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西方突然開始支持各種庫德族團體對抗伊斯蘭國，那麼為何最大
FlorianWi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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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6日 星期一
庫德問題、庫德工人黨以及激進左翼的任務
近來西方突然開始支持各種庫德族團體對抗伊斯蘭國，那麼為何最大
FlorianWilde
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從貨物輸出到資本輸出─中國帝國化的道路
李達毅
半個世紀以前的1964年，越戰因東京灣事件而全面升級，中國準備介入。同時中國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獨力製造出了第一顆原子彈。半個世紀過去，曾經血戰美帝國主義的『人民解放軍』正在南蘇丹保衛中國的海外油田，中國資本家成了『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代表』。當年的『紅色中國』如今不再輸出革命，而是輸出資本。
依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078.4億美金，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達1160億美金，略小於外人直接投資1196億美金。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一月中對記者的回答，如果考量第三地融資再投資，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1999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走出去戰略』，歷經十五年，中國資本主義終於爬過了這條用本國工農的血和屍體所鋪成的『天堂路』，將資本的屠刀送往世界各地。資本輸出重要性的快速增長，體現出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位置的移動。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仍低於流入FDI存量，但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增速高達22%，2014年同比增長15.5%，中國資本輸出的成長趨勢已經無可質疑。
軍事上，中國重新開始挑起過去曾經被擱置的領土爭議，包括南麂列島基地、在南海爭議海域造島、修築軍機跑道以及鑽油等等。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海洋強國』之後，在2013及2014年都各有兩位數的大型軍艦下水。中國政權很清楚，一個沒有強硬的軍力與投射能力的國家無法保衛自己的海外利益，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帝國。另一方面，軍工產業也成為中國政權獲得國際影響力的籌碼，例如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南蘇丹的武器出口。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14年年報（統計前一年度）指出中國武器出口額排名全球第四，居於美、俄、德之後。
毫無疑問，中國的胡蘿蔔和棒子目前還不如美國大，但是在東亞也夠大了。中國極力推動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大有和美國分庭抗禮之勢，中國不再只是跟隨列強的遊戲規則，而是要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
然而『走出去』的中國資本和威武的軍備並不會雨露均霑地造福資本家腳底下的工資奴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官方統計，勞動爭議是2014年群體性事件的最大來源，『有紀錄的』勞動仲裁案件達52萬起，影響勞動者72萬人。根據非官方媒體『非新聞』紀錄，去年中國群體性事件達21278起，平均每日58起，粗估參與人數兩千萬人。
其中，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四月間台資寶成／裕元在東莞工廠所爆發的六萬人大罷工。資方長期違法將工人的社會保險高薪低報，又以各種卑鄙手段打壓工人，終於釀成了這次波瀾壯闊的工潮。中國政府期間的暴行清楚顯現了其與台灣資本家聯手壓迫中國勞動者的本質，毆打、拘捕、封鎖通訊等等毫不手軟。
此外由於沿海地區逐漸上升的勞動成本與中國政府『一帶一路』的口號，產業出現了往內陸與東南亞遷移的趨勢。因此，除了一般關於工資、工時的鬥爭以外，台灣勞動者毫不陌生的的關廠、遷廠鬥爭在沿海地區也漸漸多了起來。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國雖然在經濟上回穩，卻隱隱顯露出日益衰弱的性質。2014年初，烏克蘭右翼親歐盟勢力發動政變，造成俄羅斯與北約關係進入冷戰結束以來最低點。幾乎無力干預的歐巴馬政權，更在同一時期宣佈大規模裁軍，引起軍方大規模反彈。在美國默許下，日本在年中解禁集體自衛權，連續三年軍事預算增加，2015年更是創下歷史新高，大步邁向安倍政權的『正常化國家』。美國當然不致因此喪失東亞霸主的地位，但其同盟（讀作附庸）國自主性的提昇也顯示了美國不能也不願繼續獨力承擔東亞的大國角力。
2014年影響台灣最劇的318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近二十年來，匯集在中國『統一戰線』大旗下的除了極端中國民族主義者，就是受官僚資本主義吸引的台灣資本家。而另一個對台灣有重要影響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則是大力支持國民黨政權的親中路線，好從穩定的中台美產業鍊中繼續得利。無處可去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匯流，終於爆發了解嚴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
同樣地，香港的普選鬥爭也離不開這個基調。中國官方御用學者王振民對香港政治制度公開表態『要考慮工商界的利益』，香港特首梁振英對紐約時報表示政策不能傾向窮人的那一邊，以吸食中國勞動者血肉維生的香港資產階級更是紛紛跳出來反對群眾爭取普選。香港普選運動對無產階級的意義，由香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做了最好的解答。
新的帝國主義時代
冷戰時期，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自保，曾經短暫地停止彼此間的鬥爭，依偎在超級大國美國的霸權之下和蘇、中抗衡。過去二十年中俄對外國資本的投降，造成了所謂的『全球化時代』，然而中國走向資本淨輸出，代表著這樣的時代已經進入尾聲了。崛起的中國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存在經濟體制上的衝突，卻有市場與勢力範圍的的矛盾。失去了蘇聯、中國等畸形工人國家的外部威脅，資本尋求利潤的內在邏輯將會不可避免的挑戰其他帝國的勢力範圍，甚至帝國本身。興起的帝國要開疆闢土，墜落的帝國要負隅頑抗。
1914年是帝國主義大戰的開始，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夜。我們期待在新的帝國主義時代陰影之後，是新的革命年代的黎明。
圖片來源：
