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灣青年開始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年

懶河

這一年，發生了一場由青年帶頭衝鋒、而後社會力量湧入支持的，為期三周的抗議行動，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又稱太陽花學運)，社會上長久以來青年對於現狀不滿的憤懣與中產階級的憤怒，在國民黨吃相難看地把《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一而再再而三、欲強渡關山的多次挑撥下，意外地衝破了國會殿堂的大門，佔領了議事台，褫奪了人民於賦予代議士們的麥克風，長久以來的浪濤洶湧的社會不滿劇烈衝撞著代議體制的正當性。

反對黑箱服貿

自2013年6月21日，陸委會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社會上對於這項服務貿易協定的「黑箱性質」頗有疑義，這些疑義在學者方面，於7月29日由賴中強律師等人發起籌組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另外，在青年方面也招致了許多了抗議衝突行動，這些實踐行動在以魏揚等青年學生發起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此後，許多團體組織藉由參與服貿公聽會公開疾呼反對黑箱服貿的行動，希冀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

人民要做主

3月18日，由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自爆式的宣布服貿協議逕送院會的鴨霸作為，引爆了在外守候的社運團體的強烈不滿，因而衝破了立法院大門，佔據了議事台。一場原本只是反對黑箱服貿的異議行動，意外地打開了封閉已久的社會不滿高壓的閥門，「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口號被高掛在立法院外牆上，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一段的人行道牆上，被民眾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傳單與宣言，「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串聯口號也同步佔領了台灣青年的臉書封面，為了支持場內青年的佔領行動，許許多多社會各階層人士也響應了場內青年的號召來到立院外進行靜坐，形成一道道防止政府警察有機可趁破壞這場運動的人牆，而在這樣的不尋常的空間環境之下，社會底層的不滿也獲得了一定的組織化，埋下了日後「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可能。

要求改變現狀的巨大社會能量

由於佔領運動進展陷入停滯，激進派為了為運動另闢戰線，於323發動佔領行政院的突襲行動，雖然被政府優勢警力給血腥鎮壓了下來，但行動中脫離議場內菁英決策的自發抗爭行為，卻是真正具體展現了這場運動所賴以支持的社會能量所在─要求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台灣青年。這股力量在運動的後期，藉由多樣化的草根運動形式展現了出來，像是330五十萬人上凱道、411包圍中正一分局、甚至是更後期的428佔領忠孝西路反核抗爭。同樣是回應佔領運動陷入死水一攤的窘境，在410學生正式撤出立法院之前，部分青年學生們已經開始為退場後的組織化工作預先做了準備，由中南部大專院校組成的「民主黑潮學生聯盟」等團體在運動後期，已經開始發動「路過」不適任立委選區的罷免串聯行動，孕育出鄉民在網路上三天內自發募捐取得千萬元資金的「割闌委」行動，運動漸漸由體制外抗爭轉化為體制內改革。

百花齊放的青年政治改革運動

佔領運動的退場，雖然以結果論而言並未達成當初「退回服貿」的訴求，但卻在抗爭過程中意外幫台灣社會積鬱已久的不滿開闢了短暫的政治空間，藉此許許多多的青年們獲得了橫向的組織串聯，在運動退場後，各式各樣的青年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以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三人為首的「島國前進」，延續著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公投法修正工作；由部分場內幹部與參與者組成的「民主鬥陣」，希冀落實「出關播種，遍地開花」，喚起人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獨派的力量在這場運動中也獲得了青年大幅度的關注與響應，像是運動退場後成立的「台左維新」、「福爾摩鯊會社」以及在運動中獲得高曝光率的「基進側翼」等青年政治革新團體，皆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主要政治訴求、高舉台灣民族主義旗幟的政治組織。

台灣統派自我邊緣化

3月26日，統派團體勞權會與黃色工會前往經濟部要求「盡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高舉著中國民族主義大旗，鼓勵台灣勞動大眾與台資共同分享中國工人血汗的言論，是台灣統派團體面對要求改變政治現狀的台灣青年的冷漠回應。一方面，這些曾經為台灣工運做出偉大貢獻的左統政治團體，自我閹割了其普羅大眾優先的階級立場，無能回應台灣青年對於現狀的不滿，另一方面，盲目地高舉兩岸統一的民族立場，更是自我隔絕於原本已對中國獨裁政權抱有疑慮的台灣青年。佔領運動之後，統獨之爭已經不是台灣青年頭腦裡的大哉問，而是如何從當下立足之地，台灣，求索一條改變政治現狀、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道路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時勢造英雄，在青年大幅投入政治改革與中產階級厭惡藍綠兩黨政治的推波助瀾之下，標榜「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無黨籍柯文哲當選新科台北市長，也使得國民黨在全國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取得歷史性潰敗，政治板塊大幅擴張的民進黨所獲得的選票，並非意味人民支持民進黨曖昧不明的兩岸政治主張與財團利益關係，而是台灣社會在佔領運動之後大力地否決了國民黨的傾中、親財團路線的具體表態。在青年參政方面，「基進側翼」在地方公職選舉中推出了五名參選人，「福爾摩鯊會社」則是與台獨聯盟合作推出海選青年二十名投入地方里長選舉，後因醜聞退選的陳為廷則代表「島國前進」投入苗栗地方立委補選，另外在工會組織方面，高雄石油工會年底改選，也出現了六名青年候選人投入工會代表選舉、希冀掌握工會權力的努力。

