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是認清中華民國體制的時候了!

林木碇、王映棻

11月13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在野黨拒絕接受他向立法院報告的僵局下，決定逕行由總統府自行召開記者會，自己向台灣社會大眾報告馬習會。由於馬英九在11月7日的馬習會上面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以及會後的回應，讓外界認為兩岸分治66年來兩方最高領導人，對台灣問題已經攜手向外界確認了未來必須在「一中原則」下解決。

國共兩黨之間的共識，是所謂的「九二共識」。馬習會後，中方代表張志軍在記者會上轉述習近平聲明，第一點就指出「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七年來兩岸關係能夠實現和平發展，關鍵在於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而馬英九在13號對台灣內部記者會上，也一再地重述了九二共識的重要性，使得兩岸能夠在「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基礎原則上進行交流，馬英九也提出釣魚台爭議作為例子，指出即便主權有爭議，政府還是能夠與日本簽訂「台日漁業協定」，共享一定區域經濟海域。

如果把馬政府對於釣魚台列嶼爭議的主張與實際做法，即所謂的「東海和平倡議」裡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拿來理解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九二共識」，也許能夠了解國民黨政府究竟對中華民國打的是什麼算盤。

就是在有著實際治權、但主權爭議的現實基礎上，繼續為台灣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基礎，保障中美台三方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透過同時「強調」與「消解」中華民國體制的兩面手法，繼續哄騙台灣被統治階級。

外力強造的中華民國體制

二戰後，以北朝鮮共產勢力1950年發動的韓戰為轉捩點，美國為防堵亞洲共產勢力擴散，以軍事力量與資本力量構築了包括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等在內的「第一島鏈」。1949年敗戰撤退來台、正處風雨飄渺垂死掙扎之際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由於韓戰得以獲得生機，開始接受美國政府援助的大量貸款、物資援助與軍備支援，自此蔣介石政權有了美國這個有力的靠山，得以開始對台灣社會內部的國民黨的潛在敵人「匪諜」開始大量整肅、處決，以鞏固統治基礎。

這段時期前後，國民黨政府先後推動了「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一方面讓台灣佃農取得土地，藉以剷除共產勢力溫床，，另一方面也削減了台灣地方勢力龐大的地主階級勢力，巧妙地藉由把土地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做法，讓台灣原生地主階級得以與國民黨外來統治階級共食國營事業的利潤，國民黨政權藉此消解與籠絡了台灣潛在的主要反抗勢力，同時也開啟了台灣資產階級的搖籃期。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鄧小平改革開放派抬頭、停止輸出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與美國建交，隨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美關係以「台灣關係法」取而代之，不承認主權但不否認治權，一方面保障美國既有在台資本利益，一方面為了讓美國資本在未來進入中國市場做準備。中華民國自此暴露了其統治基礎的外力強造特質與虛構性─僅存的功能之一就是購買美國的武器來保障各國資本利益，好得以妝點、武裝自身充滿爭議的統治正當性。

1987年解嚴後，國民黨政權在面對台灣社會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改革浪潮下，李登輝政權採取了一系列「本土化」、「自由化」的政治經濟改革，一方面開放更多政治權力給本省籍人士，一方面透過國營事業民營化，讓更多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分食資本大餅，藉此，國民黨政權藉由在「本土化」分權與讓利的過程中再一次坐穩了統治基礎，同時也為台灣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打下了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停止輸出革命、改革開放後，龐大可觀的廉價勞動力與市場吸引許多台商前往投資，90年代有李登輝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兩千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面對台商投資中國的巨大動能也提出了初期「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後期轉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這些標榜台灣意識的台灣資產階級政治代理人必須管理著台灣資產階級的吃像不能過於難看。以至於，從李登輝、陳水扁到2016總統候選人民進黨蔡英文都有提出過「南向政策」，希望把投資資金導向東南亞國家。而李登輝之前也曾在日本雜誌上提出過，把台灣整合進日本生產鏈的戰略經濟整合想法。

而二次政黨輪替上台、在ECFA架構下大力推動兩岸經濟交流的馬政府，面對中國崛起，然而政權篤定易手民進黨的情況下，透過宣示意味濃厚的馬習會，向各國資產階級勢力表態，台灣政權即便二度易手，依然會繼續在虛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下為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則首次向台灣人民赤裸坦白:所謂中華民國主權從來就是講給自己聽的，這就是現狀，認命吧!

坐上大位的民進黨

然而2016年將取得政權的、面對國共聯手框限台灣發展方向的民進黨，具體反應又是什麼?至今依然在打維持現狀、高唱空泛民主的模糊仗。即便現階段許多人有著「先團結一致打倒國民黨再說」的想法，但民進黨在台灣前途問題上能夠有多少突破性的做法我們高度懷疑。民進黨上台後可能採取的保守、機會主義甚至是妥協態度，預期不會比國民黨來的少。這點在去年三月佔領立法院行動時，以及面對馬習會的保守不採取實際抗議的機會主義作為都有跡可循。

面對中國時，民進黨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聲稱要捍衛台灣中下階層的民生利益，以及台灣社會的主體性，一方面要做好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面對國共兩黨設下的「一五共識」，民進黨是否能夠採取不同於馬英九「擱置爭議，求同存異」這樣欺騙勞動大眾的做法，是否有決心去直面解決不符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一中架構問題?是否能夠為代表台灣勞動大眾反抗中美強權的政治與資本控制?我們打個大大的問號，並且不期不待，畢竟要在這些問題上取得突破、有具有新意而呼應台灣自決的實際作為，都意味著打破「曖昧不明但目前走的還不錯的現狀」，必然損害台灣資產階級的現實利益，作為台灣資產階級政治代理人的民進黨為什麼要自掘墳墓?

中華民國體制─各國資產階級在台政治代理人

台灣前途問題影響著國際資產階級的利益，中國的、美國的、日本的、台灣本土的等等，台灣或是國際上任何想要改變現況、實現勞動大眾民主的人們都必然會面對這些外力直接或間接的壓迫，而外力強造下的中華民國體制本身扮演的正是這樣一種國際與台灣資產階級暴力的仲介。

美商RCA桃園重金屬汙染事件、1988年反擴大開放進口農產品520農民運動、1989年遠東化纖罷工、2005年高雄捷運泰勞暴動、2010年中國台資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2012年華隆罷工、2014年台資企業韓國Hydis關廠工人來台抗爭、2014年越南台廠排華暴動...