http://www.dw.de/%E5%85%B3%E4%BA%8E%E4%BA%9A%E6%8A%95%E8%A1%8C%E5%8C%97%E4%BA%AC%E9%97%AE%E5%8D%8E%E7%9B%9B%E9%A1%BF%E8%BF%98%E7%AD%89%E4%BB%80%E4%B9%88/a-18322595
2015年4月1日 星期三
2015年3月20日 星期五
2014年，台灣青年開始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年
懶河
這一年，發生了一場由青年帶頭衝鋒、而後社會力量湧入支持的，為期三周的抗議行動，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又稱太陽花學運)，社會上長久以來青年對於現狀不滿的憤懣與中產階級的憤怒，在國民黨吃相難看地把《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一而再再而三、欲強渡關山的多次挑撥下，意外地衝破了國會殿堂的大門，佔領了議事台，褫奪了人民於賦予代議士們的麥克風，長久以來的浪濤洶湧的社會不滿劇烈衝撞著代議體制的正當性。
自2013年6月21日，陸委會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社會上對於這項服務貿易協定的「黑箱性質」頗有疑義，這些疑義在學者方面，於7月29日由賴中強律師等人發起籌組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另外，在青年方面也招致了許多了抗議衝突行動，這些實踐行動在以魏揚等青年學生發起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此後，許多團體組織藉由參與服貿公聽會公開疾呼反對黑箱服貿的行動，希冀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
3月18日，由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自爆式的宣布服貿協議逕送院會的鴨霸作為，引爆了在外守候的社運團體的強烈不滿，因而衝破了立法院大門，佔據了議事台。一場原本只是反對黑箱服貿的異議行動，意外地打開了封閉已久的社會不滿高壓的閥門，「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口號被高掛在立法院外牆上，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一段的人行道牆上，被民眾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傳單與宣言，「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串聯口號也同步佔領了台灣青年的臉書封面，為了支持場內青年的佔領行動，許許多多社會各階層人士也響應了場內青年的號召來到立院外進行靜坐，形成一道道防止政府警察有機可趁破壞這場運動的人牆，而在這樣的不尋常的空間環境之下，社會底層的不滿也獲得了一定的組織化，埋下了日後「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可能。
由於佔領運動進展陷入停滯，激進派為了為運動另闢戰線，於323發動佔領行政院的突襲行動，雖然被政府優勢警力給血腥鎮壓了下來，但行動中脫離議場內菁英決策的自發抗爭行為，卻是真正具體展現了這場運動所賴以支持的社會能量所在─要求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台灣青年。這股力量在運動的後期，藉由多樣化的草根運動形式展現了出來，像是330五十萬人上凱道、411包圍中正一分局、甚至是更後期的428佔領忠孝西路反核抗爭。同樣是回應佔領運動陷入死水一攤的窘境，在410學生正式撤出立法院之前，部分青年學生們已經開始為退場後的組織化工作預先做了準備，由中南部大專院校組成的「民主黑潮學生聯盟」等團體在運動後期，已經開始發動「路過」不適任立委選區的罷免串聯行動，孕育出鄉民在網路上三天內自發募捐取得千萬元資金的「割闌委」行動，運動漸漸由體制外抗爭轉化為體制內改革。
佔領運動的退場，雖然以結果論而言並未達成當初「退回服貿」的訴求，但卻在抗爭過程中意外幫台灣社會積鬱已久的不滿開闢了短暫的政治空間，藉此許許多多的青年們獲得了橫向的組織串聯，在運動退場後，各式各樣的青年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以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三人為首的「島國前進」，延續著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公投法修正工作；由部分場內幹部與參與者組成的「民主鬥陣」，希冀落實「出關播種，遍地開花」，喚起人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獨派的力量在這場運動中也獲得了青年大幅度的關注與響應，像是運動退場後成立的「台左維新」、「福爾摩鯊會社」以及在運動中獲得高曝光率的「基進側翼」等青年政治革新團體，皆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主要政治訴求、高舉台灣民族主義旗幟的政治組織。
3月26日，統派團體勞權會與黃色工會前往經濟部要求「盡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高舉著中國民族主義大旗，鼓勵台灣勞動大眾與台資共同分享中國工人血汗的言論，是台灣統派團體面對要求改變政治現狀的台灣青年的冷漠回應。一方面，這些曾經為台灣工運做出偉大貢獻的左統政治團體，自我閹割了其普羅大眾優先的階級立場，無能回應台灣青年對於現狀的不滿，另一方面，盲目地高舉兩岸統一的民族立場，更是自我隔絕於原本已對中國獨裁政權抱有疑慮的台灣青年。佔領運動之後，統獨之爭已經不是台灣青年頭腦裡的大哉問，而是如何從當下立足之地，台灣，求索一條改變政治現狀、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道路
時勢造英雄，在青年大幅投入政治改革與中產階級厭惡藍綠兩黨政治的推波助瀾之下，標榜「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無黨籍柯文哲當選新科台北市長，也使得國民黨在全國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取得歷史性潰敗，政治板塊大幅擴張的民進黨所獲得的選票，並非意味人民支持民進黨曖昧不明的兩岸政治主張與財團利益關係，而是台灣社會在佔領運動之後大力地否決了國民黨的傾中、親財團路線的具體表態。在青年參政方面，「基進側翼」在地方公職選舉中推出了五名參選人，「福爾摩鯊會社」則是與台獨聯盟合作推出海選青年二十名投入地方里長選舉，後因醜聞退選的陳為廷則代表「島國前進」投入苗栗地方立委補選，另外在工會組織方面，高雄石油工會年底改選，也出現了六名青年候選人投入工會代表選舉、希冀掌握工會權力的努力。
1129政治板塊後劇烈錯動後，標榜中間偏左的「第三勢力」正方興未艾，其中代表之一是，在佔領運動前即已成立，在佔領運動之後取得正式社團登記的，以2016國會大選為目標的「公民組合」，然而在2015年初因內部意見不合，分裂為林峯正為首的「時代力量黨」與以范雲為首、後來傳出可能登記為「社民黨」的兩派人馬。處了籌組新政黨與國、民兩黨抗衡的嘗試以外，另一條路線則是反映在福爾摩沙會社社長劉敬文日前大動作號召青年加入民進黨的「開放民進黨行動」，希望將佔領運動掀起的青年政治革新浪潮帶入民進黨內，而社運人士王奕凱也表示日後將號召青年入黨，希冀與民進黨內的傾中派、保守派對抗。親中親財團的國民黨已被否決，然而以往被視為台獨旗手、然而政黨輪替上台後因執行右派政策而讓人民失望透頂的民進黨內部統獨、左右矛盾也正受到這股青年政治革新的激化，台灣政治的風向雞漸漸由空耗的統獨之爭轉向立足現實之上的左右之爭。