自詡中間偏左的各色「第三勢力」

1129政治板塊後劇烈錯動後，標榜中間偏左的「第三勢力」正方興未艾，其中代表之一是，在佔領運動前即已成立，在佔領運動之後取得正式社團登記的，以2016國會大選為目標的「公民組合」，然而在2015年初因內部意見不合，分裂為林峯正為首的「時代力量黨」與以范雲為首、後來傳出可能登記為「社民黨」的兩派人馬。處了籌組新政黨與國、民兩黨抗衡的嘗試以外，另一條路線則是反映在福爾摩沙會社社長劉敬文日前大動作號召青年加入民進黨的「開放民進黨行動」，希望將佔領運動掀起的青年政治革新浪潮帶入民進黨內，而社運人士王奕凱也表示日後將號召青年入黨，希冀與民進黨內的傾中派、保守派對抗。親中親財團的國民黨已被否決，然而以往被視為台獨旗手、然而政黨輪替上台後因執行右派政策而讓人民失望透頂的民進黨內部統獨、左右矛盾也正受到這股青年政治革新的激化，台灣政治的風向雞漸漸由空耗的統獨之爭轉向立足現實之上的左右之爭。

左獨與右獨之爭成為主流

殘害台灣社會多年的底薪風暴，加上國共兩黨推動的兩岸資本合流貪婪的壓榨著兩岸工人勞動力，憤怒的台灣青年急欲找出一條活路，緊抓自己的命運，較為激進的青年們投入了像是苗栗大埔、華隆罷工、關廠工人抗議等社運活動，以往不被注意的台灣獨派社會主義革命家史明先生在佔領運動中受邀進立法院場內演講，「自己國家自己救」漸漸成為台灣激進青年普遍的共識，然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卻是存在著路線上的差異。八月，淡大學生蔡博藝以中國國籍身分參選學生會會長選舉的爭議事件，在一向政治光譜被歸類為左派的社運圈裡引爆爭論，而部分反對參選的獨派團體也被扣上了納粹法西斯的帽子，以妖西為代表持反對意見的一派認為，台灣的民主不夠成熟到讓敵對國家的人民參與選舉，而持支持意見的則有從人權、大學自治等觀點出發論述，社運圈與獨派其中的左右容貌意外地被蔡博藝事件這面「社運圈照妖鏡」給照映浮現。

粉碎核電 反對電業私有化

 Frank Ng

        本周六（３／１４）是一年一度的反核大遊行。在台灣，經過多年的努力與倡議，反對核能逐漸成為許多關心台灣土地的台灣人民所建立起的共識。然而，我們要怎麼反？沒有核能，我們要怎麼做？是大多數站出來反對核能的台灣人民，下一步要面對的問題。全力投入再生能源發展、向高耗電產業課徵能源稅都是我們該嚴肅考慮的方向

　　在多元的反核論述中，亦有許多人認為，核電之所以危險是因為核電是由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台電來經營，他們站出來反核的最根本原因是基於他們對台電的不信任。而那些為財團背書的政治人物們也紛紛藉機向民眾推銷私有化的毒餅。他們主張，一旦電力民營化（私有化），當前所有核安問題、國企虧損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當然這也是朝野內外的政客，追求電力私有化的最大公約數。執政黨認為電力私有化與財團私相授受的好處豐碩，因而支持私有化；反對黨抓準了人民對台電顢頇與虧損的憤怒，以私有化來換取選票。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前總統李登輝於２０１４年林義雄為反核絕食期間，所拋出的「區域均衡發展」觀點，其建議台電私有化，並應多分幾家民營電力公司經營的意見尤具影響力。

　　李登輝表示，台灣現在是一家電力公司台電控制了全台灣電力分配，「為何不給民間來做呢？」公營事業讓私人企業來處理，以財團法人若能分成五、六家電力公司，電費可以更省，電力能源供應也會更方便。他並認為可以參考日本鐵路私有化的案例。

　　這樣的想法不禁間接認同了核電某些條件下的正當性；也是在宣傳並加強國營企業私有化正當性的具體展現。

　　第一，貿然呼籲以不相干的鐵路來借鏡電力產業，是一種全然不負責任的言論。

　　第二，日本國家鐵路分割私有化亦是一個國家將獲利送給財團債務全民買單的愚蠢案例。

　　第三，號稱「要砍肥貓」的精簡人力政策，通常肥貓都砍不到，反而將大批實際勞動的基層員工送回家吃自己，沒被裁掉的負擔更重的工作量。

　　就以李登輝所說的「日本國有鐵路分割民營化」一例來說，在1987年中曾根康弘內閣為了減輕日本國鐵的債務，把日本國鐵拆分為6個地區性客運鐵路公司以及一家全國的貨運鐵路公司，實現私有化。日本國鐵分割民營化之初，累積赤字達到37兆1000億日圓。當中日本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負責償還25兆5000億日圓，剩下11兆6000億日圓由JR東日本、JR東海、JR西日本、JR貨物、新幹線鐵道保有機構（於1991年解散）分擔，預計經營將會困難的JR北海道、JR四國、JR九州則免除還債。

　　也就是說債務實際上最後還是丟給了國家，私有化後的客貨運鐵路公司只承擔了總債務的31%。它們拿走了全部營運權利，卻把總債務的69%扔給了日本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無債一身輕的民營鐵路財團又幾乎裁減了原本近一半的基層鐵路員工，當然可以厚顏無恥的說自己他們改善鐵路財務了。

　　但是承擔了總債務69%的國鐵清算事業團還債卻並不甚順利。清算事業團的土地資產帳面上雖然值14兆7300億日圓，但賣價預計卻只值7兆7000億日圓，這也使得整個計劃看來極為突兀。這其中涉及的圖利，你我都心知肚明，自然不必贅述。

