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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 星期三

國際合作、物聯網革命以及勞資鬥爭──從李登輝的投書談起

王映棻

關於李登輝的投書



       近期前總統李登輝那篇投書於《Voice》的文章——〈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引發了政壇、社會各界關於史觀乃至於國族認同的爭論。然而,這篇文章的重點其實不在於當年李登輝將殖民母國視為祖國的個人情懷追憶,而是在於文章所提及的以下看法:

「因為高唱『獨立』而在國際社會引起摩擦是不必要的。」、「對現在的日本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修正做為國家根本的憲法。……日本如為了要做到真正的自立的話,則無法不面對修憲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六十多年來憲法隻字未改,反而是比較異常的。」、「最近成為話題的是『IOT(Internet of Things)』。所謂的IOT不只是在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而是將感應器放入身邊周遭所有的東西,並使其與網路連結,藉此可以相互通聯而產生出新的服務與方式。世界高端企業都競相開發此一足以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技術。……放眼世界,日本的IOT技術雖然相當先進,但大多是封閉於自家公司內的技術,很難向世界推展。對此,台灣擁有能夠因應全球市場需求,大量生產所需零件的優秀技術。也就是說,日本企業的研發能力若能與台灣企業的生產技術合作的話,是有可能稱霸整個市場的。……我想向安倍首相傳達,台灣的IOT生產能夠成為安倍經濟學的強力支持。」


        李登輝的這些看法,有別於他追憶殖民時代、戰爭年代的種種,是屬於個人的心境感懷,在目前決定台灣前途的大選即將開打、以安倍晉三政權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力圖刪修戰後日本憲法對於開戰權的禁止和基本人權不可侵犯之保障,以「再軍事化」,因而飽受各界抨擊的這個時間點,拋出這些看法,其實就是在傳達他對於台灣未來走向的建議,以及對於安倍政權的表態。簡單來說,李登輝的建議和表態就是:台灣應繼續維持現狀,千萬不可以高舉「獨立」,以免造成強權所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困擾。在政治上應支持要修改戰後和平憲法的日本右翼,在經濟上讓台灣的半導體製造實力,為日本的先進研發概念服務,使日資得以搶占制霸物聯網這個未來大勢的先機,同時也讓台灣的產業在這個過程當中得以分一杯羹。

為誰的利益合作、聯盟?

        對於李登輝所提的這個繼續維持受制於國際強權的中華民國體制現狀,為日本右翼法西斯化搖旗吶喊、為日資馳騁世界效力的日台合作戰略方案,竟被一些主張台灣自主獨立、反對台灣向中國獨裁官僚獻媚、反對兩岸經濟整合的人盛讚睿智、深謀遠慮、高格局,這不禁令人感到納悶,難道為日本右翼的野望效勞,就比起成為中國的附屬還要獨立自主嗎?當然,對於處於強權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政治實體來說,當中國的附屬或為日本效力,就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都是一種合理的發展戰略,只是站在構成台灣社會主力、被支配役使的勞動大眾的立場而言,這顯然不會是個值得期待的出路。它最好的情況,不會超過過去在美國庇蔭下的經濟起飛,只要想想過去這樣的經濟發展、資本積累是以多少勞動者的血淚和環境汙染為代價所換取的就夠了。

        其實,對於處竟艱難的台灣勞動大眾來說,「中台聯盟」、「日台聯盟」,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樣的國際聯盟的建立的確有其重要性,只是勞動大眾所需要的聯盟,絕對不是前述那種跨境政商同盟,而應是一種讓勞動者超越國界團結行動的組織連帶。或許這樣的連帶在國界遮蔽、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看起來有些超現實,然而當前東亞,在崛起圖霸的中國和為維護既有的霸權地位的美國兩者的相互角力,加上日本藉機「再軍國化」態勢下,正遊走在戰爭的邊緣,不管是李登輝倡議的日、台政商合作,或者是國民黨連戰所代理的跨台海政商同盟,其實都只不過是台灣資產階級和其政治代表面對強權爭霸的終局尚渾沌不明,選陣營押寶投靠的行為。與其被資產階級裹脅,為他們的豪賭當炮灰、肥料,積極克服各種橫阻,為自己和不同國境但共命運的人們,建立反抗資產階級及其同路人統治、求索平等新社會型態的運動聯盟,對於勞動大眾來說,不是還比較有意義一些嗎?甚至它才是決定李登輝所提及的物聯網時代未來走向的關鍵鑰匙。

物聯網及其所帶來的新世界

        物聯網,就如同李登輝在該文所言,除了是ICT產業的新發展商機,更重要、也更值得關心的,是它足以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促進社會型態往更美好的方向變革。關於這方面的臆想有很多,最樂觀的預言,要屬於美國知名未來學家、經濟學者傑瑞米.里夫金 ( Jeremy Rifki)近期的著作《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了,該書為我們提供了物聯網發達時代的美好社會藍圖。



