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棻
眾說紛紜的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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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刻劃227緝菸血案場面 |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從日本殖民復歸中國統轄一年多的某個傍晚，6名「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與4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過程中毆傷因家境困難而販私菸營生的寡婦林江邁，因而引發警民衝突。衝突間，查緝員又開槍誤殺圍觀市民陳文溪，且在隨後尋求憲警庇護，導致激憤的民眾先後包圍警察總局和台北憲兵隊，並於28日上午衝入專賣局台北分局、專賣局局長公館，痛毆職員、搗毀用具、焚燒專賣物資。下午，群眾以鑼鼓為前導，沿台北車站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要求懲兇，未料遭受公署衛兵開槍掃射，造成數人死傷，部分悲憤的民眾於是佔領現被稱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中山公園的廣播電台，向全台報告台北發生的慘案，從而引爆了蔓延全台、被稱作「二二八事件」的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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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前的抗議群眾 |
即使事件至今已經超過半世紀，台灣也早已走過軍事戒嚴的禁忌年代，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卻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分歧。對事件持肯定評價的論者，有人將它視為一場被鎮壓的和平改革，也有人將它視為寡不敵眾的武裝革命，持否定論的，則有「反民逼官」、「共黨陰謀」、「皇民與地痞暴動」等等詮釋論調，另外也不乏「中國侵佔台灣、屠殺台灣人」這樣的悲情敘事，主流民眾的理解，恐怕則多是省籍/族群衝突。
事實上，將「二二八事件」理解為單純的和平改革和全然的武裝革命都過於片面，將失敗歸因寡不敵眾也過於簡便，而僅僅解釋為省籍/族群間的衝突，無疑十分膚淺，「中國侵佔屠殺說」更是過於簡化的事後詮解，至於「反民逼官」、「共黨陰謀」、「皇民與地痞暴動」則更等而下之，不過是延續當年主政者推卸之詞。
那麼，我們究竟要如何理解「二二八事件」呢？
熱望「出頭天」的人民遇上極端腐敗的「尋租」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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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自發性的列隊歡迎國軍入台 |
要理解「二二八事件」，不能不先認識台灣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面臨的情勢。
日本50年殖民統治引入的現代社會秩序和外來統治下的差別待遇，一方面養成了台灣民眾守時、法治、公德心等處事慣習，另一方面則讓台人積累了對於「翻身出頭天」─民主自治、追求平等地位的強烈渴盼。
戰後中國對台灣的接管，既被賦予和宣傳為「光復」的意涵，更是讓台灣民眾對於新時代有著當家作主、社會全面解放的熱望。無論是民眾自發性的列隊歡迎國軍入台，或是自發的學習「國語」和「國歌」，積極的認識三民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瀰漫全島各地的「祖國熱」，正是反映了台人前述的心理狀態，同時也顯示當時的台灣民眾，普遍視中國接管等同於回歸自己的國家，而非外國佔領。
雖然就當時的國際法而言，中日和約尚未締結，中國只是代表盟軍接管，主權仍尚未移交。
然而，此時統治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卻是與台灣民眾的想像有著極大的落差。它是備受當時中國社會廣大平民百姓厭棄的支配階級─大地主、買辦資本家、裙帶資產者在政治上的總代表，極度腐敗、橫暴，除了積極「尋租」，鮮少給予社會建設。戰後國民黨政權的接收團隊，在進入中國本土沿海的前淪陷區，更是充斥貪汙、侵佔、任人唯親、動輒誣人為漢奸的惡劣作風，早就被批評為「劫收」，當時更流傳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說法，於各處激起陣陣民怨和抗爭。由於台灣民眾的期望與歸屬的政權性質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也就註定了戰後初期台灣社會迎向不可避免的悲劇。
對於戰後惡政的總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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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陳儀 |
