴重的誤讀和曲解，從而鬧出認為馬克思主張或支持｢資本全球主義｣的笑話。
庸俗變革理論的復活
也因為Orange Nick先生的思維是僵固、片面、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他對於那些不將台灣社會的諸問題簡單的歸諸於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不認為只要打倒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社會的諸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的人，竟都武斷的劃歸為國民黨的幫兇，無端的指責人家「去政治｣，以及未曾主張過的「以經濟依附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面對尋求另一種政治¾¾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本改造¾¾的左派，Orange Nick先生更直陳他的態度是「敵視｣的。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在167年前，那位因思想同樣片面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這些共產主義者進行誣衊而被馬、恩兩人相繼批判過的卡爾．海因岑(Karl Heinzen)先生[4]。這位庸俗的理論家也因為不滿共產主義者不像自己一樣，簡單的將君主專制視為社會｢一切災難和貧困的禍首｣，並且更痛恨共產主義者把社會的生產關係當作比君主專制還要根本的問題，因而造謠共產主義者是與君主串通、共謀。正如同卡爾．海因岑對於當時已經遠離君主專制統治的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一樣存在著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的勞資階級對立的問題視而不見，從而簡單的以為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就能解決當時的問題；Orange Nick先生似乎對於沒有像台灣一樣存在著黨國餘制的歐美國家，現今同樣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和金權政治現象也一樣刻意忽視，因而同樣簡單的以為，只要打倒黨國餘制、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
另一方面，就像是卡爾．海因岑無視於當時的德意志地區，雖然仍存在著君主專制和封建的貴族地主階級，但是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壓力下的一系列改革，已使貴族地主階級開始轉型自身的莊園經濟、發展資本主義，從而導致貴族地主與新興資產階級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因而不能只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勢力，還要進行顛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才是根本； Orange Nick先生也同樣不顧台灣社會即便存在著國際強權的支配，有著中華民國這個由強權外鑠形成的政權架構，但早已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政制齊備的社會，其本土資產階級不但是在現狀佔統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受國際資本和黨國體制扶植起來的，因而毫無革命性，甚至是最具「買辦｣性格的社會群體的總總事實，竟在他的大論的文末，期望以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抽象而不知所指的「價值革命｣來作為解決當前台灣社會的根本問題。也許，愛爾蘭革命烈士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那句發人深省並最終預言成真的針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警告，也適合說給他聽罷:
如果你們明天就將英軍驅逐，並且在都柏林城堡之上升起綠旗，除非你們開始組織社會主義共和國，否則你們的努力都將會化為泡影。英格蘭依然會統治你們。她會通過她的資本家、她的地主、她的金融家，通過她在這個國家栽種的、用我們的母親們的淚水和烈士們的鮮血澆灌的全部工商業機構來實行統治。[5]
總之，在167年前已經被徹底清算過的庸俗理論，在167年後的今天，又重新以另一種的面目但相似的內涵於公共領域登場，實在不禁讓人感到莞爾和遺憾。
為了理論的澄清和運動方向的討論
本來，像這樣文意如此混亂，思維和論理如此片面、胡亂紮草人攻擊的文章，是沒有必要花時間批評和回應的，不過，由於長年受反共教育洗腦影響的台灣社會，仍有不少人對於馬克思存在著誤解，並且那種以為只要打倒黨國、再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的理論，也還算流行，因而批評帶有上述兩點特質的Orange Nick先生的文章，或許對於澄清可能存在的誤解，以及指出一些時下流行觀點的問題，甚至促進關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方向之討論應該也不無助益罷。
註:
[1]見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資產者和無產者〉，《共產黨宣言》，1848年。
[2]見卡爾．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
[3]出處同[2]。
[4]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卡爾．海因岑的批判，可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以及卡爾．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¾¾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 1847年。
[5]見詹姆斯．康諾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18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