        傑瑞米.里夫金認為,就像是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燃煤蒸汽技術的誕生,導致機械生產替代手工勞動,垂直一體化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工廠,取代傳統手工業,開創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19 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電動機、內燃機的發展,導致生產力高速發展,加速推進了資本的集中,而電話等通訊設備的應用又使得資本家可以更即時地監控、整合規模更大、據點更遠的業務,造就了更大規模的經濟集聚和市場壟斷,型塑了當前資本主義的面貌;未來由網際網路、遍佈各住家社區的再生能源工作站所串連成的綠色能源網、開放物流系統所共同組成的廣泛物聯網平台,再加上3D列印技術的發達所聯合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一方面將因為3D 列印機以及再生能源工作站的普及,得以破除生產資料、能源被少數私人獨佔的情形,另一方面,資源將能透過物聯網平台公開、透明的分享,達到有效的運用、再利用。在這樣的系統裡,由於能源與物流領域就如同當今訊息傳播一樣,人人都可以製造、分享,因而每個人都是點對點平等互動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經濟生活中很多領域的邊際成本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傳統商業模式的利潤到時將無法維持,交換價值和利潤因而不再是人們所競逐的對象,因此也提供了創生對資源「共同擁有、集體合作管理」的新生產組織方式的機會,在這樣的新生產方式的運作下,人們將把過去營利的精力轉往各種非營利領域中,致力於資源分配、強化環境的保育、完善對老弱傷殘的照養,推動文化的全面發展和弘揚。

       不過,這樣的藍圖無疑是過分樂觀了。除了當前的科技應用實況,離傑瑞米.里夫金所預言的「美麗新世界」的實現前提仍有不小的距離,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技術革新,頂多只是為創造新社會帶來了更強大的物質基礎,卻不必然絕對會通往烏托邦。物聯網平台的廣泛建置,固然會打擊傳統的商業模式,但是資本家只要懂得掌控這種平台,一樣能利用它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搾取更高額的利潤,甚至在這樣的模式下,他們更可以利用只是提供「調度社會資源」之服務的藉口,將受其驅策的勞動者定義為工作承攬人,從而規避原本在雇傭關係中業主應提供的各種勞權保障,進而惡化工作條件。像以手機App為平台提供駕駛、閒置車輛與乘客三方供需調度服務,並抽取傭金的Uber,其高抽成,並要求駕駛自付車輛保險、維修和燃油費用,其實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說,物聯網平台很有可能帶來的不是新社會的降臨,而是讓現已常見的非正規雇傭勞動模式變本加厲且更加普及,從而強化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壓榨。



勞資力量對比才是關鍵

        由此可見,當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降臨,是否能通往新的、更好的世界,關鍵還是在於物聯網平台這種新工具能否掌握在勞動階級的集體手裡,關於物聯網控制權的爭奪結果,將決定物聯網時代的終極樣貌。換句話說,決定我們這世界是否能在未來實現對既有政經模式的全面超越,終究仍是社會勞資鬥爭的力量對比。

        讓我們丟掉與政商寡頭擁有共同命運的一廂情願和對於物聯網革命的美好幻想罷!勞動大眾面對的,歸根究柢是一個險峻且前景不明的形勢,即將迎來的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根本來說,取決於勞動者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是否都能普遍看見決定未來命運的鎖鑰在自己身上,是否都能擺脫以畛域自限的意識形態,以及跟著統治菁英的尾巴走的壞習慣。而這些無疑是需要已覺醒的仁人志士,在當下加倍努力去促進的。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DW]去除對難民的迷思



「大部分難民都跑到歐洲來」;「難民奪去我們的工作」;「南巴爾幹半島來的人們只是經濟移民」。德國之聲檢視這些迷思和誤解。

德國之聲記者Diana Hodali和Sven Pöhle清理了對於難民的廣泛迷思。他們的調查反駁了在德國廣泛流傳的說法,這些說法甚至也流傳在其他歐洲國家。

為什麼我們要接納難民?