該是認清的時候了。

面對馬習會片面強化一中緊箍咒的幾點建議

王映棻、林木碇、李達毅

2015年11月7日，時隔66年後，被中國本土革命推翻、在美國支持下在台灣苟延殘喘至今的中國國民黨，與國力正值高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早背叛社會主義理想，只剩民族主義理念的唯一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兩黨在新加坡舉行了會談，雙方互以地區領導人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稱馬英九為「台灣地區領導人」，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稱習近平為「大陸地區領導人」。會後，國共兩黨各自發表聲明。台灣方面，馬英九聲明，必須鞏固「九二共識」，在這基礎上進行兩岸交流；中國方面，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轉述習近平的聲明中，肯定了馬英九政權七年來堅持「九二共識」的努力，重申「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國共聯手確立一中 反對台獨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始終讓外界模糊不清、據說是在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所達成的「九二共識」，國民黨長年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解釋，然而這次的會談，「各自表述」的部分卻被淡化，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長年在國際上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被強化。馬英九不但在開頭談話清楚表明「海峽兩岸在1992年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也就是說清楚申明「九二共識」即是「一個中國」原則。而馬英九在會後的提問上也清楚表示了，「我們對於中華民國表述的方式不會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這是９２共識雙方講了這麼多年，第一次在兩岸領導人前面還原真相。」、「為什麼不能表述到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台灣獨立，就是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不容許。」在面對明年台灣總統選舉，民進黨幾乎篤定取得政權的現實下，國共兩黨這次突如其來的兩岸會議，是赤裸地聯手藉由「一個中國」原則以及現行中華民國體制的憲法所規定的一中架構束縛了台灣社會對於未來的多元選擇。

「一個中國」架構下的選擇，本是台灣社會走向的一種選擇無關對錯，然而國共馬、習確立「一個中國」的問題則在於，他們不顧台灣這個早以獨立發展66年的社會人民的意願，也不願與其進行起碼的溝通，而是片面由兩黨領袖自行粗暴決定，然後再強加於台灣社會。

被看破手腳的民進黨

而在黨綱明確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以建立獨立自主台灣共和國為使命的民進黨面對馬習會的不作為也讓人看破手腳。從馬習會消息曝光前到現在，民進黨連在體制內都不願對馬英九提起即便是象徵意義的彈劾案，而面對台灣社會對馬習會的不滿所發起的抵制行動，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更表示「不會以黨的名義發動」。即便面對馬習會明確以「一個中國」原則框限台灣社會的未來走向，民進黨也僅能提出「我對台灣民主、對台灣人民有信心。我和台灣人民會一起用更民主的方式，來彌補馬習會所造成的傷害。」這類空話，而拿不出具體作為。更何況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也明確表達在一定原則下，當選後不排除與習近平見面。民進黨從上到下，種種的對待馬習會的作為，已經清楚表示了他們其實並不反對國共兩黨為台灣社會安排的一中框架下的走向，至於他們寫入黨綱對於台灣社會的想望，似乎已成為束之高閣的歷史文件。

台灣現階段運動的困境

至於在馬習會前，台灣不乏一些憂心台灣社會的仁人志士發動了衝松指部、衝立法院、搭飛機到新加坡等等試圖抵制馬習會但無任何實質變革意義的零星行動，明白表露了，台灣反對勢力目前依然無能組織大規模群眾運動進行反制、而只停留在為衝而衝的階段的現實困境，即便是2014年後崛起的台灣新興第三勢力也是如此。

做好基層組織工作 為鬥爭做好準備

面對馬習會後，國共兩黨進一步強化一中框架、民進黨的投機不作為與台灣基層反對勢力組織缺乏、沒有方向的惡劣情境，以及2016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可能上台的新局勢，我們認為：

1. 首先必須提防國民黨，這樣一個已經不顧台灣社會感受明確以「一個中國」原則框限台灣未來前途歸向的政黨，面對台灣獨立的訴求，甚至馬習會後可能發生的遍地反彈抗爭，也許會以防治中華民國體制被破壞、避免北京的攻台4條件「台灣宣布法理獨立、台灣獲得核子武器、外力介入以及台灣內部動盪」為由，在選前讓國家進入非常狀態。為了不至於措手不及，台灣各界應提早進行組織，做好反制的準備。
2. 必須要求民進黨表態、澄清自己的真正立場，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不能給予過高的寄望，反而在其執政前就應予以提防。台灣現狀是中美角力下台灣資產階級的選擇，民進黨作為資產階級政黨完全不可能超出台灣統治階級所能接受的範圍，反而更有可能因其『台獨』的外皮而在政策上向中國傾斜而不受群眾控制。
3. 必須加快建立立基於底層勞動群眾的政黨，只有一步一腳印地做好基層的組織工作，組織台灣勞動者的力量為政黨進入體制內，與國、民兩黨抗衡，廣大台灣勞動者才有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進而打破現行框限台灣社會的體制。
4. 必須加快建立兩岸勞動者的聯合，台灣社會的命運必然會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民族主義大旗煽動兩岸勞動人民敵對的干預，只有在取得中國勞動者的同情與響應支援才有可能解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干預，實現自我解放的可能。

國家正常化的歧途與反宰制的出路 ——關於近期日本變局的一點隨想

王映棻

                日本參議院上個月19日在國內外反彈、質疑聲浪中通過的對於「集體自衛權」解禁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和「國際和平支援法」(通稱新美日安全保障法案/新安保法案)，在上月底正式頒布了。新修法案預計將在這半年內實施，未來日本的自衛隊將不再只能於本土防衛，或作後勤補給等支援性任務，只要以美國為代表的「關係密切的他國」如果遭受武力攻擊、且只要政府當局能證明事態對日本有「存立危機」，日本自衛隊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軍事戰鬥行動。也就是說，未來美、日兩國的主從連帶軍事同盟將更為強化和鞏固。

另一方面，本月5日深夜，日本政府也在爭議聲中與美國等11國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這個讓參與國取消關稅、開放包括金融、電信、醫療、國家採購在內的各種市場，讓跨國企業在投資受損失時可對當地政府提起訴訟的協定，標誌著一個美國與日本主導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已在環太平洋地區建立，也象徵著日本在經濟上與美國形成更為緊密的共同體。

新安保法案目前招致日本國內反對的主流意見在於，違背了日本戰後否定行使「開戰權」和「交戰權」的「和平憲法」，對於那些不惜上街頭對此表達抗議的一般日本民眾來說，日本當前有許多迫切的民生問題亟待改善，政府卻將重心投注於解禁國家的戰爭權利，甚至不顧違憲也要推行，因而令他們感到憤怒；至於TPP引發批評的原因則在於，該協議幾乎是弱化國家的經濟主權，讓弱勢產業受到打擊，並賦予跨國企業橫行的強大保障。然而，這個一方面強力推行安保法案增修、並且在最終目標上正是要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另一方面從上任後就表現了努力加入TPP之積極態度的安倍晉三政權，高舉的卻是「國家正常化｣的大旗。