　　另一方面，日本國鐵與JR被視為兩間獨立的公司，因此JR以沒有義務聘請原日本國鐵職員為藉口，故意不聘請國鐵工會（国鉄労働組合，簡稱「国労」）的成員，達到排除他們的目的。

　　當時「國勞」坐擁超過十萬名會員，為當時日本最大的工會，也是當時最有力的在野黨日本社會黨(日本社會民主黨的前身)的最大支持來源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的骨幹。國鐵分割民營化的批評者指出，該私有化過程中針對特定工會進行打壓，是「國家級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tice) 。

　　事實證明，私有化之後就連當初訴求最基本的債務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把國鐵民營化的理由和必要；又造成了大量勞工失業，引發新一波的社會問題。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私有化政策都不過是政客為圖私人財團與政黨利益的藉口，一切口號在私有化之後馬上就可以置之不理，讓財團把權利拿走，將責任丟還給國家。

　　以上只是就財政與勞工問題進行分析，但光就這兩點，一樣的悲劇難保不會發生在台灣人民身上。李登輝及其信徒信誓旦旦要借鏡的鐵路私有化尤為如此，我們還能期待電業私有化，對於民眾的荷包與勞動條件能有什麼好事發生嗎？何況，我們亦尚未探討到直接衝擊到人民的電力使用問題。

　　在前台灣勞工陣線代理秘書長張烽益的〈電業自由化的迷思〉一文中曾精闢指出 ：

　　１．台灣的兩大執政黨都一致地提倡「電業自由化」，雖然二者背後的政治考量卻完 全不一樣，但共同點是兩黨都中了「市場競爭」即代表「高效率」的市場 經濟迷藥，徹底忽略了電力供應的「公共性」與「非商品性」。

　　２．「電力」與「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無法儲存」的特性[註] ，光是這一點就 很難完全讓電力成為一個商品在市場上交易。因此民間電廠要蓋一定是先確定電力購買者固定時段有固定的購買量，這樣才不會不小心多發電而虧錢。因此台灣目前的新設立的民間電廠大都是蓋在工業區旁邊，準備提 供給這些用電大戶。 相對地，對於電力需求波動較大的民生用電而言，民間發電業者自然不 會去淌這個渾水，那就繼續交由台電去承擔這個缺電的政策責任吧。

　　３．發展電業自由化後，其電力的調度規則將成為一個相當難解的問題，因為如果電力供應充足有餘時，那到底是王永慶的麥寮 電廠要停，還是長億集團的電廠要停，或乾脆是台電的要停，這勢必將衍生成為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

　　４．如果電力市場自由化真的是萬靈丹，那麼也不會發生最先推動電業自由化的美國加州政府對解除電業管制抱持強烈的保留態度。加州的電業自由化造成了電價飆漲、經常跳電斷電、供電不足等問題，其問題根源是民間發電業者集體減少電力供給，造成缺電的 事實，然後在缺電發生時，在能源現貨市場以高價賣出，趁火打劫，賺 取暴利，並將成本轉嫁給消費大眾。

　　總之，電業私有化所可能帶來的衝擊，是有目共睹的。我們雖然反核，雖然必須對台電進行批評和檢討，但也不能不當心電業私有化的危險。

　　

　　因此，綜合上述，我們在此提出5個訴求：

1.      全力投入再生能源發展。

2.      向經營高耗電產業之財團課徵能源稅。

3.      反對賤賣人民公共資產、短視近利、圖利財團的國營事業私有化政策。

4.       要求台電由全民監督、民主參與，主管職應負擔決策責任。

5.       支持電業相關員工，由下而上爭取勞動者決策權，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註:電力實際上是可以儲存的，只是儲存上有其困難性，且需求與供給還持續不斷地變動。因此管控機構與輸電系統要協調發電機組的調度，以符合整個輸電網預期的需求。

十年之際，一個德國左翼黨的分析

原文出處：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61

Cornelia Hildebrandt，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學者

左翼黨要爭取『一個沒有小孩會在貧困中長大，所有人都能在和平當中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尊嚴，社會安全，以及民主塑造的社會關係』，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們要求『一個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左翼黨在2011年的愛爾福特黨綱中所提出的路線。

這就牽涉到三個相連結的概念：首先，個人自由的概念，在所有人都能決定自己的生活以及團結的情況下，經由平等的社會參與來發展個人的人格。第二，將團結至於經濟之上，以及對自然的保護。第三，以解放的、轉型的過程來達成以上兩個目標，『資本的宰制將被民主的、社會的、生態的力量所克服，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會興起』。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會探討左翼黨所具有的潛力。