德國有處理難民的法律,德國憲法第16a款聲明,「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們有權聲請庇護。」這同樣適用於那些在本國因為政治理念而受到嚴重迫害以致人性尊嚴被殘害的人們。

迷思:難民拿比德國人多錢

近二十年來,尋求庇護者與被歸類為其他難民範疇的人,從德國政府得到的利益,比要在德國過個像樣生活所需的基本生活開支少了30%。2012年七月,德國聯邦憲法法庭批評德國政府給於的這些援助是「明顯地不足」,因此,接著,這些援助被提高。當德國社會福利受惠者拿到的是每月399歐元之時,給於尋求庇護者的支助則是281歐元到352歐元。

根據德國移民權利組織Pro Asyl,難民依然部分地透過購買卷或是可以在特定商店購買特定物品的卡片等形式得到支助。只有受到政府批准的難民才能享有這些支助。

迷思:外國人正搶走德國人的工作

沒有工作許可證,難民是不被允許工作,而且也不能接受教育或是職業訓練的。尋求庇護者與被歸為其他難民範疇的人,在德國停留的前三個月是不被允許工作的。即使他們要找工作,找到工作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因為德國法律規定特定工人有就業優先權,像是德國人、歐盟國家的人或是被批准的難民。只有在德國待超過15個月以上,尋求庇護者與難民才有工作權。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德國工業缺工,所以它們實際上從許多來自戰地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之中尋找雇工。

迷思:難民都跑來歐洲

全世界五千九百萬難民中,超過百分之八十都待在其原本所在的地區。另一方面,難民通常希望能夠快點返回家鄉,然而,他們沒辦法購買機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難民都被鄰近中東國家給接收了─而不是歐洲。聯合國難民署(UNHCR)最近估計,敘利亞鄰近國家所接收的敘利亞難民約在四百零八萬人左右。歐洲收到尋求庇護申請的只有三十四萬八千份。

迷思:德國是歐洲接收最多難民的國家

在德尋求庇護者的人數達到了近年的最高峰,2014年有17萬人,至2015年年底則預計有80萬人。即使德國是在歐洲國家中收到最多尋求庇護申請的國家,當考慮申請數量和德國居住人口的比率時,德國每一千居民之中只有2.5件尋求庇護申請被批准。瑞典的比率居歐洲之冠,每千位居民中有八件。匈牙利、奧地利、馬爾他和丹麥的比率都高於德國。

迷思:巴爾幹來的人們都是經濟移民

一般來說,巴爾幹來的人被視為經濟移民,因為他們並非來自戰區。但是許多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們在家鄉遭受磨難:塞爾維亞人和科索沃的羅姆人、吉普賽人遭受歧視、飢餓,缺少基本日常物資。不同於來自歐盟國家的求工者,他們被剝奪行動自由,所以他們設法尋求庇護。像是芬蘭和瑞士這些國家批准了約百分之四十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難民尋求庇護申請的案件。而德國則是驅逐了將近所有來自南巴爾幹國家的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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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Dispelling myths about refugees" - 2015.08.28

2015年8月8日 星期六

從田野重新出發——關於反課綱「微調」運動的一點建議


王映棻、懶河

因2014年初,教育部以「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符合憲法之檢核」為由,對高中國文與社會科課綱進行「微調」,並不顧高等行政法院判定行為違法,仍強行上路所引發的爭議,隨著上月底反對「微調」的學生闖入教長辦公室,乃至於學生林冠華的自殺達到了高潮,成為全台熱議、關切的焦點。

這場風波,爭議的除了是程序不民主的問題,促使「微調」方先「暗渡陳倉」,再「強渡關山」,處心積慮調整不可,以及令反對方拼死阻擋、抗爭到底的,說到底都是在於對課綱背後該呈顯的「國族想像」之焦慮。從「荷西治臺」還是「荷西入臺」、「鄭氏統治」或「明鄭統治」、「清代」或「清廷」、「日治」還是「日據」,甚至「日本統治」還是「日本殖民統治」、「接收」臺灣還是「光復」臺灣、「中國」還是「中國大陸」,用詞的錙銖必較,無不反應了雙方對於歧異的「國族想像」透過國民教育不斷生產的恐懼。

當然了,「微調」方動輒抬出的史觀、憲法框架不可置疑、「撥亂反正」論調,無疑是更為本質論,也充滿了腐臭的返祖情緒。而反「微調」方比較大的問題則在於,出於對「微調」方過度強調日本殖民統治的惡行之反彈,竟出現對於國際基於自由、平等價值早已眾所譴責的舊殖民主義和慰安婦議題採取相對主義,甚至懷疑論的聲音,這其實與他們抗議「微調」方淡化,甚至刪除二二八、白色恐怖,所採取的人權教育、實踐轉型正義的價值立場有所矛盾。