殘害台灣社會多年的底薪風暴，加上國共兩黨推動的兩岸資本合流貪婪的壓榨著兩岸工人勞動力，憤怒的台灣青年急欲找出一條活路，緊抓自己的命運，較為激進的青年們投入了像是苗栗大埔、華隆罷工、關廠工人抗議等社運活動，以往不被注意的台灣獨派社會主義革命家史明先生在佔領運動中受邀進立法院場內演講，「自己國家自己救」漸漸成為台灣激進青年普遍的共識，然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卻是存在著路線上的差異。八月，淡大學生蔡博藝以中國國籍身分參選學生會會長選舉的爭議事件，在一向政治光譜被歸類為左派的社運圈裡引爆爭論，而部分反對參選的獨派團體也被扣上了納粹法西斯的帽子，以妖西為代表持反對意見的一派認為，台灣的民主不夠成熟到讓敵對國家的人民參與選舉，而持支持意見的則有從人權、大學自治等觀點出發論述，社運圈與獨派其中的左右容貌意外地被蔡博藝事件這面「社運圈照妖鏡」給照映浮現。
這一年，發生了一場由青年帶頭衝鋒、而後社會力量湧入支持的，為期三周的抗議行動，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又稱太陽花學運)，社會上長久以來青年對於現狀不滿的憤懣與中產階級的憤怒，在國民黨吃相難看地把《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一而再再而三、欲強渡關山的多次挑撥下，意外地衝破了國會殿堂的大門，佔領了議事台，褫奪了人民於賦予代議士們的麥克風，長久以來的浪濤洶湧的社會不滿劇烈衝撞著代議體制的正當性。
反對黑箱服貿
自2013年6月21日，陸委會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社會上對於這項服務貿易協定的「黑箱性質」頗有疑義，這些疑義在學者方面，於7月29日由賴中強律師等人發起籌組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另外，在青年方面也招致了許多了抗議衝突行動，這些實踐行動在以魏揚等青年學生發起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獲得了具體組織化。此後，許多團體組織藉由參與服貿公聽會公開疾呼反對黑箱服貿的行動，希冀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
人民要做主
3月18日，由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自爆式的宣布服貿協議逕送院會的鴨霸作為，引爆了在外守候的社運團體的強烈不滿，因而衝破了立法院大門，佔據了議事台。一場原本只是反對黑箱服貿的異議行動，意外地打開了封閉已久的社會不滿高壓的閥門，「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口號被高掛在立法院外牆上，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一段的人行道牆上，被民眾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傳單與宣言，「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串聯口號也同步佔領了台灣青年的臉書封面，為了支持場內青年的佔領行動，許許多多社會各階層人士也響應了場內青年的號召來到立院外進行靜坐，形成一道道防止政府警察有機可趁破壞這場運動的人牆，而在這樣的不尋常的空間環境之下，社會底層的不滿也獲得了一定的組織化，埋下了日後「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可能。
要求改變現狀的巨大社會能量
由於佔領運動進展陷入停滯，激進派為了為運動另闢戰線，於323發動佔領行政院的突襲行動，雖然被政府優勢警力給血腥鎮壓了下來，但行動中脫離議場內菁英決策的自發抗爭行為，卻是真正具體展現了這場運動所賴以支持的社會能量所在─要求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台灣青年。這股力量在運動的後期，藉由多樣化的草根運動形式展現了出來，像是330五十萬人上凱道、411包圍中正一分局、甚至是更後期的428佔領忠孝西路反核抗爭。同樣是回應佔領運動陷入死水一攤的窘境，在410學生正式撤出立法院之前，部分青年學生們已經開始為退場後的組織化工作預先做了準備，由中南部大專院校組成的「民主黑潮學生聯盟」等團體在運動後期，已經開始發動「路過」不適任立委選區的罷免串聯行動，孕育出鄉民在網路上三天內自發募捐取得千萬元資金的「割闌委」行動，運動漸漸由體制外抗爭轉化為體制內改革。
百花齊放的青年政治改革運動
佔領運動的退場，雖然以結果論而言並未達成當初「退回服貿」的訴求，但卻在抗爭過程中意外幫台灣社會積鬱已久的不滿開闢了短暫的政治空間，藉此許許多多的青年們獲得了橫向的組織串聯，在運動退場後，各式各樣的青年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以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三人為首的「島國前進」，延續著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公投法修正工作；由部分場內幹部與參與者組成的「民主鬥陣」，希冀落實「出關播種，遍地開花」，喚起人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獨派的力量在這場運動中也獲得了青年大幅度的關注與響應，像是運動退場後成立的「台左維新」、「福爾摩鯊會社」以及在運動中獲得高曝光率的「基進側翼」等青年政治革新團體，皆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主要政治訴求、高舉台灣民族主義旗幟的政治組織。
台灣統派自我邊緣化
3月26日，統派團體勞權會與黃色工會前往經濟部要求「盡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高舉著中國民族主義大旗，鼓勵台灣勞動大眾與台資共同分享中國工人血汗的言論，是台灣統派團體面對要求改變政治現狀的台灣青年的冷漠回應。一方面，這些曾經為台灣工運做出偉大貢獻的左統政治團體，自我閹割了其普羅大眾優先的階級立場，無能回應台灣青年對於現狀的不滿，另一方面，盲目地高舉兩岸統一的民族立場，更是自我隔絕於原本已對中國獨裁政權抱有疑慮的台灣青年。佔領運動之後，統獨之爭已經不是台灣青年頭腦裡的大哉問，而是如何從當下立足之地，台灣，求索一條改變政治現狀、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道路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時勢造英雄，在青年大幅投入政治改革與中產階級厭惡藍綠兩黨政治的推波助瀾之下，標榜「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無黨籍柯文哲當選新科台北市長，也使得國民黨在全國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取得歷史性潰敗，政治板塊大幅擴張的民進黨所獲得的選票，並非意味人民支持民進黨曖昧不明的兩岸政治主張與財團利益關係，而是台灣社會在佔領運動之後大力地否決了國民黨的傾中、親財團路線的具體表態。在青年參政方面，「基進側翼」在地方公職選舉中推出了五名參選人，「福爾摩鯊會社」則是與台獨聯盟合作推出海選青年二十名投入地方里長選舉，後因醜聞退選的陳為廷則代表「島國前進」投入苗栗地方立委補選，另外在工會組織方面，高雄石油工會年底改選，也出現了六名青年候選人投入工會代表選舉、希冀掌握工會權力的努力。
自詡中間偏左的各色「第三勢力」
1129政治板塊後劇烈錯動後，標榜中間偏左的「第三勢力」正方興未艾，其中代表之一是，在佔領運動前即已成立，在佔領運動之後取得正式社團登記的，以2016國會大選為目標的「公民組合」，然而在2015年初因內部意見不合，分裂為林峯正為首的「時代力量黨」與以范雲為首、後來傳出可能登記為「社民黨」的兩派人馬。處了籌組新政黨與國、民兩黨抗衡的嘗試以外，另一條路線則是反映在福爾摩沙會社社長劉敬文日前大動作號召青年加入民進黨的「開放民進黨行動」，希望將佔領運動掀起的青年政治革新浪潮帶入民進黨內，而社運人士王奕凱也表示日後將號召青年入黨，希冀與民進黨內的傾中派、保守派對抗。親中親財團的國民黨已被否決，然而以往被視為台獨旗手、然而政黨輪替上台後因執行右派政策而讓人民失望透頂的民進黨內部統獨、左右矛盾也正受到這股青年政治革新的激化，台灣政治的風向雞漸漸由空耗的統獨之爭轉向立足現實之上的左右之爭。