戰後初期，國民黨接收團隊基於方便，於台灣建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制度，基本上是承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總督府體制。行政長官陳儀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宛如殖民時代的日本總督，而接收大員帶著與日本多年對抗下積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於前淪陷地區民眾的歧視，動輒指責文化上受日本影響的台灣人「被奴化」，讓熱切擁抱「祖國」的台灣人頗感受傷，再加上現實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皆由外地人壟斷，更使台人覺得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並未改變。
以行政長官轄下9個處的18位正副處長來說，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人，17位地方縣市長中，僅有4位台籍人士，且均是具有旅居中國本土、與國民黨有關係淵源的所謂「半山」人士。另外，根據1946年11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灣人僅占0.82%；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灣人也只占6.63%。甚至在這些極少數的台籍文官當中，依舊是由「半山」為主。
不過在政治上更令台灣人難以接受的，還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即十分習慣的任人唯親、貪汙腐敗作風。知名的案例，像是台北縣長陸桂祥將原縣府職員免職，安插200多名自己人，並且隨意變賣日方物資，得款一億多元；貿易局長于百溪隱匿變賣接收的日方物資，得款數千萬元；專賣局長任維鈞侵吞鴉片70公斤，私運香港變賣獲利，並推說鴉片是被白蟻吃掉等等，不勝枚舉。單《民報》一家報紙的報導來說，從國府接管臺灣至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短短一年多時間，與貪污案件相關的報導就有50件，若再加上其他媒體報導以及未曝光者，則更不知其數。
除了在政治上延續日本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並且帶來於中國本土慣常行使的惡劣作風，國民黨接收團隊在經濟上的作為更是只有破壞毫無建設。陳儀團隊接管臺灣以後，採取全面性的統制經濟，將日本人所留下來的237家公司企業，600多個單位，全被納入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室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但由於相關主事人員貪求利益，工廠的原料、燃料、設備，往往都被運走變賣到投機市場，導致工廠不是開不了工，就是開工了反而虧本，許多公營企業不但無法自給自足，還要向銀行貸款，而貸款的增加，又迫使銀行印製鈔票因應，造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因此又再增加公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由於接收團隊的經濟舉措既壓抑台灣的本地商人，又沒能恢復經濟生產，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失業潮，尤其戰後20萬的前台籍日本兵返台後，遲遲無法復員就業，更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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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刃峰，（為了米），描繪228前夕台灣米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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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台灣糧食的供應都十分充足，從未發生糧荒。即使日本殖民時代，米糧大量輸往日本，但是仍舊保障島內的基本需求，縱然在戰爭時期，糧食也有配給制度維持一定的民生供給。然而，戰後國民黨政權接管後，接收大員不是將島內儲糧運往內陸變賣牟利，就是用以應付國共內戰的軍需，因此，米、糖等物資被大量運走、強購，竟造成了台灣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米荒」、糖價飆漲等民不聊生的困局。
而最最令習於現代社會秩序的台灣人震驚的，莫過於是來台國軍敗壞的軍紀。許多軍人往往乘車和看戲不買票、買東西不給錢，甚至動輒開槍示威、結夥搶劫，將電話線、消防栓、交通號誌等公共設施拆除變賣者更是大有人在，因而也引發最多的治安問題和民怨紛爭。
正是前述這些政治、經濟、社會面向的惡政和亂象，而不是任何野心、陰謀人士的策動，讓台灣民眾與來台的統治集團的矛盾，在戰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以空前急速且大量的方式累積，從而通過1947年2月27日和28日的血案徹底引爆。