左翼黨在德國政黨政治中的位置

德國的政治版圖自2005年國會選舉以來有很大的改變。首先，是左翼黨這個遠比社民黨更左的全國性政黨的成立。第二，許多新的政黨也逐漸形成，例如德國海盜黨在2011和2012年都在邦議會選舉取得成功，雖然現在正逐漸被人遺忘。德國新選項（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2013年的國會選舉與席次擦肩而過，但在201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輕易取得席次，接著又在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邦的邦議會選舉取得席次。與此同時，雖然仍有變數，但自由黨（FDP）似乎已經要在政治舞台上下台一鞠躬。德國的政黨政治目前處於1950年代以來未曾出現的變動中，這個事實也指出了這個國家的社會衝突軸線正在面臨根本的改變。擁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支持歐洲、以及文化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在2013年選舉之後，在聯邦與地方層級都幾乎無足輕重。同時，我們看到德國新選項（AfD）這個保守的、疑歐的、極右翼政黨的猖獗興起。自2013黏起，他們在各級選舉都有成果，在過去三次的邦層級選舉取得了兩位數的成績。AfD進入議會並不只是對資產階級陣營（一般來說指梅克爾的保守派基民盟與基社盟加上自由黨）構成挑戰，而是對整個政治體制形成挑戰。在2013年的聯邦選舉，該黨成功從其他政黨手中吸引到兩百萬張選票，其中有超過三十四萬來自左翼黨的選民。這樣的現象也在2014年的邦議會選舉重現，一萬五千到兩萬個過去的左翼黨支持者轉向了AfD。這代表左翼黨在作為一個抗議政黨的效率上，輸給了它的右翼民粹主義競爭對手，逼得左翼黨也採取了類似的疑歐立場。我們可以說在社民黨的左邊成立了左翼黨這個新的黨，而現在同樣的事情正在保守派的右邊發生。

從左翼黨轉向AfD的通常包括兩個族群：那些想要藉由把票投給新的抗議政黨來顯示自己投了『度爛票』的選民，以及認為AfD的民粹主義右翼立場比較符合自己觀點的保守派。他們拒絕現代生活的方式經常包括對移民以及難民的敵意行為。部份正被向下流動所威脅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反對左翼黨所提出的重分配政策。在2014年五月的歐盟選舉，反對歐盟、取消歐元以及重新恢復德國馬克的訴求在保守派選民中非常熱門。特別是在2013的聯邦選舉，以及其後的2014歐盟選舉，『歐洲』這個面向在國內的政治討論以及政治體系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中的原因來自於歐洲的整合危機、社會危機以及那些被提出來卻造成廣泛不滿的解決方案。大部分德國人希望這個國家，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能夠過得更好，這也是為什麼在南歐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們選擇了梅克爾。然而，這個觀點也不是毫無爭議的。AfD以及部份民眾對基民盟的歐洲路線提出了根本的批評。而左翼黨則試著將它對歐盟機構以及危機處理方式的批判與社會以及民主的觀點連結起來－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的、民主的歐洲。然而他們在歐盟選舉中卻不像在聯盟選舉中那樣能有效率地動員選民：在2014年選舉得到7.5%的選票，和2009年的歐盟選舉得票率7.4%比起來可以說毫無進展。有鑑於選民的低投票率，左翼黨在全國範圍提出了上一年聯邦選舉所用的同樣訴求。也藉此迴避了歐洲危機和德國危機間任何概念上的連結，因為在德國這個所謂的危機得利者國家（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處理這樣的連結需要同等地審視德國的歐洲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關係。而這個辯論在AfD的歐盟選舉中則是某種程度上被拋棄了。

然而，在2013年的聯邦議會選舉，左翼黨贏得8.6%的選票，小於他們在2009年取得的絕佳成績。儘管如此，左翼黨還是略為領先綠黨，成為第三大黨以及擁有六十四席國會席次(相較於2009年的七十六席)的最強大的反對黨。左翼黨在歐洲議會有七席，參與歐洲聯合左派／北方綠色左派黨團，而在十六個邦議會中的十個佔有席次，共有160個議員。在圖林根邦最近的選舉，因為社民黨的衰弱（12.4%得票），左翼黨以28.6%取得了史上最佳的成績，也開啟了由左翼黨領導的紅紅綠（左翼黨、社民黨、綠黨）邦政府。然而這個聯合政府僅以一席取得多數，能否奏效仍然有待日後觀察。在布蘭登堡則是另一番局面，雖然得票率大幅下降（估計有十萬左翼黨選民未投票），他們還得以在社民黨領導下組成聯合政府。

另外，有超過四百個左翼黨成員在區議會及市議會等單位獲選擔任全職民意代表，而有超過六千五百個左翼黨及其左翼分支的成員在地區議會擔任無給職民意代表。

根據該黨的自我陳述，左翼黨是一個追求社會正義的黨，一個代表弱勢人民利益的黨，以及屬於每一個追求不一樣的、環保的、社會的、民主的社會形態的人（包括那些想要戰勝資本主義的人）。他在工人（13%，2013聯邦選舉下同）以及失業者（23%）中有高於平均的得票率，在白領和退休族群中則是約等於平均（均為8%）。而在自僱者中則是得到最少的支持，只有6%投給左翼黨。其中，男性選民又多於女性選民。即使東德政權已經瓦解了25年，我們還是能夠描繪出左翼黨在東德和西德的不同選民結構。雖然現在前西德的選民以些微差距佔了多數，但在2013聯邦選舉中平均得票率只有6.5%，小於2009年的8.6%。除了在不來梅、漢堡以及薩爾蘭這三個西部最小的邦，左翼黨都落後於綠黨，甚至自由黨，只領先海盜黨。東部的情況則是非常不同，左翼黨排名第二，平均得票21.6%，略小於2009年的26.4%，維持著其『群眾黨』（Volkspartei）的性質（在德國政治的語境中，群眾黨代表能夠廣泛吸引社會不同群體的黨）。而2014歐盟選舉的結果也是類似的，該黨在東德取得19.6%的選票，而在西德僅僅獲得5.3%。然而，一個重要差異是左翼黨在所有西部的邦都被新成立的AfD給超越。