左獨與右獨之爭成為主流
殘害台灣社會多年的底薪風暴，加上國共兩黨推動的兩岸資本合流貪婪的壓榨著兩岸工人勞動力，憤怒的台灣青年急欲找出一條活路，緊抓自己的命運，較為激進的青年們投入了像是苗栗大埔、華隆罷工、關廠工人抗議等社運活動，以往不被注意的台灣獨派社會主義革命家史明先生在佔領運動中受邀進立法院場內演講，「自己國家自己救」漸漸成為台灣激進青年普遍的共識，然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卻是存在著路線上的差異。八月，淡大學生蔡博藝以中國國籍身分參選學生會會長選舉的爭議事件，在一向政治光譜被歸類為左派的社運圈裡引爆爭論，而部分反對參選的獨派團體也被扣上了納粹法西斯的帽子，以妖西為代表持反對意見的一派認為，台灣的民主不夠成熟到讓敵對國家的人民參與選舉，而持支持意見的則有從人權、大學自治等觀點出發論述，社運圈與獨派其中的左右容貌意外地被蔡博藝事件這面「社運圈照妖鏡」給照映浮現。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粉碎核電 反對電業私有化
Frank Ng
本周六（３／１４）是一年一度的反核大遊行。在台灣，經過多年的努力與倡議，反對核能逐漸成為許多關心台灣土地的台灣人民所建立起的共識。然而，我們要怎麼反？沒有核能，我們要怎麼做？是大多數站出來反對核能的台灣人民，下一步要面對的問題。全力投入再生能源發展、向高耗電產業課徵能源稅都是我們該嚴肅考慮的方向
在多元的反核論述中，亦有許多人認為，核電之所以危險是因為核電是由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台電來經營，他們站出來反核的最根本原因是基於他們對台電的不信任。而那些為財團背書的政治人物們也紛紛藉機向民眾推銷私有化的毒餅。他們主張，一旦電力民營化（私有化），當前所有核安問題、國企虧損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當然這也是朝野內外的政客，追求電力私有化的最大公約數。執政黨認為電力私有化與財團私相授受的好處豐碩，因而支持私有化；反對黨抓準了人民對台電顢頇與虧損的憤怒，以私有化來換取選票。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前總統李登輝於２０１４年林義雄為反核絕食期間，所拋出的「區域均衡發展」觀點，其建議台電私有化，並應多分幾家民營電力公司經營的意見尤具影響力。
李登輝表示，台灣現在是一家電力公司台電控制了全台灣電力分配，「為何不給民間來做呢？」公營事業讓私人企業來處理，以財團法人若能分成五、六家電力公司，電費可以更省，電力能源供應也會更方便。他並認為可以參考日本鐵路私有化的案例。
這樣的想法不禁間接認同了核電某些條件下的正當性；也是在宣傳並加強國營企業私有化正當性的具體展現。
第一，貿然呼籲以不相干的鐵路來借鏡電力產業，是一種全然不負責任的言論。
第二，日本國家鐵路分割私有化亦是一個國家將獲利送給財團債務全民買單的愚蠢案例。
第三，號稱「要砍肥貓」的精簡人力政策，通常肥貓都砍不到，反而將大批實際勞動的基層員工送回家吃自己，沒被裁掉的負擔更重的工作量。
就以李登輝所說的「日本國有鐵路分割民營化」一例來說，在1987年中曾根康弘內閣為了減輕日本國鐵的債務，把日本國鐵拆分為6個地區性客運鐵路公司以及一家全國的貨運鐵路公司，實現私有化。日本國鐵分割民營化之初，累積赤字達到37兆1000億日圓。當中日本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負責償還25兆5000億日圓，剩下11兆6000億日圓由JR東日本、JR東海、JR西日本、JR貨物、新幹線鐵道保有機構（於1991年解散）分擔，預計經營將會困難的JR北海道、JR四國、JR九州則免除還債。
也就是說債務實際上最後還是丟給了國家，私有化後的客貨運鐵路公司只承擔了總債務的31%。它們拿走了全部營運權利，卻把總債務的69%扔給了日本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無債一身輕的民營鐵路財團又幾乎裁減了原本近一半的基層鐵路員工，當然可以厚顏無恥的說自己他們改善鐵路財務了。
但是承擔了總債務69%的國鐵清算事業團還債卻並不甚順利。清算事業團的土地資產帳面上雖然值14兆7300億日圓，但賣價預計卻只值7兆7000億日圓，這也使得整個計劃看來極為突兀。這其中涉及的圖利，你我都心知肚明，自然不必贅述。
另一方面，日本國鐵與JR被視為兩間獨立的公司，因此JR以沒有義務聘請原日本國鐵職員為藉口，故意不聘請國鐵工會（国鉄労働組合，簡稱「国労」）的成員，達到排除他們的目的。
當時「國勞」坐擁超過十萬名會員，為當時日本最大的工會，也是當時最有力的在野黨日本社會黨(日本社會民主黨的前身)的最大支持來源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的骨幹。國鐵分割民營化的批評者指出，該私有化過程中針對特定工會進行打壓，是「國家級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tice) 。
事實證明，私有化之後就連當初訴求最基本的債務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把國鐵民營化的理由和必要；又造成了大量勞工失業，引發新一波的社會問題。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私有化政策都不過是政客為圖私人財團與政黨利益的藉口，一切口號在私有化之後馬上就可以置之不理，讓財團把權利拿走，將責任丟還給國家。
以上只是就財政與勞工問題進行分析，但光就這兩點，一樣的悲劇難保不會發生在台灣人民身上。李登輝及其信徒信誓旦旦要借鏡的鐵路私有化尤為如此，我們還能期待電業私有化，對於民眾的荷包與勞動條件能有什麼好事發生嗎？何況，我們亦尚未探討到直接衝擊到人民的電力使用問題。
在前台灣勞工陣線代理秘書長張烽益的〈電業自由化的迷思〉一文中曾精闢指出 ：
１．台灣的兩大執政黨都一致地提倡「電業自由化」，雖然二者背後的政治考量卻完
全不一樣，但共同點是兩黨都中了「市場競爭」即代表「高效率」的市場 經濟迷藥，徹底忽略了電力供應的「公共性」與「非商品性」。
２．「電力」與「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無法儲存」的特性[註] ，光是這一點就 很難完全讓電力成為一個商品在市場上交易。因此民間電廠要蓋一定是先確定電力購買者固定時段有固定的購買量，這樣才不會不小心多發電而虧錢。因此台灣目前的新設立的民間電廠大都是蓋在工業區旁邊，準備提
供給這些用電大戶。 相對地，對於電力需求波動較大的民生用電而言，民間發電業者自然不 會去淌這個渾水，那就繼續交由台電去承擔這個缺電的政策責任吧。
３．發展電業自由化後，其電力的調度規則將成為一個相當難解的問題，因為如果電力供應充足有餘時，那到底是王永慶的麥寮
電廠要停，還是長億集團的電廠要停，或乾脆是台電的要停，這勢必將衍生成為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
４．如果電力市場自由化真的是萬靈丹，那麼也不會發生最先推動電業自由化的美國加州政府對解除電業管制抱持強烈的保留態度。加州的電業自由化造成了電價飆漲、經常跳電斷電、供電不足等問題，其問題根源是民間發電業者集體減少電力供給，造成缺電的
事實，然後在缺電發生時，在能源現貨市場以高價賣出，趁火打劫，賺 取暴利，並將成本轉嫁給消費大眾。
總之，電業私有化所可能帶來的衝擊，是有目共睹的。我們雖然反核，雖然必須對台電進行批評和檢討，但也不能不當心電業私有化的危險。
因此，綜合上述，我們在此提出5個訴求：
1.
全力投入再生能源發展。
2.
向經營高耗電產業之財團課徵能源稅。
3.
反對賤賣人民公共資產、短視近利、圖利財團的國營事業私有化政策。
4.
要求台電由全民監督、民主參與，主管職應負擔決策責任。
5.