自我矛盾的「國家正常化｣

               訴求「國家正常化｣，意旨在當前「和平憲法」下的日本並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關於這個「非正常國家｣的看法，實際上是準確的，因為就一般的定義來說，所謂的「正常國家｣指的是擁有完整主權的政治實體，而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的這套被剝奪擁有宣戰權和戰爭武力的「和平憲法」，並非日本國民自行訂定的，而是在美軍佔領期間，由麥克阿瑟主導下，作為封印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符，強行賦予給日本人民的，長久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法案源自外國、主權不完整的爭議，甚至有「麥克阿瑟憲法」、「麥克阿瑟體制」之稱。也因為日本的軍事主權被閹割，戰後美國才得以藉由提供安全保護的理由讓日本與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建立日本負有提供美軍軍事基地、在施政領域範圍與美軍共同作戰之義務的軍事同盟體制。因此，無條件擁護「和平憲法」的這種反安倍意見，某種程度來說，的確對於「和平憲法」本身的外勢強加性質和主權不完整性缺乏反思，而安倍政權的「國家正常化｣訴求也的確有其合理性。只是，安倍政權不是通盤檢討戰後的日、美關係，為了解禁日本的戰爭權利，不惜通過新安保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的對美從屬，使得日本不但沒有正常化，反而先軍國化，而且還更加融入美國全球軍事體系。如今再加上TPP的經濟整合，只會使得日、美的依賴更為加深。

                  然而，對於安倍政權當前這樣的扭曲和自我矛盾的舉措，台灣竟有不少政治人物、評論家、學人，或不察或不以為意的表示肯定與支持，甚至很多網友也不例外，而他們的支持與認同，除了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因為對於「國家正常化｣這個訴求的高度共鳴，以及依靠美國的長久習慣，和對於「自由貿易」及「涓滴效應」根深蒂固的迷信。畢竟， 1950年後，被中國本土革命推翻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在美國的防共戰略考量下，同樣以高度對美從屬的型態強植於台灣社會延命至今，「非正常國家｣同樣是台灣這個政治實體，在戰後的實際狀況；而作為美國庇蔭下的資本主義政體下的人民，在美國羽翼下生存被視為再自然不過的事，長期所接受的教育也就是「市場自由」、「涓滴效應」、「勞資共榮」這一套。因此，他們自己一方面很在意台灣的「非正常國家｣處境，另一方面在追求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時，卻像安倍政權那樣，並不警覺、甚至無所謂對美從屬的情況。

可議的主權原則

                       其實嚴格的說，主權不完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普遍的現象，因為戰後初期各國的經濟結構幾乎崩毀，並處於革命的邊緣，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是依賴美國這個產業和國土唯一完好的強權以凌駕他國經濟和軍事主權的方式援助和保護下重建的。不只是日、台所處的東亞是這樣的情況，當年的歐洲也是同樣的情形，透過資金援助、商品輸出、派駐經濟合作總署特使督導西歐各國重建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在西歐建立成員國必須讓渡戰時軍事指揮權給由美軍上將領導的最高軍事司令部/軍事行動司令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有名的例子。(蘇聯對其衛星國的舉措則是其面對美國作為的鏡像反應)而戰後美國所主導重建的經濟秩序建基在「黃金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再與美元掛鉤」的貨幣體系也是顯例。時至今日，即便美元已與黃金脫鉤，由於其已成為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結算貨幣和外匯交易手段，因而仍穩坐貨幣霸權的地位，而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今更仍遍駐全球五大洲的許多國家，為隨時執行其「世界警察」的職能而待命。可以說，擁有完整的主權，在戰後本身即是像美國這樣地位的強國才可能擁有的特權。

退一萬步說，即便不考慮主權的完整程度，就單指成為主權國家這項權利，也不是所有懷有此項願景的政治共同體都能擁有的。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壓力下，美國主導建立的聯合國組織陸續透過憲章、宣言和決議對民族自決原則做出了法權性質的確認，讓無數前殖民地得以擠身主權國家之林，但是在實際的實踐上，誰能躍升為主權國家，最終卻仍由主導國際秩序的強權所決定。

也就是說，除非設法變革戰後所建立的這套形式賦權、實質卻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否則「國家正常化｣，對於非霸權國而言，終究是一個難以真正徹底落實的目標。

由於在戰後，主權原則的理念與實踐上是存在著如此高度的落差，因此它的實際作用便逐步從讓後進地區擺脫被宰制地位的進步性許諾，退化為一種不再有解放性意義、而僅是用以限制勞動大眾認同邊界、分化勞動大眾主體想像的保守意識形態。全球各地的政商權貴正是以維護、伸張這個原則為藉口來動員他們所統治的大眾去為其階級的政經利益效命，一言以蔽之，它早已成為資本主義國際秩序的維穩手段。就連那些反資本主義起家的政權也免不了受其框限，使得原本作為初衷的國際主義原則大打折扣。由革命政權蛻變為霸權國家的蘇聯和中國無疑是最好的例子。

從這個角度觀察，日本安倍政權等右派高呼「國家正常化｣卻更加將日本與主導不平等國際秩序、造就戰後日本「不正常化｣的美國綁在一起的作為，就不那麼讓人難以理解了。而在台灣訴求「國家正常化｣、獨立自主的陣營中，部分與安倍政權踏著同樣步伐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意識與安倍政權在戰略上沆瀣一氣的人士，他們所追求的真實目標應該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社會關係的改造才是出路

準此，處於被強權壓迫、宰制之社會的勞動大眾，實有必要對主權原則抱持警覺，這個警覺並不是說，放棄對外勢支配的反抗和批判，而應是把重心移往訴諸主權原則以外的反抗途徑。主權的建立與伸張，不該再是致力的重點，因為它會模糊了真正的核心。無論是作為民間的運動，或者是執政後的使命實踐，變革被強權主宰的社會，比較好的方向應是以社會結構的根本改造為第一要務，直接追求該社會在政治、經濟上往更為民主、平等的方向轉變，致力於瓦解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消除社會階級差距。因為，這種的改造，是將矛頭首先指向社會內部的支配階級、特權分子，而外部強權之所以能夠持續壓制一個社會，說到底就是因為該社會的這些群體的共謀。何況，透過對於社會的改造，必然也將觸及強權在該社會的利益，動搖其在該社會的宰制，因而既能達到反制強權的目的，又可繞過全球統治階級在主權原則上共同設下的迷障、陷阱。

當然，當代這一切困局能否有出路，終究還是端看全球反抗力量，是否能在各自挑戰這套國際秩序的同時，不忘透過彼此團結、協商，逐步建立一個更平等、能尊重多元文化、非少數強國及政經菁英主導的新國際體系。

國際合作、物聯網革命以及勞資鬥爭──從李登輝的投書談起

王映棻

關於李登輝的投書

       近期前總統李登輝那篇投書於《Voice》的文章——〈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引發了政壇、社會各界關於史觀乃至於國族認同的爭論。然而，這篇文章的重點其實不在於當年李登輝將殖民母國視為祖國的個人情懷追憶，而是在於文章所提及的以下看法：