東西部左翼黨選民最大的差異是年齡結構，這也是左翼黨一個嚴重的問題。2013年左翼黨在東部的選民中有27.5%屬於六十歲世代，在七十歲以上的族群則是佔了25%。這意味著有一半的選民都在60 歲以上，而45-59歲間的選民僅佔四分之一，45歲以下的選民只有23%。相對的，在西部左翼黨則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這個區間取得最佳的成績6.8%，而在超過七十歲的族群中成績最差，只有2.8%。很明顯地，東部地區的人口縮減正在威脅著左翼黨，尤其是將『他們的』黨視為社會正義以及東德利益代表的後動盪時代（1990）世代人口的減少。這些選民中許多都是支持東德政府的階層，而隨著德國統一以後，面臨了實際以及象徵意義上的『貶值』。

同樣的發展也可以從左翼黨的黨員結構中看出。該黨有63700名黨員，其中37%是女性，雖然在東部的支部的比例是43-45%，但西部的平均卻只有27% 。而隨著年輕、活躍的西部成員數量增多，這個過去的『東部黨』的語言和形象也開始改變。2005年，在左翼黨由舊東德黨和部份社民黨左派合併成立後不久，61000名黨員中有90%來自東部，而2013年這個數字降到60%。這代表著將近40%的成員現在來自前西德，或自認為非東德也非西德人。

左翼黨黨員的年齡結構也同樣是個問題。東部支部的平均年齡超過65歲，而西部則在五十歲左右。只有10%的黨員年齡在30歲以下，20%的黨員在30到50歲之間，40%超過六十五歲。這代表該黨面臨著急迫的發展黨和黨員的任務。在2009年和2012年之間，組織發展幾乎是被忽略的。權力鬥爭、對於黨的前景的爭論、黨作為反對黨的角色、群眾的黨或鬥爭的黨，這些讓左翼黨成為一個內部充滿爭議的團體，更讓其陷入領導危機。這個狀態直到愛爾福特綱領在2011年通過之後才結束，並且將黨重新穩定下來。忽視組織結構與發展的結果是明確的。自2009年開始，左翼黨一直非常不穩，尤其是在地方層級，他們沒有足夠的黨員可以參選那些他們能夠獲勝的席次。然而許多地區有結成跨黨派聯盟。考量到整個社會在地方和區域層級傾向傳統的政治參與，而左翼黨不管在東部還是西部都顯然不能實現自己『立基於社會』的自述，這顯然是重要的。

而關於68世代近來復甦的政治參與，必須和新的世代一樣，被視為積極公民參與的潛力，而且必須得到左翼黨的重視。因此，左翼黨必須繼續實踐他們2011年所提出的綱領，繼續提出正義、民主、社會環境的重建等議題，以及繼續在二十一世紀的條件下為自由而奮鬥。

這具體來說代表著什麼呢？2009年以前，『社會正義』的概念都被和反抗新自由主義勞動政策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然而，在歐盟危機的脈絡下，尤其是南歐國家的狀況，使得德國的執政聯盟把這些勞動政策解釋成德國之所以成功的理由之一。從而也就越來越難動員人民去反對這些政策。當然，也有成功的部份。雖然經過修改，但左翼黨提出的基本工資被執政聯盟所接受。而左翼黨提出的『勞動人生，不要延長』口號也在退休金改制中激起一些討論。

大部分的德國年輕人，就跟別的地方一樣，成長在『工作與生活本來就充滿了不穩定』的環境中。這代表『保衛福利國家』的訴求已經逐漸被新的世代視為不合時宜。但他們仍然更不認同那種促進社會分化的國家，以及憲法對於平等生活的解答。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並且將它們與社會、民主議題以及為了公共福利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現在是左翼黨一個最核心的挑戰。因此，在2014年八月的文件中，左翼黨對於其戰略取向提出了七個關鍵概念：一、社會財產重分配。二、擴大公共服務與公共建設。三、不能有人因為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而被社會排除，要以社會安全和自我決定來支持。四、發展民主、廢除特務（包含反對警察恐怖的鬥爭）。五、一個基於正義與社會生態重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六、基於團結的歐洲統合。七、新的多邊危機處理機制，廢除軍火出口。潛在的問題，尤其是最後一項，激起了左翼黨內對於伊斯蘭國的討論。儘管如此，該黨最後還是維持了其核心價值：反對德軍參與海外任務。在德國政府正在取消限軍政策的背景之下，左翼黨必須發展並且更新它的和平戰略。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必須學習以及利用邦層級的經驗。因此，在2014年的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左翼黨的工作不只是具體的訴求以及財政的鞏固，而是要設計一個跨世代的、民主的、包容的社會，避免任何人被排除在社會、民主以及政治參與之外。為了這些目標，左翼黨將會提出具體的政見，並且將人口轉型與老化納入考量。其中一個議題是邦內各區域『生活條件的平等權』，基礎交通建設、醫院、家庭醫師必須離每個公民的住家夠近，還有通訊設備、每個地區的學校、免費的日間托幼中心以及不排富的免費午餐。其中一部份的訴求在圖林根邦結成紅紅綠聯合政府時已經被提出過，如果左翼黨能在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五年後，讓博多拉美洛夫成為左翼黨第一個邦總理，那這會是非常好的事。

但這是否能在圖林根帶來一些有意義的改變還有待觀察。

New Politics

Footnotes

[1] Left Party, “Programme of the DIE LINKE Party: http://en.die-linke.de/die-linke/do...
[2] Left Party
[3] For more on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ft Party between the 2009 and 2013 elections, see the author’s “An Inside Look at ‘DIE LINKE’“ (October 2012).: http://www.rosalux-nyc.org/germanys...
[4] DIE LINKE: Motor für eine soziale und ökologische Gerechtigkeitswende [The Left Party: The Engine of the Turn toward Soci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 Position paper of August 25, 2014 (German only), (accessed 8/26/14) [Given link does not work)
[5] For electoral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left at the European level, see Hildebrandt and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2009); and Daiber, Hildebrandt, and Striethorst,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2011).