支持電業相關員工，由下而上爭取勞動者決策權，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註:電力實際上是可以儲存的，只是儲存上有其困難性，且需求與供給還持續不斷地變動。因此管控機構與輸電系統要協調發電機組的調度，以符合整個輸電網預期的需求。
2015年3月11日 星期三
十年之際，一個德國左翼黨的分析
原文出處：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61
Cornelia Hildebrandt，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學者
左翼黨要爭取『一個沒有小孩會在貧困中長大，所有人都能在和平當中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尊嚴，社會安全，以及民主塑造的社會關係』，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們要求『一個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左翼黨在2011年的愛爾福特黨綱中所提出的路線。
這就牽涉到三個相連結的概念：首先，個人自由的概念，在所有人都能決定自己的生活以及團結的情況下，經由平等的社會參與來發展個人的人格。第二，將團結至於經濟之上，以及對自然的保護。第三，以解放的、轉型的過程來達成以上兩個目標，『資本的宰制將被民主的、社會的、生態的力量所克服，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會興起』。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會探討左翼黨所具有的潛力。
左翼黨在德國政黨政治中的位置
德國的政治版圖自2005年國會選舉以來有很大的改變。首先，是左翼黨這個遠比社民黨更左的全國性政黨的成立。第二，許多新的政黨也逐漸形成，例如德國海盜黨在2011和2012年都在邦議會選舉取得成功，雖然現在正逐漸被人遺忘。德國新選項（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2013年的國會選舉與席次擦肩而過，但在201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輕易取得席次，接著又在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邦的邦議會選舉取得席次。與此同時，雖然仍有變數，但自由黨（FDP）似乎已經要在政治舞台上下台一鞠躬。德國的政黨政治目前處於1950年代以來未曾出現的變動中，這個事實也指出了這個國家的社會衝突軸線正在面臨根本的改變。擁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支持歐洲、以及文化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在2013年選舉之後，在聯邦與地方層級都幾乎無足輕重。同時，我們看到德國新選項（AfD）這個保守的、疑歐的、極右翼政黨的猖獗興起。自2013黏起，他們在各級選舉都有成果，在過去三次的邦層級選舉取得了兩位數的成績。AfD進入議會並不只是對資產階級陣營（一般來說指梅克爾的保守派基民盟與基社盟加上自由黨）構成挑戰，而是對整個政治體制形成挑戰。在2013年的聯邦選舉，該黨成功從其他政黨手中吸引到兩百萬張選票，其中有超過三十四萬來自左翼黨的選民。這樣的現象也在2014年的邦議會選舉重現，一萬五千到兩萬個過去的左翼黨支持者轉向了AfD。這代表左翼黨在作為一個抗議政黨的效率上，輸給了它的右翼民粹主義競爭對手，逼得左翼黨也採取了類似的疑歐立場。我們可以說在社民黨的左邊成立了左翼黨這個新的黨，而現在同樣的事情正在保守派的右邊發生。
從左翼黨轉向AfD的通常包括兩個族群：那些想要藉由把票投給新的抗議政黨來顯示自己投了『度爛票』的選民，以及認為AfD的民粹主義右翼立場比較符合自己觀點的保守派。他們拒絕現代生活的方式經常包括對移民以及難民的敵意行為。部份正被向下流動所威脅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反對左翼黨所提出的重分配政策。在2014年五月的歐盟選舉，反對歐盟、取消歐元以及重新恢復德國馬克的訴求在保守派選民中非常熱門。特別是在2013的聯邦選舉，以及其後的2014歐盟選舉，『歐洲』這個面向在國內的政治討論以及政治體系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中的原因來自於歐洲的整合危機、社會危機以及那些被提出來卻造成廣泛不滿的解決方案。大部分德國人希望這個國家，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能夠過得更好，這也是為什麼在南歐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們選擇了梅克爾。然而，這個觀點也不是毫無爭議的。AfD以及部份民眾對基民盟的歐洲路線提出了根本的批評。而左翼黨則試著將它對歐盟機構以及危機處理方式的批判與社會以及民主的觀點連結起來－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的、民主的歐洲。然而他們在歐盟選舉中卻不像在聯盟選舉中那樣能有效率地動員選民：在2014年選舉得到7.5%的選票，和2009年的歐盟選舉得票率7.4%比起來可以說毫無進展。有鑑於選民的低投票率，左翼黨在全國範圍提出了上一年聯邦選舉所用的同樣訴求。也藉此迴避了歐洲危機和德國危機間任何概念上的連結，因為在德國這個所謂的危機得利者國家（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處理這樣的連結需要同等地審視德國的歐洲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關係。而這個辯論在AfD的歐盟選舉中則是某種程度上被拋棄了。
然而，在2013年的聯邦議會選舉，左翼黨贏得8.6%的選票，小於他們在2009年取得的絕佳成績。儘管如此，左翼黨還是略為領先綠黨，成為第三大黨以及擁有六十四席國會席次(相較於2009年的七十六席)的最強大的反對黨。左翼黨在歐洲議會有七席，參與歐洲聯合左派／北方綠色左派黨團，而在十六個邦議會中的十個佔有席次，共有160個議員。在圖林根邦最近的選舉，因為社民黨的衰弱（12.4%得票），左翼黨以28.6%取得了史上最佳的成績，也開啟了由左翼黨領導的紅紅綠（左翼黨、社民黨、綠黨）邦政府。然而這個聯合政府僅以一席取得多數，能否奏效仍然有待日後觀察。在布蘭登堡則是另一番局面，雖然得票率大幅下降（估計有十萬左翼黨選民未投票），他們還得以在社民黨領導下組成聯合政府。
另外，有超過四百個左翼黨成員在區議會及市議會等單位獲選擔任全職民意代表，而有超過六千五百個左翼黨及其左翼分支的成員在地區議會擔任無給職民意代表。
根據該黨的自我陳述，左翼黨是一個追求社會正義的黨，一個代表弱勢人民利益的黨，以及屬於每一個追求不一樣的、環保的、社會的、民主的社會形態的人（包括那些想要戰勝資本主義的人）。他在工人（13%，2013聯邦選舉下同）以及失業者（23%）中有高於平均的得票率，在白領和退休族群中則是約等於平均（均為8%）。而在自僱者中則是得到最少的支持，只有6%投給左翼黨。其中，男性選民又多於女性選民。即使東德政權已經瓦解了25年，我們還是能夠描繪出左翼黨在東德和西德的不同選民結構。雖然現在前西德的選民以些微差距佔了多數，但在2013聯邦選舉中平均得票率只有6.5%，小於2009年的8.6%。除了在不來梅、漢堡以及薩爾蘭這三個西部最小的邦，左翼黨都落後於綠黨，甚至自由黨，只領先海盜黨。東部的情況則是非常不同，左翼黨排名第二，平均得票21.6%，略小於2009年的26.4%，維持著其『群眾黨』（Volkspartei）的性質（在德國政治的語境中，群眾黨代表能夠廣泛吸引社會不同群體的黨）。而2014歐盟選舉的結果也是類似的，該黨在東德取得19.6%的選票，而在西德僅僅獲得5.3%。然而，一個重要差異是左翼黨在所有西部的邦都被新成立的AfD給超越。