「因為高唱『獨立』而在國際社會引起摩擦是不必要的。」、「對現在的日本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修正做為國家根本的憲法。……日本如為了要做到真正的自立的話，則無法不面對修憲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六十多年來憲法隻字未改，反而是比較異常的。」、「最近成為話題的是『IOT（Internet of Things）』。所謂的IOT不只是在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而是將感應器放入身邊周遭所有的東西，並使其與網路連結，藉此可以相互通聯而產生出新的服務與方式。世界高端企業都競相開發此一足以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技術。……放眼世界，日本的IOT技術雖然相當先進，但大多是封閉於自家公司內的技術，很難向世界推展。對此，台灣擁有能夠因應全球市場需求，大量生產所需零件的優秀技術。也就是說，日本企業的研發能力若能與台灣企業的生產技術合作的話，是有可能稱霸整個市場的。……我想向安倍首相傳達，台灣的IOT生產能夠成為安倍經濟學的強力支持。」

        李登輝的這些看法，有別於他追憶殖民時代、戰爭年代的種種，是屬於個人的心境感懷，在目前決定台灣前途的大選即將開打、以安倍晉三政權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力圖刪修戰後日本憲法對於開戰權的禁止和基本人權不可侵犯之保障，以「再軍事化」，因而飽受各界抨擊的這個時間點，拋出這些看法，其實就是在傳達他對於台灣未來走向的建議，以及對於安倍政權的表態。簡單來說，李登輝的建議和表態就是：台灣應繼續維持現狀，千萬不可以高舉「獨立」，以免造成強權所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困擾。在政治上應支持要修改戰後和平憲法的日本右翼，在經濟上讓台灣的半導體製造實力，為日本的先進研發概念服務，使日資得以搶占制霸物聯網這個未來大勢的先機，同時也讓台灣的產業在這個過程當中得以分一杯羹。

為誰的利益合作、聯盟？

        對於李登輝所提的這個繼續維持受制於國際強權的中華民國體制現狀，為日本右翼法西斯化搖旗吶喊、為日資馳騁世界效力的日台合作戰略方案，竟被一些主張台灣自主獨立、反對台灣向中國獨裁官僚獻媚、反對兩岸經濟整合的人盛讚睿智、深謀遠慮、高格局，這不禁令人感到納悶，難道為日本右翼的野望效勞，就比起成為中國的附屬還要獨立自主嗎?當然，對於處於強權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政治實體來說，當中國的附屬或為日本效力，就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都是一種合理的發展戰略，只是站在構成台灣社會主力、被支配役使的勞動大眾的立場而言，這顯然不會是個值得期待的出路。它最好的情況，不會超過過去在美國庇蔭下的經濟起飛，只要想想過去這樣的經濟發展、資本積累是以多少勞動者的血淚和環境汙染為代價所換取的就夠了。

        其實，對於處竟艱難的台灣勞動大眾來說，｢中台聯盟｣、｢日台聯盟｣，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樣的國際聯盟的建立的確有其重要性，只是勞動大眾所需要的聯盟，絕對不是前述那種跨境政商同盟，而應是一種讓勞動者超越國界團結行動的組織連帶。或許這樣的連帶在國界遮蔽、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看起來有些超現實，然而當前東亞，在崛起圖霸的中國和為維護既有的霸權地位的美國兩者的相互角力，加上日本藉機「再軍國化」態勢下，正遊走在戰爭的邊緣，不管是李登輝倡議的日、台政商合作，或者是國民黨連戰所代理的跨台海政商同盟，其實都只不過是台灣資產階級和其政治代表面對強權爭霸的終局尚渾沌不明，選陣營押寶投靠的行為。與其被資產階級裹脅，為他們的豪賭當炮灰、肥料，積極克服各種橫阻，為自己和不同國境但共命運的人們，建立反抗資產階級及其同路人統治、求索平等新社會型態的運動聯盟，對於勞動大眾來說，不是還比較有意義一些嗎?甚至它才是決定李登輝所提及的物聯網時代未來走向的關鍵鑰匙。

物聯網及其所帶來的新世界

        物聯網，就如同李登輝在該文所言，除了是ICT產業的新發展商機，更重要、也更值得關心的，是它足以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促進社會型態往更美好的方向變革。關於這方面的臆想有很多，最樂觀的預言，要屬於美國知名未來學家、經濟學者傑瑞米．里夫金 ( Jeremy Rifki)近期的著作《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了，該書為我們提供了物聯網發達時代的美好社會藍圖。

        傑瑞米．里夫金認為，就像是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燃煤蒸汽技術的誕生，導致機械生產替代手工勞動，垂直一體化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工廠，取代傳統手工業，開創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19 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電動機、內燃機的發展，導致生產力高速發展，加速推進了資本的集中，而電話等通訊設備的應用又使得資本家可以更即時地監控、整合規模更大、據點更遠的業務，造就了更大規模的經濟集聚和市場壟斷，型塑了當前資本主義的面貌；未來由網際網路、遍佈各住家社區的再生能源工作站所串連成的綠色能源網、開放物流系統所共同組成的廣泛物聯網平台，再加上3D列印技術的發達所聯合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一方面將因為3D 列印機以及再生能源工作站的普及，得以破除生產資料、能源被少數私人獨佔的情形，另一方面，資源將能透過物聯網平台公開、透明的分享，達到有效的運用、再利用。在這樣的系統裡，由於能源與物流領域就如同當今訊息傳播一樣，人人都可以製造、分享，因而每個人都是點對點平等互動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經濟生活中很多領域的邊際成本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傳統商業模式的利潤到時將無法維持，交換價值和利潤因而不再是人們所競逐的對象，因此也提供了創生對資源「共同擁有、集體合作管理」的新生產組織方式的機會，在這樣的新生產方式的運作下，人們將把過去營利的精力轉往各種非營利領域中，致力於資源分配、強化環境的保育、完善對老弱傷殘的照養，推動文化的全面發展和弘揚。

       不過，這樣的藍圖無疑是過分樂觀了。除了當前的科技應用實況，離傑瑞米．里夫金所預言的｢美麗新世界｣的實現前提仍有不小的距離，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技術革新，頂多只是為創造新社會帶來了更強大的物質基礎，卻不必然絕對會通往烏托邦。物聯網平台的廣泛建置，固然會打擊傳統的商業模式，但是資本家只要懂得掌控這種平台，一樣能利用它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搾取更高額的利潤，甚至在這樣的模式下，他們更可以利用只是提供「調度社會資源」之服務的藉口，將受其驅策的勞動者定義為工作承攬人，從而規避原本在雇傭關係中業主應提供的各種勞權保障，進而惡化工作條件。像以手機App為平台提供駕駛、閒置車輛與乘客三方供需調度服務，並抽取傭金的Uber，其高抽成，並要求駕駛自付車輛保險、維修和燃油費用，其實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說，物聯網平台很有可能帶來的不是新社會的降臨，而是讓現已常見的非正規雇傭勞動模式變本加厲且更加普及，從而強化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壓榨。

勞資力量對比才是關鍵

        由此可見，當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降臨，是否能通往新的、更好的世界，關鍵還是在於物聯網平台這種新工具能否掌握在勞動階級的集體手裡，關於物聯網控制權的爭奪結果，將決定物聯網時代的終極樣貌。換句話說，決定我們這世界是否能在未來實現對既有政經模式的全面超越，終究仍是社會勞資鬥爭的力量對比。