Cornelia Hildebrandt
Cornelia Hildebrandt works at the Rosa Luxemburg Stiftung’s 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Analysis in Berlin. Her focus is on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是改革還是分贓?——關於國營事業私有化

懶河、逸濤

自全面放任市場邏輯的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藉著全球面臨停滯性通膨的危機而崛起以來，將公營事業拋售給私人企業的「私有化」成為一股浪潮，造成了不少的災難，尤其是為基本民生服務的事業，在「私有化」回歸「市場機制」後，往往利潤至上，不但費用調漲、造成大量基層員工被裁員，為了降低成本進而降低安全支出與偷工減料更是常有的事，因而飽受批判和檢討。

在台灣，「私有化」則有其看似公平正義的訴求脈絡，然而在實際上也同樣存在著問題。

台灣的國營企業，主要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在日本殖民經濟體制下發展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局及由各石油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而成。解嚴以前，為了壓制工人運動，國民黨當局設置了產業黨部，依行業別設置支黨部，下依廠區設置區黨部，下再分設小組，在地方各廠竭力培植親國民黨工人，進行人事安插、派系分贓與選舉動員；並且在軍警特務的滲透監管下，國營事業實為任國民黨予取予求的「黨營事業」。因此，解嚴後民主化浪潮高漲，隧有旨在「解構黨國資本」，以「民營化」為名，將國營事業「私有化」的呼聲和風潮。然而，最終這個「民營化」的實際推行，卻是國民黨在必須進行政權民主化的局勢下所推動，其目的是為確保自身政治地位鞏固，以國營事業的龐大資產來換取本土財團與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也就是透過賤賣國營事業資產給資本家、金牛以換取其政治同盟。 2000年後政黨輪替，民進黨也為了追求政治同盟，將公股銀行釋股民營化，這同樣是政商赤裸裸的利益分贓。

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了所謂的民營化本質並非「人民經營」而是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私相收授的財團化，資本額龐大的「私有化」釋股過程是只有資本家才能玩得起的遊戲，「私有化」過程中，許多辛苦大半輩子的國營基層員工們被迫離職，而僥倖留存的人在資本家逐利的鞭子下，背負著更多的工作量，面臨惡劣的勞動環境。所謂「私有化」與市場自由化會為人們帶來更加便宜與優質的服務，最終也被證明只是華麗詞藻掩飾下的騙局。

基於上訴理由，讓我們一起堅決反對「私有化」吧！尤其是在近來官方和媒體又在以「改革」之名炒作和推動「民營化」之際。國營事業的「改革」絕不在將其納入財閥私人口袋，只有擴大民主參與，譬如鼓勵民眾組成監督小組定期進入國企工廠內監察、讓全國各地的工人小組與監督小組成立基層工人聯盟進行全國用油與電力資源分配的討論，讓國營事業由普羅大眾共同管理和監督才是正途！

對政客負責任的責任政治重要，還是選出為勞工權益奮鬥的勞動局長重要?

懶河

新科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當選後，為落實選前政見「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理念，尚未就任前，就馬不停蹄地開始實踐對選民的承諾，啟動了所謂的「i- voting」運動，開放部分北市局長讓民眾舉薦票選，其中打第一槍的就是勞動局長。選舉方法為，12月1日到12月7日開放民眾進行勞動局長備選人自薦 與票選人資格登記，8到10日由柯文哲選出的27人遴選委員會從備選人中選出5位成為候選人，11到13日是候選人的政見宣傳時間，14日為投票日，15日公布勞動局長。

然而，對於這樣創新的開放政府政策，民進黨立委段宜康並不看好，建議柯文哲「依循責任政治的常軌，比較不會自找麻煩」，段質疑，「這樣產生的勞動局長，算是市民票選?來還是市長任命，又或是委員會遴選的？」又「票選出來的局長，會不會振振有辭反抗市長是一回事；如果市長想換掉局長呢？這可是手持『全民票選』免死金牌的超級局長呢！」無獨有偶，民進黨台灣民主學院主任楊長鎮也建議柯文哲，放棄局處長開放i-voting的產生方式，因為這不符合責任政治原理。

我們在這裡要問，責任政治的責任是對誰負責任?台灣從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到現在，一直以來依循責任政治運作，政務官施政失敗就自責下台，陳水扁政府八年任內換了六任行政院長，馬英九政府六年半任內也已經換了五任行政院長，更不用提哪些隨著行政院長進行內閣改組而更換的各部部長，責任政治許多時候是「看似負責， 實則卸責」，粉飾無能解決問題的事實的漂亮話。

的確，柯文哲的勞動局長i-voting產生方式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包括號稱所有在台北市工作的人都有投票權，但實際上完全沒有考慮到在台北市工作的外籍工作者的投票權；制度設計排除了非網路用戶的勞工；27人遴選委員會本身存在的意義與民主基礎何在，遴選委員會比勞工自我推薦出來的補選人更加了解勞工需要什麼嗎?我們希望柯文哲先生可以長存這些問題於心，盡速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如果現實條件允許卻不做，「革命也要分階段來」只是向既得利益者妥協的漂亮話。

對於段宜康立委的擔憂，我們認為，如果票選出來的勞動局長是站在資方振振有辭地反抗站在勞方的柯文哲市長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求柯文哲直接撤換、改選勞動局長；而如果票選出來的勞動局長是為了勞工利益振振有辭的反抗站在財團資本家的柯文哲市長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求柯文哲下台，同時拿出罷免蔡正元的精神罷免柯文哲。