東西部左翼黨選民最大的差異是年齡結構，這也是左翼黨一個嚴重的問題。2013年左翼黨在東部的選民中有27.5%屬於六十歲世代，在七十歲以上的族群則是佔了25%。這意味著有一半的選民都在60 歲以上，而45-59歲間的選民僅佔四分之一，45歲以下的選民只有23%。相對的，在西部左翼黨則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這個區間取得最佳的成績6.8%，而在超過七十歲的族群中成績最差，只有2.8%。很明顯地，東部地區的人口縮減正在威脅著左翼黨，尤其是將『他們的』黨視為社會正義以及東德利益代表的後動盪時代（1990）世代人口的減少。這些選民中許多都是支持東德政府的階層，而隨著德國統一以後，面臨了實際以及象徵意義上的『貶值』。
同樣的發展也可以從左翼黨的黨員結構中看出。該黨有63700名黨員，其中37%是女性，雖然在東部的支部的比例是43-45%，但西部的平均卻只有27% 。而隨著年輕、活躍的西部成員數量增多，這個過去的『東部黨』的語言和形象也開始改變。2005年，在左翼黨由舊東德黨和部份社民黨左派合併成立後不久，61000名黨員中有90%來自東部，而2013年這個數字降到60%。這代表著將近40%的成員現在來自前西德，或自認為非東德也非西德人。
左翼黨黨員的年齡結構也同樣是個問題。東部支部的平均年齡超過65歲，而西部則在五十歲左右。只有10%的黨員年齡在30歲以下，20%的黨員在30到50歲之間，40%超過六十五歲。這代表該黨面臨著急迫的發展黨和黨員的任務。在2009年和2012年之間，組織發展幾乎是被忽略的。權力鬥爭、對於黨的前景的爭論、黨作為反對黨的角色、群眾的黨或鬥爭的黨，這些讓左翼黨成為一個內部充滿爭議的團體，更讓其陷入領導危機。這個狀態直到愛爾福特綱領在2011年通過之後才結束，並且將黨重新穩定下來。忽視組織結構與發展的結果是明確的。自2009年開始，左翼黨一直非常不穩，尤其是在地方層級，他們沒有足夠的黨員可以參選那些他們能夠獲勝的席次。然而許多地區有結成跨黨派聯盟。考量到整個社會在地方和區域層級傾向傳統的政治參與，而左翼黨不管在東部還是西部都顯然不能實現自己『立基於社會』的自述，這顯然是重要的。
而關於68世代近來復甦的政治參與，必須和新的世代一樣，被視為積極公民參與的潛力，而且必須得到左翼黨的重視。因此，左翼黨必須繼續實踐他們2011年所提出的綱領，繼續提出正義、民主、社會環境的重建等議題，以及繼續在二十一世紀的條件下為自由而奮鬥。
這具體來說代表著什麼呢？2009年以前，『社會正義』的概念都被和反抗新自由主義勞動政策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然而，在歐盟危機的脈絡下，尤其是南歐國家的狀況，使得德國的執政聯盟把這些勞動政策解釋成德國之所以成功的理由之一。從而也就越來越難動員人民去反對這些政策。當然，也有成功的部份。雖然經過修改，但左翼黨提出的基本工資被執政聯盟所接受。而左翼黨提出的『勞動人生，不要延長』口號也在退休金改制中激起一些討論。
大部分的德國年輕人，就跟別的地方一樣，成長在『工作與生活本來就充滿了不穩定』的環境中。這代表『保衛福利國家』的訴求已經逐漸被新的世代視為不合時宜。但他們仍然更不認同那種促進社會分化的國家，以及憲法對於平等生活的解答。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並且將它們與社會、民主議題以及為了公共福利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現在是左翼黨一個最核心的挑戰。因此，在2014年八月的文件中，左翼黨對於其戰略取向提出了七個關鍵概念：一、社會財產重分配。二、擴大公共服務與公共建設。三、不能有人因為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而被社會排除，要以社會安全和自我決定來支持。四、發展民主、廢除特務（包含反對警察恐怖的鬥爭）。五、一個基於正義與社會生態重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六、基於團結的歐洲統合。七、新的多邊危機處理機制，廢除軍火出口。潛在的問題，尤其是最後一項，激起了左翼黨內對於伊斯蘭國的討論。儘管如此，該黨最後還是維持了其核心價值：反對德軍參與海外任務。在德國政府正在取消限軍政策的背景之下，左翼黨必須發展並且更新它的和平戰略。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必須學習以及利用邦層級的經驗。因此，在2014年的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左翼黨的工作不只是具體的訴求以及財政的鞏固，而是要設計一個跨世代的、民主的、包容的社會，避免任何人被排除在社會、民主以及政治參與之外。為了這些目標，左翼黨將會提出具體的政見，並且將人口轉型與老化納入考量。其中一個議題是邦內各區域『生活條件的平等權』，基礎交通建設、醫院、家庭醫師必須離每個公民的住家夠近，還有通訊設備、每個地區的學校、免費的日間托幼中心以及不排富的免費午餐。其中一部份的訴求在圖林根邦結成紅紅綠聯合政府時已經被提出過，如果左翼黨能在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五年後，讓博多拉美洛夫成為左翼黨第一個邦總理，那這會是非常好的事。
但這是否能在圖林根帶來一些有意義的改變還有待觀察。
New Politics
Footnotes
[1] Left Party, “Programme of the DIE LINKE Party: http://en.die-linke.de/die-linke/do...
[2] Left Party
[3] For more on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ft Party between the 2009 and 2013 elections, see the author’s “An Inside Look at ‘DIE LINKE’“ (October 2012).: http://www.rosalux-nyc.org/germanys...
[4] DIE LINKE: Motor für eine soziale und ökologische Gerechtigkeitswende [The Left Party: The Engine of the Turn toward Soci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 Position paper of August 25, 2014 (German only), (accessed 8/26/14) [Given link does not work)
[5] For electoral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left at the European level, see Hildebrandt and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2009); and Daiber, Hildebrandt, and Striethorst,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2011).