        讓我們丟掉與政商寡頭擁有共同命運的一廂情願和對於物聯網革命的美好幻想罷！勞動大眾面對的，歸根究柢是一個險峻且前景不明的形勢，即將迎來的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根本來說，取決於勞動者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是否都能普遍看見決定未來命運的鎖鑰在自己身上，是否都能擺脫以畛域自限的意識形態，以及跟著統治菁英的尾巴走的壞習慣。而這些無疑是需要已覺醒的仁人志士，在當下加倍努力去促進的。

[DW]去除對難民的迷思

「大部分難民都跑到歐洲來」；「難民奪去我們的工作」；「南巴爾幹半島來的人們只是經濟移民」。德國之聲檢視這些迷思和誤解。

德國之聲記者Diana Hodali和Sven Pöhle清理了對於難民的廣泛迷思。他們的調查反駁了在德國廣泛流傳的說法，這些說法甚至也流傳在其他歐洲國家。

為什麼我們要接納難民?

德國有處理難民的法律，德國憲法第16a款聲明，「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們有權聲請庇護。」這同樣適用於那些在本國因為政治理念而受到嚴重迫害以致人性尊嚴被殘害的人們。

迷思：難民拿比德國人多錢

近二十年來，尋求庇護者與被歸類為其他難民範疇的人，從德國政府得到的利益，比要在德國過個像樣生活所需的基本生活開支少了30%。2012年七月，德國聯邦憲法法庭批評德國政府給於的這些援助是「明顯地不足」，因此，接著，這些援助被提高。當德國社會福利受惠者拿到的是每月399歐元之時，給於尋求庇護者的支助則是281歐元到352歐元。

根據德國移民權利組織Pro Asyl，難民依然部分地透過購買卷或是可以在特定商店購買特定物品的卡片等形式得到支助。只有受到政府批准的難民才能享有這些支助。

迷思：外國人正搶走德國人的工作

沒有工作許可證，難民是不被允許工作，而且也不能接受教育或是職業訓練的。尋求庇護者與被歸為其他難民範疇的人，在德國停留的前三個月是不被允許工作的。即使他們要找工作，找到工作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因為德國法律規定特定工人有就業優先權，像是德國人、歐盟國家的人或是被批准的難民。只有在德國待超過15個月以上，尋求庇護者與難民才有工作權。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德國工業缺工，所以它們實際上從許多來自戰地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之中尋找雇工。

迷思：難民都跑來歐洲

全世界五千九百萬難民中，超過百分之八十都待在其原本所在的地區。另一方面，難民通常希望能夠快點返回家鄉，然而，他們沒辦法購買機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難民都被鄰近中東國家給接收了─而不是歐洲。聯合國難民署(UNHCR)最近估計，敘利亞鄰近國家所接收的敘利亞難民約在四百零八萬人左右。歐洲收到尋求庇護申請的只有三十四萬八千份。

迷思：德國是歐洲接收最多難民的國家

在德尋求庇護者的人數達到了近年的最高峰，2014年有17萬人，至2015年年底則預計有80萬人。即使德國是在歐洲國家中收到最多尋求庇護申請的國家，當考慮申請數量和德國居住人口的比率時，德國每一千居民之中只有2.5件尋求庇護申請被批准。瑞典的比率居歐洲之冠，每千位居民中有八件。匈牙利、奧地利、馬爾他和丹麥的比率都高於德國。

迷思：巴爾幹來的人們都是經濟移民

一般來說，巴爾幹來的人被視為經濟移民，因為他們並非來自戰區。但是許多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們在家鄉遭受磨難：塞爾維亞人和科索沃的羅姆人、吉普賽人遭受歧視、飢餓，缺少基本日常物資。不同於來自歐盟國家的求工者，他們被剝奪行動自由，所以他們設法尋求庇護。像是芬蘭和瑞士這些國家批准了約百分之四十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難民尋求庇護申請的案件。而德國則是驅逐了將近所有來自南巴爾幹國家的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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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Dispelling myths about refugees" - 2015.08.28

從田野重新出發——關於反課綱「微調」運動的一點建議

王映棻、懶河

因2014年初，教育部以「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符合憲法之檢核」為由，對高中國文與社會科課綱進行「微調」，並不顧高等行政法院判定行為違法，仍強行上路所引發的爭議，隨著上月底反對「微調」的學生闖入教長辦公室，乃至於學生林冠華的自殺達到了高潮，成為全台熱議、關切的焦點。

這場風波，爭議的除了是程序不民主的問題，促使「微調」方先「暗渡陳倉」，再「強渡關山」，處心積慮調整不可，以及令反對方拼死阻擋、抗爭到底的，說到底都是在於對課綱背後該呈顯的「國族想像」之焦慮。從「荷西治臺」還是「荷西入臺」、「鄭氏統治」或「明鄭統治」、「清代」或「清廷」、「日治」還是「日據」，甚至「日本統治」還是「日本殖民統治」、「接收」臺灣還是「光復」臺灣、「中國」還是「中國大陸」，用詞的錙銖必較，無不反應了雙方對於歧異的「國族想像」透過國民教育不斷生產的恐懼。

當然了，「微調」方動輒抬出的史觀、憲法框架不可置疑、「撥亂反正」論調，無疑是更為本質論，也充滿了腐臭的返祖情緒。而反「微調」方比較大的問題則在於，出於對「微調」方過度強調日本殖民統治的惡行之反彈，竟出現對於國際基於自由、平等價值早已眾所譴責的舊殖民主義和慰安婦議題採取相對主義，甚至懷疑論的聲音，這其實與他們抗議「微調」方淡化，甚至刪除二二八、白色恐怖，所採取的人權教育、實踐轉型正義的價值立場有所矛盾。

在當前反課綱「微調」運動陷入瓶頸、暫時退場的時刻，或許該重新思考一條超脫這種觀念上的「國族想像」作為爭奪焦點的惡性循環路徑，也許，號召全台高中生糾團利用剩餘的暑假時間，投入對自身生活的地域、族群的現在與過去的文化、歷史進行調查，會是一種有意義的運動轉進選擇，透過深入田野，青年學子將能從對於抽象課綱的關心，上升到對於我們所處的社會有具體而真實的理解，如此認識視野將有所不同，也才比較能從各種意識形態的「洗腦」陰影中掙脫。而在開學之前，這些參與訪調的學生，也許還能召開一場針對各團調研結果進行交流的會議，並透過這樣的交流，進一步以調研結果為基礎，擬定出一個調研版的課綱，然後公諸於社會，讓大眾公評。我們相信，這種由下而上的、基於現實調研及受過田野洗禮的人們所討論得來的課綱，必將比當前任何版本的課綱都來的民主，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些青年也將形塑出更民主、更以真實的社會基層為懷的新價值，而這也是一場真正的社會運動所應追求和創造的。

你不知道的社會主義者 -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einstein-194905.htm

我們對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社會解放問題的基本看法

王映棻

引言

收到了一封對於「鬼島工寮」部落格同仁的批評信，信件全文徵引如下:

我是你們的讀者

在街頭接過你們的傳單

對你們的主張越看越不懂

你們對社會很熱心、態度也很認真  

但是花時間努力是不是搞錯方向

台灣最大問題是什麼?