中國詩人臧克家於該年3月發表在《文匯報》的詩作〈表現──有感於臺灣二二八事變〉，可說恰如其分的反映當時台人的心聲：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準革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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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烟，（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刻劃228人民起義 |
由於國民黨接管這一年多來，權位皆由來自中國本土的外地人把持，貪贓枉法的大員、行為脫序的軍人也均是來自中國本土，因而在血案爆發後，不少群眾將怨憤轉嫁給這群來台的外地人。從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掃射至3月4日，全台各地除了出現群眾蜂起攻佔官署、派出所、軍營、軍械庫、軍事要地的情況，更出現了針對外省中國人無差別襲擊的現象，造成不少無辜外地人的傷亡。
但是面對亂局，各地台籍仕紳、知識份子很快就組織起「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應對，一方面向陳儀當局提出血案善後與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則致力恢復秩序，而各地高中、大學的青年學子也紛紛自發性的站出來組織學生隊、青年團，維護治安。因此這種排外性質、族群衝突的攻擊很快就獲得控制和平息，事態因而朝向具積極意義的政治革新方向轉變。
至此，全台局勢幾已進入政治革命狀態，除了台北市、彰化市、高雄縣(轄域涵蓋今屏東縣)、台東縣等首長本身就主動與處理委員會配合，基隆市、新竹市、高雄市、花蓮市、澎湖縣因有較為強勢的地方駐軍作後盾，尚掌握在原執政團隊手中，其餘地方政府，如台北縣(以今新北、宜蘭地區為轄域)、新竹縣(以今桃竹苗地區為轄域)、台中縣市(以今中彰投地區為轄域)、嘉義市、台南縣市(以今雲嘉南地區為轄域)、屏東市均被民眾接管。
改革或革命：兩條路線的浮現
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情形
只是，就算局勢已發展到準革命階段，作為領導角色的處理委員會政治菁英事實上並未有相應的革命覺悟，他們的政治判斷仍遠遠弱後於群眾的腳步。即使他們提出了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過於激進、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高度民主自治要求─長官公署各處處長超過半數應由台人擔任、公營事業歸台人負責、縣市長民選，後期還加上駐台軍隊由台人徵集擔當、警察機關首長由台人擔任、地方法院院長和首席檢察官全數由台人充任等條件─他們努力尋求的仍是體制內的解決之道，寄望當局應允、實行大幅度的政治調整。對他們來說，在事變中蜂起的大眾只是一種向政權施加壓力的工具，而非爭取甚至是保衛權利的決定性力量。
謝雪紅 陳篡地 張志忠
當時唯一有革命意識的，要屬於本來就想望著革命的原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共產黨黨員及其同路人，還有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地下工作者。然而，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共黨組織的擴張十分緩慢，全台正式黨員僅有70餘人，事變之初的蜂起群眾成份複雜，更完全不是這批社會主義者所能掌控，雖然他們還是很快的成為中南部武裝力量的主導者─在中部地區，以取得「二七部隊」領導權的前台共領導人謝雪紅為代表，在雲嘉南地區的武裝隊伍，則分別由前日共成員陳篡地、前農民組合參與者許分、李媽兜負責，而他們都各自與中共派駐來台發展武裝工作的台籍幹部張志忠有所聯繫。但是，這些武裝隊伍，雖偶有相互支援之舉，主要仍分散集中於各自控制的市區，並未嘗試擴展至鄰近鄉村，因此實際控制的範圍並不大。至於其他地區的自發性武裝，由於缺乏組織、指揮人才的領導，則泰半是憑藉血性和義憤行事，轉瞬消散的烏合之眾。
可以說，整個「二二八事件」在民眾自發性起義後，一直缺乏決定性的力量協助革命的推進，民間的意見領袖大多對於當時已極度腐朽的國府體制有著不切實際的改良想像，革命武裝在初步大捷後，也未能把握時機擴大戰果，於周邊鄉鎮、村里建立廣泛的根據地，因而也就免不了讓這次的抗爭，成為一場流產的民主革命。
國軍的反擊與各地的鎮壓情況
1947年3月6日，就在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電請南京中央派兵增援，另一方面透過廣播假意表示接受處委會提出之改革方案的這一天，國民黨軍隊的反擊和鎮壓，已經率先從高雄市展開。
由於駐有重兵，加上市長黃仲圖本身願意與各界協商，事變以來，高雄市雖軍民、警民衝突不斷，但行政機關並未被接管。為了使軍方停止砲擊、掃射、封鎖市區，3月6日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領袖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7名代表，在處委員會推派下，前往位於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交涉，未料卻遭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扣押監禁，隨後軍隊兵分三路下山攻擊高雄市政府，以及民眾佔領的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既鎮壓武裝群眾，也對於市府開會的處委會成員、無辜民眾進行無差別濫殺。而遭扣押的代表僅黃仲圖、彭清靠、李佛續遭釋放，其餘也在稍晚遭處決。