Cornelia Hildebrandt
Cornelia Hildebrandt works at the Rosa Luxemburg Stiftung’s 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Analysis in Berlin. Her focus is on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ornelia Hildebrandt，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學者
左翼黨要爭取『一個沒有小孩會在貧困中長大，所有人都能在和平當中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尊嚴，社會安全，以及民主塑造的社會關係』，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們要求『一個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左翼黨在2011年的愛爾福特黨綱中所提出的路線。
這就牽涉到三個相連結的概念：首先，個人自由的概念，在所有人都能決定自己的生活以及團結的情況下，經由平等的社會參與來發展個人的人格。第二，將團結至於經濟之上，以及對自然的保護。第三，以解放的、轉型的過程來達成以上兩個目標，『資本的宰制將被民主的、社會的、生態的力量所克服，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會興起』。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會探討左翼黨所具有的潛力。
左翼黨在德國政黨政治中的位置
德國的政治版圖自2005年國會選舉以來有很大的改變。首先，是左翼黨這個遠比社民黨更左的全國性政黨的成立。第二，許多新的政黨也逐漸形成，例如德國海盜黨在2011和2012年都在邦議會選舉取得成功，雖然現在正逐漸被人遺忘。德國新選項（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2013年的國會選舉與席次擦肩而過，但在201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輕易取得席次，接著又在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邦的邦議會選舉取得席次。與此同時，雖然仍有變數，但自由黨（FDP）似乎已經要在政治舞台上下台一鞠躬。德國的政黨政治目前處於1950年代以來未曾出現的變動中，這個事實也指出了這個國家的社會衝突軸線正在面臨根本的改變。擁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支持歐洲、以及文化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在2013年選舉之後，在聯邦與地方層級都幾乎無足輕重。同時，我們看到德國新選項（AfD）這個保守的、疑歐的、極右翼政黨的猖獗興起。自2013黏起，他們在各級選舉都有成果，在過去三次的邦層級選舉取得了兩位數的成績。AfD進入議會並不只是對資產階級陣營（一般來說指梅克爾的保守派基民盟與基社盟加上自由黨）構成挑戰，而是對整個政治體制形成挑戰。在2013年的聯邦選舉，該黨成功從其他政黨手中吸引到兩百萬張選票，其中有超過三十四萬來自左翼黨的選民。這樣的現象也在2014年的邦議會選舉重現，一萬五千到兩萬個過去的左翼黨支持者轉向了AfD。這代表左翼黨在作為一個抗議政黨的效率上，輸給了它的右翼民粹主義競爭對手，逼得左翼黨也採取了類似的疑歐立場。我們可以說在社民黨的左邊成立了左翼黨這個新的黨，而現在同樣的事情正在保守派的右邊發生。
從左翼黨轉向AfD的通常包括兩個族群：那些想要藉由把票投給新的抗議政黨來顯示自己投了『度爛票』的選民，以及認為AfD的民粹主義右翼立場比較符合自己觀點的保守派。他們拒絕現代生活的方式經常包括對移民以及難民的敵意行為。部份正被向下流動所威脅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反對左翼黨所提出的重分配政策。在2014年五月的歐盟選舉，反對歐盟、取消歐元以及重新恢復德國馬克的訴求在保守派選民中非常熱門。特別是在2013的聯邦選舉，以及其後的2014歐盟選舉，『歐洲』這個面向在國內的政治討論以及政治體系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中的原因來自於歐洲的整合危機、社會危機以及那些被提出來卻造成廣泛不滿的解決方案。大部分德國人希望這個國家，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能夠過得更好，這也是為什麼在南歐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們選擇了梅克爾。然而，這個觀點也不是毫無爭議的。AfD以及部份民眾對基民盟的歐洲路線提出了根本的批評。而左翼黨則試著將它對歐盟機構以及危機處理方式的批判與社會以及民主的觀點連結起來－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的、民主的歐洲。然而他們在歐盟選舉中卻不像在聯盟選舉中那樣能有效率地動員選民：在2014年選舉得到7.5%的選票，和2009年的歐盟選舉得票率7.4%比起來可以說毫無進展。有鑑於選民的低投票率，左翼黨在全國範圍提出了上一年聯邦選舉所用的同樣訴求。也藉此迴避了歐洲危機和德國危機間任何概念上的連結，因為在德國這個所謂的危機得利者國家（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處理這樣的連結需要同等地審視德國的歐洲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關係。而這個辯論在AfD的歐盟選舉中則是某種程度上被拋棄了。
然而，在2013年的聯邦議會選舉，左翼黨贏得8.6%的選票，小於他們在2009年取得的絕佳成績。儘管如此，左翼黨還是略為領先綠黨，成為第三大黨以及擁有六十四席國會席次(相較於2009年的七十六席)的最強大的反對黨。左翼黨在歐洲議會有七席，參與歐洲聯合左派／北方綠色左派黨團，而在十六個邦議會中的十個佔有席次，共有160個議員。在圖林根邦最近的選舉，因為社民黨的衰弱（12.4%得票），左翼黨以28.6%取得了史上最佳的成績，也開啟了由左翼黨領導的紅紅綠（左翼黨、社民黨、綠黨）邦政府。然而這個聯合政府僅以一席取得多數，能否奏效仍然有待日後觀察。在布蘭登堡則是另一番局面，雖然得票率大幅下降（估計有十萬左翼黨選民未投票），他們還得以在社民黨領導下組成聯合政府。
另外，有超過四百個左翼黨成員在區議會及市議會等單位獲選擔任全職民意代表，而有超過六千五百個左翼黨及其左翼分支的成員在地區議會擔任無給職民意代表。
根據該黨的自我陳述，左翼黨是一個追求社會正義的黨，一個代表弱勢人民利益的黨，以及屬於每一個追求不一樣的、環保的、社會的、民主的社會形態的人（包括那些想要戰勝資本主義的人）。他在工人（13%，2013聯邦選舉下同）以及失業者（23%）中有高於平均的得票率，在白領和退休族群中則是約等於平均（均為8%）。而在自僱者中則是得到最少的支持，只有6%投給左翼黨。其中，男性選民又多於女性選民。即使東德政權已經瓦解了25年，我們還是能夠描繪出左翼黨在東德和西德的不同選民結構。雖然現在前西德的選民以些微差距佔了多數，但在2013聯邦選舉中平均得票率只有6.5%，小於2009年的8.6%。除了在不來梅、漢堡以及薩爾蘭這三個西部最小的邦，左翼黨都落後於綠黨，甚至自由黨，只領先海盜黨。東部的情況則是非常不同，左翼黨排名第二，平均得票21.6%，略小於2009年的26.4%，維持著其『群眾黨』（Volkspartei）的性質（在德國政治的語境中，群眾黨代表能夠廣泛吸引社會不同群體的黨）。而2014歐盟選舉的結果也是類似的，該黨在東德取得19.6%的選票，而在西德僅僅獲得5.3%。然而，一個重要差異是左翼黨在所有西部的邦都被新成立的AfD給超越。
東西部左翼黨選民最大的差異是年齡結構，這也是左翼黨一個嚴重的問題。2013年左翼黨在東部的選民中有27.5%屬於六十歲世代，在七十歲以上的族群則是佔了25%。這意味著有一半的選民都在60 歲以上，而45-59歲間的選民僅佔四分之一，45歲以下的選民只有23%。相對的，在西部左翼黨則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這個區間取得最佳的成績6.8%，而在超過七十歲的族群中成績最差，只有2.8%。很明顯地，東部地區的人口縮減正在威脅著左翼黨，尤其是將『他們的』黨視為社會正義以及東德利益代表的後動盪時代（1990）世代人口的減少。這些選民中許多都是支持東德政府的階層，而隨著德國統一以後，面臨了實際以及象徵意義上的『貶值』。
同樣的發展也可以從左翼黨的黨員結構中看出。該黨有63700名黨員，其中37%是女性，雖然在東部的支部的比例是43-45%，但西部的平均卻只有27% 。而隨著年輕、活躍的西部成員數量增多，這個過去的『東部黨』的語言和形象也開始改變。2005年，在左翼黨由舊東德黨和部份社民黨左派合併成立後不久，61000名黨員中有90%來自東部，而2013年這個數字降到60%。這代表著將近40%的成員現在來自前西德，或自認為非東德也非西德人。