不就是ROC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嗎?

這不是比什麼都該先解決的嗎?

尤其是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

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 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

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 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 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然後更可怕的是用洗腦政策讓台灣人不覺自己是被統治者

直到現在沒有國家又以為ROC流亡政府是自己的國家

現在KMT榨乾台灣 乾脆想將ROC流亡政府與與PRC合併

這才是現在最重大的危機吧?

還是你們也被洗腦了對這些一無所知?

你們對這些重大危機都不關心

盡關心香港民主、中國工人、外國罷工

對內不團結 只會在反KMT陣營中挑毛病

過度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

須知台灣人國都無國

400年來一直處於賤民地位

既然全體都是弱勢 不就更應該團結奮鬥 

香港民主、中國工人 是他們自己必須面對的課題

關心那些對台灣自己沒有幫助 不如花時間救自己

別忘了「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句話!

過去台灣人民花太多時間在內鬥

中了殖民統治分而治之的手段 

這也是造成今日彼此難以相互理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原因

所以看到你們這些熱心的青年也忙著內鬥我很難過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史明歐吉桑令人尊敬的地方

他也是左派

但是他就是真正有大格局

之前他才在臉書呼籲台灣左派

為了大局應該全力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蔡英文

等政權先拿到了再來談其他的 這才是有掌握事情的輕重緩急

雖然上面這些批評與質問本身並沒有什麼發人深省之處，但由於該信內容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個別人士的議論，在其他的言論平台，我們同樣能看到類似的文章或留言出現。因此，這封批評信，某種程度上，也許反映了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一種缺乏階級視野卻焦急於尋求解放出路的群眾聲音。基於這個緣故，藉著公開回覆這封信的批評與質疑，說明我們的基本立場，澄清一些根本的問題，我想對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還是有些意義的。

對於台灣戰後初期歷史問題的一點澄清

         在討論批評者所質疑的諸問題之前，我想有個基本的歷史問題有必要去澄清。雖然這個問題很基本，但是顯然包括這位批評者在內的很多人，對於這個歷史卻充滿了混淆。

        誠如前文所引的信件內容，這位批評者，在談到台灣戰後的歷史是這樣說的：「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很明顯的，批評者是將戰後1945年到1949年這段歷史時期，與1949年到1954年的這段時間給混在一起了。

        兩個時期雖然同樣是由國民黨政權統治，但是不同的是，1945年到1949年的國民黨政權還統治著中國本土的，而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正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但不管怎麼樣，這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還未流亡的，因此根本不可能需要批評者所說的台灣仕紳的好心收留，至於二二八事件後來台補殺仕紳的國軍，也不是什麼敗戰的流亡大軍，而是由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派過來的。我們且撇開戰後台灣地位的相關法理爭議，持平而論，當時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接收，是用一種戰勝國對淪陷區收復的態度接收的，而國民黨彼時對於淪陷區接收工作的作風，不分地域都十分惡劣，無論是對於戰爭時期被日本佔據的中國本土的東部各省，或者是台灣，接收官員貪贓枉法、任人唯親、動輒誣指當地人民漢奸、奴化的現象都極為普遍，再加上戰後的經濟混亂，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反抗，在當時的中國東部各省其實層出不窮。

當年版畫家荒烟就在創作上串連聞一多遇刺與二二八事件，在這幅作品中控訴兩岸共同面對的壓迫，以及頌揚人民的反抗。

        至於1949年的歷史劇變，則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已被革命的怒潮給推翻，不得不將中央政府，以及跟隨的軍民撤往僅存的統治地區¾¾台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最肆虐的時期，也正是發生在1949至1954這幾年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搖搖欲墬，甚至在台灣，也因為人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猶新，民眾普遍對其不滿，新一波的反叛怒火更在地下秘密集結，躍躍欲試，所以國民黨要讓自己重新站穩腳跟，就只能用最殘暴的手段根除任何反抗的可能。

1949至1954年白色恐怖下的受難人群像(局部)。

        因此，對於這兩段歷史時期的差別，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做個小結：1945年到1949年的這段時期，台灣社會面臨的壓迫是一個腐敗政權在垂死前的瘋狂；而1949年至1954年，台灣社會遭遇的恐怖，則屬於淪亡國家強行重建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些史實都是對於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稍有涉獵，就不至於搞混的基本問題，批評者在批評別人對於歷史一無所知之前，恐怕要先補救一下自己對於台灣史的認識。

為什麼我們要重視勞動階級的復權?

        接下來，針對批評者提出的各項質疑，我們就從勞動者的問題談起罷。

        批評者指責我們「過渡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我想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對我們而言，勞動者並不是什麼特殊群體，而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占社會多數辛勤工作並以工作所獲得的收入維生的民眾，當然了，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是屬於勞動階級，才重視這個社會階級，我們也從來不是因為勞動者是弱勢，才重視它。社會群體的弱勢，固然也是我們關心的所在，我們對於社會上各種弱勢族群也抱持著同情和關心，但是我們重視、並且致力於勞動階級的復權，究其實是因為我們清楚認識到勞動階級是維持整個社會運作的根本。

勞動階級是維持社會運作的關鍵。

        人類食、衣、住、行的必需產品，無一不是透過人們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才有使用的價值，即便是作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這些不同的產品間之所可以作等價交換，也是因為有人們在生產、創造商品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作為某種客觀的衡量基準。也就是說，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價值泉源，勞動者是人類社會得以運作的關鍵。

        那作用如此重要、實際上在社會占多數的勞動者，之所以須要復權，則是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普遍都被他人佔有。由於近代出現了名為資本家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將商品交易所得的財富投入於收購生產所需的原料、土地、廠房、機器等資源和工具，以及別人的勞動力，讓別人為他們生產。隨著生產不斷擴大，導致的資本集中趨向，資本家階級逐漸壟斷了社會上的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這導致大多數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可使用，因而無法獨立、自主的進行生產、創造，他們要維持生計就只能出售自身的勞動力，供資本家役使。然而，資本家一般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其實又是低於勞動者在規定工時內所產生、創造的價值，畢竟，在市場供需平衡的情況下，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商品交易的價值是等於創造該商品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如果資本家想要賺取利潤，就只能無償佔有勞動者所創造的一部份價值。