不管是勞動局長，還是市長，只要無能代表勞苦大眾爭取利益、站在資方說話的，就必須下台。

錯謬的批評與批評的錯謬——駁 Orange Nick先生的〈馬克思能解決21世紀的問題嗎？〉

施北鄉

由於遲了好幾日才讀到Orange Nick先生發表於《自由時報》的〈馬克思能解決21世紀的問題嗎？〉一文，因而這篇回應可以說有些遲到。

一篇錯亂的批評

Orange Nick先生此文據說是對於洪鎌德先生評介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克梯(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écle》)所寫就的〈馬克思在21世紀初復活了嗎？〉一文的商榷，然而因為Orange Nick先生文意的混亂，其實通篇讀來頗令人搞不清楚他所要商榷的對象，究竟是洪鎌德，或者是皮克梯，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譬如，其首段說對於洪德謙看法有不同意見，第二段則主力批評馬克思的觀點，中段卻突然跳躍商榷在洪鎌德先生文章中未曾出現的論點:「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然後倒數第二段又厲言反對所謂皮克梯的預言。此外，他似乎也搞不清楚洪鎌德和皮克梯的觀點，例如前述提及的「馬克思將在21世紀復活，從而持續鼓勵全球左派的『拆除國家行動』｣這個論點，以他的文意看來，似乎認為是洪鎌德文章中的論點和皮克梯的預言，然而事實上洪鎌德的文章中從未如此主張，在著作中只呼籲稅制改良的皮克梯更未作出這樣的預言。至於，Orange Nick先生對於馬克思觀點的批評，更只是說明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嚴重誤解。

對於馬克思的誤讀與曲解

Orange Nick先生先煞有其事的說，馬克思有所謂「將『剷除國家藩籬』放大到『資本全球主義』｣的立場，然後再指出這樣的立場會使人們喪失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力，造成全球性勞工浩劫，因而呼籲必須予以揚棄。可是，只要讀過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者，都應該知道馬克思並不是為了追求「剷除國家藩籬｣而倡導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事實上，他固然是一名國際主義者，但是他根本沒有憑空的去「倡導｣和「主張｣資本全球化，他只不過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和發展的邏輯，並從中預示了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趨勢。最知名的莫過於是《共產黨宣言》的這幾段: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¾¾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¾¾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

應該很清楚，這些詞句，只是一連串的冷徹分析和預估¾¾當然了，我們可以批評馬克思在討論民族時使用了「野蠻人｣一詞是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的，但這點與本文的討論無關¾¾也就是說，資本流通全球化對於馬克思來說，並不是所謂可以隨自身喜好高舉或放棄的唯心立場，而是一種基於資本主義生產原理所推估出來的客觀世界趨向。而馬克思對於此一必然趨勢會造成資本對於勞工的壓迫加劇，其實也同樣早就預期到了，他曾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同一年的一場談論自由貿易這種讓資本自由流通擴張的政策的演說上說過：「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2]可以說馬克思面對這樣的大勢，雖然不是悲觀、焦慮、恐慌，但也談不上拍手稱慶，而是辯證的看待，他認為這樣促使階級對立日趨尖銳、惡化的世界局勢，終將成為社會革命的溫床。而他在闡述上述觀點時，更不忘提醒說:「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3]馬克思想表達的是，他並非支持這種資本自由流通本身，而只是支持這樣的趨向下，物極必反所必然孕育出的反資本革命條件。可惜，Orange Nick先生顯然是不懂辯證法的，在他的理解裡，事物似乎是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也就只能對於資本全球化的趨勢發出焦慮的亂吼，而不能冷靜的分析從中求取根本的變革之道，對於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也產生了嚴重的誤讀和曲解，從而鬧出認為馬克思主張或支持｢資本全球主義｣的笑話。

庸俗變革理論的復活

也因為Orange Nick先生的思維是僵固、片面、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他對於那些不將台灣社會的諸問題簡單的歸諸於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不認為只要打倒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社會的諸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的人，竟都武斷的劃歸為國民黨的幫兇，無端的指責人家「去政治｣，以及未曾主張過的「以經濟依附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面對尋求另一種政治¾¾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本改造¾¾的左派，Orange Nick先生更直陳他的態度是「敵視｣的。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在167年前，那位因思想同樣片面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這些共產主義者進行誣衊而被馬、恩兩人相繼批判過的卡爾．海因岑(Karl  Heinzen)先生[4]。這位庸俗的理論家也因為不滿共產主義者不像自己一樣，簡單的將君主專制視為社會｢一切災難和貧困的禍首｣，並且更痛恨共產主義者把社會的生產關係當作比君主專制還要根本的問題，因而造謠共產主義者是與君主串通、共謀。正如同卡爾．海因岑對於當時已經遠離君主專制統治的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一樣存在著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的勞資階級對立的問題視而不見，從而簡單的以為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就能解決當時的問題；Orange Nick先生似乎對於沒有像台灣一樣存在著黨國餘制的歐美國家，現今同樣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和金權政治現象也一樣刻意忽視，因而同樣簡單的以為，只要打倒黨國餘制、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