3月7日，得知中央軍隊將至的陳儀，斷然拒絕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這時王添灯等處委會代表才驚覺「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遂於晚間透過廣播電台向全島民眾報告。但到了這個階段，除了中南部的革命武力，其他毫無作戰準備的民眾根本已來不及應對即將到來的鎮壓大軍。
3月8日下午，約7000名兵力的國軍整編第21師和憲兵第4團自基隆港登陸，另有3000名兵力從高雄港登陸。這些部隊在未靠岸前便以機槍掃射陸地，登陸後沿途朝人群密集處掃射，並濫捕、濫殺路邊民眾，分別向北和向南推進掃蕩。
由於北部地區缺乏有組織、有領導的民間武裝力量，因此鎮壓軍隊未經激烈反抗便輕鬆進駐。軍隊進駐後，事變以來積極參與處理委員會的政治菁英，如王添灯、黄朝生、李仁貴、陳屋、徐春卿等等，乃至於戰後曾揭露時弊的報刊之主管，如《民報》社長林茂生、《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及副總編輯吳金鍊，開始大規模的遭到捕殺、「被失蹤」，甚至並不積極參與處委會的仕紳，如施江南，或是根本未涉入處委會的知識份子，如吳鴻麒、王育霖也莫名遇難。
中部地區，國軍第21師登陸鎮壓的消息傳開，左翼作家楊逵認為人民武裝過度集中於台中市一個據點畢竟無法持久，於是撰寫〈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並於3月9日刊出，疾聲呼籲成立工作隊深入各鄉鎮，組織當地知識份子、熱血青年成立平時協助農家生產、遇戰事可到處應援的保衛隊和防衛地方的自衛團，以擴大控制面、爭取更多後備動員，進而打持久戰。然而，楊逵的主張並未獲得響應。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第21師已逼近台中，為免波及市區，毅然撤往埔里，並試圖與霧社原住民聯繫，以轉進山區打游擊。但因為霧社原住民並不支持，「二七部隊」於14日到16日在水里、魚池、埔里一帶與國軍激戰後，考量兵力懸殊、彈藥用罄而自動解散，部分成員轉往小梅、樟湖山區。
雲嘉南地區，因南部駐軍11日的挺進，台南一帶的群眾力量首先被瓦解。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湯德章被槍決，台南工學院師生和市民200多名被捕；而被民軍驅逐退守水上機場的嘉義市政人員及軍警，也在11日得到第21師緊急空運一個營的兵力補給，以及南部援軍的抵達後，悍然扣押陳澄波、盧炳欽、潘木枝、柯麟等4名由力主和談的處委會所派出的協商代表，開始進行反攻。當軍警12日重新進駐嘉義市區後，開始捕殺嘉義市的處委會成員，當初被扣押的4名代表也遭當眾槍決。因為戰事不利，部分嘉義民軍選擇撤往小梅山區，於途中遭遇國軍剿滅。國軍14日也進攻雲林斗六，陳篡地部隊同樣轉進小梅、樟湖山區打游擊，堅持一段時日才潰散。
至於最南端的屏東市區，軍隊早在8日即已進駐，12日開始進行清算，公然槍決處委會屏東分會召集人葉秋木，以及曾參與起事的市府翻譯莊迎。
就連事變局面較為和平的東部地區，於軍隊進駐「綏靖」後，在宜蘭就有處委會宜蘭分會的成員郭章垣、張雲昌等多人被捕殺，而花蓮亦有處委會花蓮分會成員，如許錫謙、張七郎、張果仁、張宗仁等遇害。
從上述的鎮壓經過，尤其是出面與政府周旋的處委會參與者和曾抨擊時政的媒體之主管的大量死難，可以發現，當局報復式清算的意圖十分濃厚，即使處委會一直採行和平協商、寄望由當局進行改革，但由於局勢已發展至行政和軍警機關被接管，其所訴求的又是可與之相呼應的台人全面自治，因此幾乎被視同叛亂奪權行動的一部分。除了當局的報復，從一些未參與處委會、未涉入事變的菁英莫名遭獵殺，也看得出來有人藉著軍隊壓境的過程「公報私仇」。
後續效應：噤聲或更激進
這樣的鎮壓和整肅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得以倖存下來的台籍仕紳菁英，不是膽寒噤聲，從此配合國府，就是意志消沉，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台灣社會的「省籍」芥蒂也更形擴大。然而，對於許多血氣方剛的青壯年一輩來說，經歷鎮壓而不死，只是讓他們對於國民黨政權更為仇視，並急切的尋找新的反抗可能。「再發動一次二二八，推翻國民黨的暴政。」就成了當時多數熱血青年的心聲。於是，他們有人從高度自治的訴求走向了台灣獨立，而更多則被共黨地下或外圍組織吸收，被編入席捲全中國的紅色革命運動，直至1950年韓戰爆發，他們的再次起義之夢，才與台海一併被協防國民黨政權的美軍第七艦隊封斷。
「二二八事件」的教訓
回首「二二八事件」，它用血淋淋的教訓告訴了我們，當群眾已經自發性的走上了起義奪權的道路，並且取得初步的勝利果實，擁有相似革新目標的政治領袖不去支持群眾以自身實力擴大並鞏固成果，反而盼望被奪權的對象會接受事實並自我讓權，是多麼的天真和不智的行為。
而中部及雲嘉南革命武裝的潰滅，也揭示了在兵力懸殊的「不對稱作戰」中，集中各別據點，未能即時擴大控制面、建立廣泛的根據地，沒有讓後備動員機制扎根城市勞動者和廣大鄉村的侷限。假使當年楊逵的建議，很早就被實行，也許抵抗的局面會有所不同。然而，
真正要起到動員工農大眾的效果，就必須提出能滿足工農大眾需要的生產分配主張，譬如鼓勵並承認工人接管工廠、倡議耕者有其田等等。這是在目標只停留於政治制度要求的「二二八事件」所嚴重缺乏的。
在形式的民主已然實現，徹底的社會解放仍待努力的今日懷想二二八，我們不應僅是紀念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靈，我們也不該只是悲嘆那群無辜受難的冤魂，也許該牢記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民眾起義究竟是因為甚麼樣的侷限而導致失敗，以及失敗後所帶來的，會是怎麼樣的慘烈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