資本家以佔有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賺取利潤來源。

        只是，資本家們為了能夠讓利潤最大化、佔有更多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將賺取的利潤持續不斷用來追加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擴充生產規模，甚至不惜依靠賒銷、貸款的信用模式維持生產的不間斷運作，也為經濟埋下了危機。無節制的生產擴大，使得占社會上消費者多數的勞動階級的整體需求和其支付能力的提升漸漸趕不上產品的成長速度，這就不免出現生產過剩、產品滯銷的問題，進而引發信用危機，導致企業倒閉、股價暴跌、失業激增等經濟崩盤現象。雖然社會上可能會出現各種方式刺激勞動大眾消費，但是實際購買力沒有提升的情況下，這些消費就只是通過各種借貸來支付，當實際支付能力一直趕不上生產的增長，信用終究會出問題，經濟危局還是會發生，一直要到生產力衰退到達谷底，失衡的生產和消費能力得到緩解，景氣才會重新復甦。但由於資本家為追逐利潤的無節制生產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運作邏輯，因此也規定了經濟危機會不斷發生。而每次的經濟危機，資本家又都會將壓力轉嫁給勞動階級，使勞動階級承受嚴峻的剝奪。

經濟危機時，資本家總會加倍壓榨工人。

        基於這種心血、貢獻被奪佔、還要承受奪佔者造就的諸般惡果的惡劣處境，勞動階級要求復權可謂天經地義，而既然勞動者這樣的處境又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結構性制約，那打破這樣的社會結構，改變這種資本家掌握、決定一切的生產關係，建立一個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公共化、工作場所的一切事物由全體勞動者民主決策、集體勞動成果按每人貢獻的勞動量等價分配的生產關係，對於勞動階級的復權就是必要之路。

1989年的臺灣遠化罷工，是台灣解嚴初期工運的高潮。

        循著這個論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說，既然勞動階級想要復權對於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根本挑戰是必要的，那勞動階級復權運動比起其他的社會運動，自然就是最徹底反對、動搖現存社會體制的運動了，因此我們當然認為，它比起其他運動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關於中華民國體制的問題

        對於批評者認為台灣人國都無國，應該要先全民團結奮鬥解決中華民國（ROC）這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先撇除他在後文又強調「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似乎又突然認為自己有國家了，這類邏輯混亂的問題，我們是同意，台灣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本土生成的國家的這個看法的。只是我們也必須說，其實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所謂屬於全體XX人的國家存在。

       所謂的國家，哪怕它是由一地的本土社會所形成，從來都只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用以維持自身的主導地位、統治其他階級的機關，雖然這些機關可能公然宣稱它是屬於全民的，處於該機關統治之下的各階級，可能在國家菁英的意識形態影響下，產生所謂的共同體意識，但在實際上，它所制定出來的社會秩序、遊戲規則，整體上來看，總是會以那個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最終依歸。以現今通行世界的代議普選制國家來說，光從其開放的從政門檻¾¾競選過程甚至參選門檻都需要高額資金開銷¾¾就能雄辯的說明，這種國家只是個有利於資本家和其政治代表統治的機構。

1911年的一張政治海報，生動的說明了國家的本質。

        而目前在台灣所存在的國家機器，的確並不是由本地任何階級力量所生成的，追本溯源，它是由美國這個二戰後的國際強權直接外鑠的。

        本來，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終結了，當時領土只剩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那時解放軍渡海在即、廣布全台的地下革命組織蠢蠢欲動的情勢看來，所剩的日子其實也不多了。不過1950年韓戰爆發後扭轉了這個局勢。當時的資本主義龍頭國家美國，出於防堵社會主義革命之火蔓延亞洲的戰略考量，出手介入了東亞政局，既派部隊到朝鮮半島對於李承晚政權進行救援，另一方面則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阻絕了解放軍跨海，並以所謂的「美援」¾¾軍事和經濟援助國民黨政權，才讓國民黨政權得以延命。

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海。

        就整個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無論是在軍備、預算、人事、財政、經濟發展上，無一項不是依賴美國奶水的餵養，也正是美國的餵養下，已毀滅的中華民國體制才又以美國所期望的面貌被重新在台灣建立起來。

美援聯合大樓，是美援時代臺灣的實際統治機關。

        這個在美援下重新被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有別於過去那個對於統治地區只是形式控制、與地主擁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華民國，首先，它在美方的督促下立即推動了土地改革，並輔導舊地主贖買公營企業股票轉型成資本家，然後又推行穀賤肥料貴的「肥料換穀」、「隨田徵賦」政策，盤剝從地、佃關係中翻身的小農，讓農村朝破產發展，釋出大量的過剩勞動力，為工業部門提供廉價的產業後備軍。可以說，這個新中華民國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推動台灣社會朝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機關。另一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對台灣社會是前所未有的牢牢箝制，觸手嚴密的深入到社會的各角落、層面，除了無孔不入的情治系統，建立御用工會和農漁會等各式各樣基層組織，並以地方資源分配收編地方頭人也是其重要的方式。而在對外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則是美國反共戰略的前哨，又由於這個體制將台灣打造為勞動力廉價、勞權缺乏、社會穩定的環境，利於跨國資本前來榨取，因此也堪稱是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在台灣的維穩工具。

        從國際地位來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是美國的附庸，無論是作為中國的代表，或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和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更是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持才能存在。也因為這樣，當1970年代，美國戰略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中華民國的地位和身分承認才會這麼快的在國際社會上瓦解。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台北街頭憤怒的民眾。

       隨著國際承認的瓦解讓中華民國體制和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流失，再加上工商業高度發展導致資產階級的成熟壯大，該階級對於國家機器為其利益服務的需求是越來越迫切，這雙重壓力最終促使黨國被迫放權改革、朝本土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轉型，以重新尋求政權對內的合法性。但是無論這個體制怎麼調整，即使不再是一黨專政，而是兩黨輪政，不變的是，它的存在，依舊是作為維持台灣社會穩定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以及該體系的主導國利益的工具。差別只是，過去台灣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仍在襁褓，且欲撲殺它們的革命力量環伺，因此中華民國國家機器是作為聽從資本主義大家長美國的指揮充當保護和哺育它們的兇悍褓姆而存在，現今的中華民國國家機器，則是自主遵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服膺體系主導國利益的台灣資產階級用以控制台灣社會的工具。

競選前向資本家請益、爭取支持的台灣在野黨領袖和聆聽資本家建言的總統。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採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後，國族利益就日趨高於社會主義的社會解放理想，它不再將中華民國視為壓迫台灣人民、必須革除的反革命殘渣，反而是因該體制是中國內戰的殘餘，在台灣的存留，能夠維繫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而限定台灣社會的自決方向，而樂於其存續。而在當前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加上廣大市場對於資本的強大吸引力，這些都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資產階級的操縱更趨容易，這也讓它更樂於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存在，以影響台灣政局。