另一方面，就像是卡爾．海因岑無視於當時的德意志地區，雖然仍存在著君主專制和封建的貴族地主階級，但是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壓力下的一系列改革，已使貴族地主階級開始轉型自身的莊園經濟、發展資本主義，從而導致貴族地主與新興資產階級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因而不能只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勢力，還要進行顛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才是根本； Orange Nick先生也同樣不顧台灣社會即便存在著國際強權的支配，有著中華民國這個由強權外鑠形成的政權架構，但早已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政制齊備的社會，其本土資產階級不但是在現狀佔統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受國際資本和黨國體制扶植起來的，因而毫無革命性，甚至是最具「買辦｣性格的社會群體的總總事實，竟在他的大論的文末，期望以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抽象而不知所指的「價值革命｣來作為解決當前台灣社會的根本問題。也許，愛爾蘭革命烈士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那句發人深省並最終預言成真的針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警告，也適合說給他聽罷:

如果你們明天就將英軍驅逐，並且在都柏林城堡之上升起綠旗，除非你們開始組織社會主義共和國，否則你們的努力都將會化為泡影。英格蘭依然會統治你們。她會通過她的資本家、她的地主、她的金融家，通過她在這個國家栽種的、用我們的母親們的淚水和烈士們的鮮血澆灌的全部工商業機構來實行統治。[5]

總之，在167年前已經被徹底清算過的庸俗理論，在167年後的今天，又重新以另一種的面目但相似的內涵於公共領域登場，實在不禁讓人感到莞爾和遺憾。

為了理論的澄清和運動方向的討論

本來，像這樣文意如此混亂，思維和論理如此片面、胡亂紮草人攻擊的文章，是沒有必要花時間批評和回應的，不過，由於長年受反共教育洗腦影響的台灣社會，仍有不少人對於馬克思存在著誤解，並且那種以為只要打倒黨國、再建立新國家就能解決一切的理論，也還算流行，因而批評帶有上述兩點特質的Orange Nick先生的文章，或許對於澄清可能存在的誤解，以及指出一些時下流行觀點的問題，甚至促進關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方向之討論應該也不無助益罷。

註:

[1]見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資產者和無產者〉，《共產黨宣言》，1848年。

[2]見卡爾．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

[3]出處同[2]。

[4]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卡爾．海因岑的批判，可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以及卡爾．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¾¾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 1847年。

[5]見詹姆斯．康諾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1897年。

堅決保衛富人利益的「共產黨」？——評論梁振英接受紐時專訪

李達逸

        香港特首梁振英十月二十一日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談話中指出若實行普選「如果完全是數字遊戲和數字代表的話，那麼顯然你會與那一半每月掙不到14000港幣（約合台幣54600）的香港市民談話」，「那你將會得到那種政治和政策」。

        被香港本土派以及台灣右翼獨派稱為「港共」的梁振英政權，如此汲汲營營為資本家發聲，似乎已經可以洗清「港共」的「汙名」。那麼「港共」的上司，「中共」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八月九日，中聯辦（中國政府駐香港代表機構）副主席殷曉靜表揚商界團體「團結積極參與反佔中活動」、「向社會傳達正能量」。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清大法學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之一的王振民在香港公開表示，「不能把提名委員會的參與成分無限擴大，否則無法顧及工商專業界的意見」、「提委會要考慮工商界的利益」。  與之唱和，香港資產階級紛紛發聲反對群眾爭取普選，包括著名的大資本家李嘉誠。

        誰都知道，從改革開放起，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最大推手之一。過去三十年間，香港資本家藉中國專制制度之力將中國工人的血汗轉成大把的鈔票，他們也早已了解到中共這個虛有其名的「共產黨」及其一黨專政制度是維繫自己利潤的最有力幫手。現在的香港七百萬人口中貧窮人口超過一百三十萬，貧困率近百分之二十，吉尼係數（評估所得不均的統計指標）高達0.537，甚至高於中國的官方數字0.473。而這個貧富嚴重不均、幾無民主權利、由財團和「共產黨」完全控制的經濟體在世界銀行編制的2013經商環境排名中，香港拿到了世界第二名。

將財富集中到資產階級手裡，剝奪窮人的參政權（甚至生存權），中國「共產黨」的「貢獻」毫不遜於港英殖民政府。

       我們不同意西方和台灣右傾自由派媒體努力將這場運動描繪成「愛好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民和萬惡共產黨的對決」，中國「共產黨」早就不是共產黨，經濟制度的差異也早已不是中國和西方衝突的核心，今天中國和西方的鬥爭只是這一群資產階級和那一群資產階級的利益之爭。香港人民的苦難不是來自於「共產主義」，而正是來自於由英國殖民統治所建立，由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揚光大的徹底的資本主義。我們更加不同意教條左翼拒絕面對中國政權的階級性質，呼籲「保衛中國現行體制」，否定群眾的自發性，把中國境內的群眾運動一概歸於外國勢力的「煽動」，始終不願承認爭取更多民主權利、爭取更多改良，推動階級鬥爭才是推進中國革命的方向。

        梁振英說，如果實行普選，政策將會傾向窮人。事實上在台灣、美國以及任何一個實行普選的國家，我們都沒有看到「政策傾向窮人」。相對於中國、香港的現行制度，普選確實是長足進步，但是我們很清楚僅僅是普選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看看台灣的黑金政治，日本的門閥政治以及韓國的財閥政治，普選帶來改變了嗎？世界最強盛的美國人平均餘命79.8歲，和哥斯大黎加相同，略高於古巴的79.4歲，低於黎巴嫩的80.5歲，美國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歐盟的青年失業率趨近25%，歐盟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當然沒有，選舉能帶來的只是些微的改良。真正要讓政策向窮人傾斜，唯一的方法是打碎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由勞動者控制、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作法絕不是在鍵盤前「破除群眾對資產階級民主普選的幻想」，而是參與群眾的民主鬥爭。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說過：「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鬥 。」

這就是我們對香港目前運動所採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