左翼黨黨員的年齡結構也同樣是個問題。東部支部的平均年齡超過65歲，而西部則在五十歲左右。只有10%的黨員年齡在30歲以下，20%的黨員在30到50歲之間，40%超過六十五歲。這代表該黨面臨著急迫的發展黨和黨員的任務。在2009年和2012年之間，組織發展幾乎是被忽略的。權力鬥爭、對於黨的前景的爭論、黨作為反對黨的角色、群眾的黨或鬥爭的黨，這些讓左翼黨成為一個內部充滿爭議的團體，更讓其陷入領導危機。這個狀態直到愛爾福特綱領在2011年通過之後才結束，並且將黨重新穩定下來。忽視組織結構與發展的結果是明確的。自2009年開始，左翼黨一直非常不穩，尤其是在地方層級，他們沒有足夠的黨員可以參選那些他們能夠獲勝的席次。然而許多地區有結成跨黨派聯盟。考量到整個社會在地方和區域層級傾向傳統的政治參與，而左翼黨不管在東部還是西部都顯然不能實現自己『立基於社會』的自述，這顯然是重要的。
而關於68世代近來復甦的政治參與，必須和新的世代一樣，被視為積極公民參與的潛力，而且必須得到左翼黨的重視。因此，左翼黨必須繼續實踐他們2011年所提出的綱領，繼續提出正義、民主、社會環境的重建等議題，以及繼續在二十一世紀的條件下為自由而奮鬥。
這具體來說代表著什麼呢？2009年以前，『社會正義』的概念都被和反抗新自由主義勞動政策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然而，在歐盟危機的脈絡下，尤其是南歐國家的狀況，使得德國的執政聯盟把這些勞動政策解釋成德國之所以成功的理由之一。從而也就越來越難動員人民去反對這些政策。當然，也有成功的部份。雖然經過修改，但左翼黨提出的基本工資被執政聯盟所接受。而左翼黨提出的『勞動人生，不要延長』口號也在退休金改制中激起一些討論。
大部分的德國年輕人，就跟別的地方一樣，成長在『工作與生活本來就充滿了不穩定』的環境中。這代表『保衛福利國家』的訴求已經逐漸被新的世代視為不合時宜。但他們仍然更不認同那種促進社會分化的國家，以及憲法對於平等生活的解答。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並且將它們與社會、民主議題以及為了公共福利的鬥爭連結在一起，現在是左翼黨一個最核心的挑戰。因此，在2014年八月的文件中，左翼黨對於其戰略取向提出了七個關鍵概念：一、社會財產重分配。二、擴大公共服務與公共建設。三、不能有人因為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而被社會排除，要以社會安全和自我決定來支持。四、發展民主、廢除特務（包含反對警察恐怖的鬥爭）。五、一個基於正義與社會生態重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六、基於團結的歐洲統合。七、新的多邊危機處理機制，廢除軍火出口。潛在的問題，尤其是最後一項，激起了左翼黨內對於伊斯蘭國的討論。儘管如此，該黨最後還是維持了其核心價值：反對德軍參與海外任務。在德國政府正在取消限軍政策的背景之下，左翼黨必須發展並且更新它的和平戰略。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必須學習以及利用邦層級的經驗。因此，在2014年的布蘭登堡、薩克森與圖林根，左翼黨的工作不只是具體的訴求以及財政的鞏固，而是要設計一個跨世代的、民主的、包容的社會，避免任何人被排除在社會、民主以及政治參與之外。為了這些目標，左翼黨將會提出具體的政見，並且將人口轉型與老化納入考量。其中一個議題是邦內各區域『生活條件的平等權』，基礎交通建設、醫院、家庭醫師必須離每個公民的住家夠近，還有通訊設備、每個地區的學校、免費的日間托幼中心以及不排富的免費午餐。其中一部份的訴求在圖林根邦結成紅紅綠聯合政府時已經被提出過，如果左翼黨能在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五年後，讓博多拉美洛夫成為左翼黨第一個邦總理，那這會是非常好的事。
但這是否能在圖林根帶來一些有意義的改變還有待觀察。
New Politics
Footnotes
[1] Left Party, “Programme of the DIE LINKE Party: http://en.die-linke.de/die-linke/do...
[2] Left Party
[3] For more on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ft Party between the 2009 and 2013 elections, see the author’s “An Inside Look at ‘DIE LINKE’“ (October 2012).: http://www.rosalux-nyc.org/germanys...
[4] DIE LINKE: Motor für eine soziale und ökologische Gerechtigkeitswende [The Left Party: The Engine of the Turn toward Soci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 Position paper of August 25, 2014 (German only), (accessed 8/26/14) [Given link does not work)
[5] For electoral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left at the European level, see Hildebrandt and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2009); and Daiber, Hildebrandt, and Striethorst,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2011).
Cornelia Hildebrandt
Cornelia Hildebrandt works at the Rosa Luxemburg Stiftung’s 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Analysis in Berlin. Her focus is on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2014年12月27日 星期六
是改革還是分贓?——關於國營事業私有化
懶河、逸濤
自全面放任市場邏輯的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藉著全球面臨停滯性通膨的危機而崛起以來，將公營事業拋售給私人企業的「私有化」成為一股浪潮，造成了不少的災難，尤其是為基本民生服務的事業，在「私有化」回歸「市場機制」後，往往利潤至上，不但費用調漲、造成大量基層員工被裁員，為了降低成本進而降低安全支出與偷工減料更是常有的事，因而飽受批判和檢討。
在台灣，「私有化」則有其看似公平正義的訴求脈絡，然而在實際上也同樣存在著問題。
台灣的國營企業，主要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在日本殖民經濟體制下發展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局及由各石油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而成。解嚴以前，為了壓制工人運動，國民黨當局設置了產業黨部，依行業別設置支黨部，下依廠區設置區黨部，下再分設小組，在地方各廠竭力培植親國民黨工人，進行人事安插、派系分贓與選舉動員；並且在軍警特務的滲透監管下，國營事業實為任國民黨予取予求的「黨營事業」。因此，解嚴後民主化浪潮高漲，隧有旨在「解構黨國資本」，以「民營化」為名，將國營事業「私有化」的呼聲和風潮。然而，最終這個「民營化」的實際推行，卻是國民黨在必須進行政權民主化的局勢下所推動，其目的是為確保自身政治地位鞏固，以國營事業的龐大資產來換取本土財團與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也就是透過賤賣國營事業資產給資本家、金牛以換取其政治同盟。 2000年後政黨輪替，民進黨也為了追求政治同盟，將公股銀行釋股民營化，這同樣是政商赤裸裸的利益分贓。
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了所謂的民營化本質並非「人民經營」而是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私相收授的財團化，資本額龐大的「私有化」釋股過程是只有資本家才能玩得起的遊戲，「私有化」過程中，許多辛苦大半輩子的國營基層員工們被迫離職，而僥倖留存的人在資本家逐利的鞭子下，背負著更多的工作量，面臨惡劣的勞動環境。所謂「私有化」與市場自由化會為人們帶來更加便宜與優質的服務，最終也被證明只是華麗詞藻掩飾下的騙局。
基於上訴理由，讓我們一起堅決反對「私有化」吧！尤其是在近來官方和媒體又在以「改革」之名炒作和推動「民營化」之際。國營事業的「改革」絕不在將其納入財閥私人口袋，只有擴大民主參與，譬如鼓勵民眾組成監督小組定期進入國企工廠內監察、讓全國各地的工人小組與監督小組成立基層工人聯盟進行全國用油與電力資源分配的討論，讓國營事業由普羅大眾共同管理和監督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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