台灣資本家郭台銘、代理兩岸政商利益的國民黨政客連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其實與批評者一樣，都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是一個外力強加的存在，並且也認為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壓迫的總機關。只是，我們不會認為它是自足獨立的壓榨單位，或者簡單的認為它只是某個外來民族殖民台灣的機構，而是清楚理解它是為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這個體系的列強服務而存在的。與批評者認為的相反，實際上我們非但不無知於「中華民國因素」，甚至可以說對於這點異常關心。我們認為如果不去正視這個體制對於台灣社會的箝制，就不會有尋求突破該體制的思考，缺乏這樣的思考視野，那任何改變社會的行動，充其量也只是在這個從屬於資本帝國秩序的體制的制約下打轉，就像翻不出如來佛手掌的孫悟空，永無出路。只有正視這個體制的本質，才能明白，要改造台灣社會，不能只是取得中華民國體制的大權，不能只是掌握這個既存的國家機器，只有摧毀這個國家機器才是真正改變的開始。

        只是，我們也必須思考，我們在推翻中華民國之後，下一步我們要怎麼走?我們是還要再建立一個屬於資產階級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屬於勞動階級的國家呢?這個問題很關鍵，絕對不是像那位批評者所言，等政權拿到了，國民黨打倒了再來談，因為它就決定之後奮鬥的團結對象和為之顧全的「大局」。

關於大局與團結

       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罷!我們以為，如果只是建立一個像歐美各國的代議民主國家，那其實只是再建立一個跟中華民國差別不大的國家機器，即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機關，至多只是將「中華民國」這個舊招牌、髒外衣撤下罷了。由於這個國家機器依舊是由台灣資產階級所掌握，那它仍然只會是個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國的工具，也就是說對於台灣社會仍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的。

        我們需要的，無疑是一個由勞動階級掌控的國家機器，去撐開那個改變的空間。這個國家機器一方面將作為勞動階級廢除現今資本家主導的生產關係、建立勞動者作主決策、按勞分配的新社會的工具，另一方面將作為壓制島內外資本家的任何反撲，鼓舞境外勞動階級起而效尤，並輔導、協助資本家朝勞動者轉型，讓社會階級逐步消亡的機構。我們認為，自認為左派、追求社會解放的人，所要顧全的大局正是在於建立一個這樣的國家機器，而非再造一個舊機關。既然大局是要建立這種以勞動解放為使命的國家，那要一起無私奮鬥的團結對象，我想就非常清楚的只能是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又或者願意自我改變階級認同的資產階級了。至於其他只想讓台灣被國際承認而已，或者只想拆掉「中華民國」這個舊形象而已，對於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感興趣的政治力量，也許在某些階段性目標可以合作暫時成為盟友¾¾譬如在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階段¾¾但是面對存在的分歧，左派終究得站定、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決裂。而這裡就牽涉到在運動聯盟中的主導權問題了。

        我們認為，為了不至於對現階段的盟友在未來的反叛措手不及，致力於將變革進程不斷推進的左派必需要取得運動聯盟的主導權，並且始終保持這個主導權。因為，當階段性目標達成，新的變革目標即將開始，必然有盟友不願再推進變革，甚至退卻，如果運動的主導權是掌握在盟友手上，那它的退卻與停滯，就將造成變革的阻礙，甚至可能造成運動的瓦解和被鎮壓。此類的例子在歷史上可說是不勝枚舉，中國共產黨早年與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上結盟，由於沒能掌握革命的主導權，最終在政治分歧上，遭國民黨清黨屠殺，可謂最顯著的血腥案例；新加坡左翼當年在反殖民的共同目標上支持右翼的李光耀取得政權，最終反遭李光耀鎮壓，也是個令人省思的教訓。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們以為，那種為了打倒國民黨，應團結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政治代表蔡英文¾¾別忘了她可是站在資本家立場，認為「勞工假太多」¾¾的論調，是錯誤、糟糕的主張，如果有哪個左派實踐了這樣的主張，我們毫不客氣的說，那是對於台灣勞動階級利益的愚蠢背叛。

                                                 
國共決裂時遭國民黨槍決的共產黨人、左翼份子的遺體，以及關於李光耀發動「冷藏行動」逮捕新加坡左派領袖的報導。

        也許有人聽到我們的這樣的看法，可能會進一步質疑，現實情況是專屬於台灣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都如此弱小，如果就階段性目標與其他反體制勢力結盟，運動的主導權就客觀現實必然掌握在其他勢力手中，難道我們要因此放棄與其他勢力合作?對此，我們的意見是，在這種勞動階級自身的階級意識尚缺乏、政治力量尚渺小的現實裡，與其和別的政治力量合作，不如花時間讓更多勞動者從現實的種種社會現象出發，了解自身的階級處境、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不如投入更多時間在勞動階級自我團結的組織工作，讓他們形成明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集體，並逐步壯大，在社會各領域形成一個又一個蠶食當前體制根基的陣地。這個過程，可能也會觸及其他政治勢力共同關心的議題，雖然勞動者的力量不能放棄介入，但是無論如何都應與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資產階級屬性的主流政治勢力保持距離，直到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在該議題上，有能力與他們爭奪領導權為止。

        到了那個時候，組織起來的勞動階級就應該勇於爭取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導權，並且歡迎任何有階段性共同目標的政治勢力追隨，不斷擴大聯盟。等到聯盟在社會上的力量對比取得優勢，領導聯盟向國家機器進攻，並努力將社會變革推進到底，就是勞動階級不該懷疑的第一要務。

國際主義是台灣社會解放成敗的關鍵

        至於批評者質疑我們過多的關心國外抗爭，在文章的最後，我們也想做個說明。我們關心外國抗爭，甚至鼓勵支援外國抗爭，並不是出於抽象的原則，而是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這個前所未有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不分國界的人們其實都鑲嵌在同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秩序之中，各國的勞動大眾、各種弱小者都共同面對著這秩序中的得利階級的結構性壓榨，既然壓迫是超越國境的，也只有跨越國界的反抗才有出路。我們一點都不認為各國進行「自掃門前雪」式的抗爭，對於全球秩序會有什麼挑戰。而在海峽兩岸近年經貿日趨緊密的局勢裡，海峽兩岸的壓迫者更已形成一個異常緊密的利益集團，既然面對的壓迫是共通的，關心、聲援對岸的反抗，強化連結兩岸勞動階級的抗爭意識，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更進一步說，台灣當前的國家機器既然是作為資本帝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工具，那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根本挑戰，勢必也會觸及列強及跨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必然會引發他們運用各種手段進行干預，如果我們不想要我們所追求的變革因而被扼殺，如果我們不想要因為這樣的橫阻而裹足不前，我們就需要其他國家的勞動階級¾¾尤其是那些正在干預我們的列強國家裡的勞動階級¾¾能在台灣爆發革命的時候，以行動支援我們，而這不能不仰賴平時跨國支援的國際主義情誼。當我們將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的的抗爭視為我們自己的事，他們在未來也會將我們的革命視為是他們自己的志業，甚至可能會用起義行動直接呼應我們的召喚。

        最重要的是，如果台灣的革命，能夠成功引發一系列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反抗在多國展開，那帶來的將不只是台灣新社會的生機，還極有可能開啟全人類解放的黎明。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