在當前反課綱「微調」運動陷入瓶頸、暫時退場的時刻,或許該重新思考一條超脫這種觀念上的「國族想像」作為爭奪焦點的惡性循環路徑,也許,號召全台高中生糾團利用剩餘的暑假時間,投入對自身生活的地域、族群的現在與過去的文化、歷史進行調查,會是一種有意義的運動轉進選擇,透過深入田野,青年學子將能從對於抽象課綱的關心,上升到對於我們所處的社會有具體而真實的理解,如此認識視野將有所不同,也才比較能從各種意識形態的「洗腦」陰影中掙脫。而在開學之前,這些參與訪調的學生,也許還能召開一場針對各團調研結果進行交流的會議,並透過這樣的交流,進一步以調研結果為基礎,擬定出一個調研版的課綱,然後公諸於社會,讓大眾公評。我們相信,這種由下而上的、基於現實調研及受過田野洗禮的人們所討論得來的課綱,必將比當前任何版本的課綱都來的民主,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些青年也將形塑出更民主、更以真實的社會基層為懷的新價值,而這也是一場真正的社會運動所應追求和創造的。

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我們對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社會解放問題的基本看法

王映棻

引言
收到了一封對於「鬼島工寮」部落格同仁的批評信,信件全文徵引如下:

我是你們的讀者
在街頭接過你們的傳單
對你們的主張越看越不懂
你們對社會很熱心、態度也很認真  
但是花時間努力是不是搞錯方向

台灣最大問題是什麼?
不就是ROC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嗎?
這不是比什麼都該先解決的嗎?
尤其是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
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 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
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 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 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然後更可怕的是用洗腦政策讓台灣人不覺自己是被統治者
直到現在沒有國家又以為ROC流亡政府是自己的國家
現在KMT榨乾台灣 乾脆想將ROC流亡政府與與PRC合併
這才是現在最重大的危機吧?
還是你們也被洗腦了對這些一無所知?

你們對這些重大危機都不關心
盡關心香港民主、中國工人、外國罷工
對內不團結 只會在反KMT陣營中挑毛病
過度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
須知台灣人國都無國
400年來一直處於賤民地位
既然全體都是弱勢 不就更應該團結奮鬥 

香港民主、中國工人 是他們自己必須面對的課題
關心那些對台灣自己沒有幫助 不如花時間救自己
別忘了「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句話!

過去台灣人民花太多時間在內鬥
中了殖民統治分而治之的手段 
這也是造成今日彼此難以相互理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原因
所以看到你們這些熱心的青年也忙著內鬥我很難過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史明歐吉桑令人尊敬的地方
他也是左派
但是他就是真正有大格局
之前他才在臉書呼籲台灣左派
為了大局應該全力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蔡英文
等政權先拿到了再來談其他的 這才是有掌握事情的輕重緩急

雖然上面這些批評與質問本身並沒有什麼發人深省之處,但由於該信內容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個別人士的議論,在其他的言論平台,我們同樣能看到類似的文章或留言出現。因此,這封批評信,某種程度上,也許反映了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一種缺乏階級視野卻焦急於尋求解放出路的群眾聲音。基於這個緣故,藉著公開回覆這封信的批評與質疑,說明我們的基本立場,澄清一些根本的問題,我想對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還是有些意義的。

對於台灣戰後初期歷史問題的一點澄清

         在討論批評者所質疑的諸問題之前,我想有個基本的歷史問題有必要去澄清。雖然這個問題很基本,但是顯然包括這位批評者在內的很多人,對於這個歷史卻充滿了混淆。

        誠如前文所引的信件內容,這位批評者,在談到台灣戰後的歷史是這樣說的:「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很明顯的,批評者是將戰後1945年到1949年這段歷史時期,與1949年到1954年的這段時間給混在一起了。

        兩個時期雖然同樣是由國民黨政權統治,但是不同的是,1945年到1949年的國民黨政權還統治著中國本土的,而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正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但不管怎麼樣,這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還未流亡的,因此根本不可能需要批評者所說的台灣仕紳的好心收留,至於二二八事件後來台補殺仕紳的國軍,也不是什麼敗戰的流亡大軍,而是由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派過來的。我們且撇開戰後台灣地位的相關法理爭議,持平而論,當時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接收,是用一種戰勝國對淪陷區收復的態度接收的,而國民黨彼時對於淪陷區接收工作的作風,不分地域都十分惡劣,無論是對於戰爭時期被日本佔據的中國本土的東部各省,或者是台灣,接收官員貪贓枉法、任人唯親、動輒誣指當地人民漢奸、奴化的現象都極為普遍,再加上戰後的經濟混亂,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反抗,在當時的中國東部各省其實層出不窮。

當年版畫家荒烟就在創作上串連聞一多遇刺與二二八事件,在這幅作品中控訴兩岸共同面對的壓迫,以及頌揚人民的反抗。

        至於1949年的歷史劇變,則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已被革命的怒潮給推翻,不得不將中央政府,以及跟隨的軍民撤往僅存的統治地區¾¾台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最肆虐的時期,也正是發生在19491954這幾年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搖搖欲墬,甚至在台灣,也因為人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猶新,民眾普遍對其不滿,新一波的反叛怒火更在地下秘密集結,躍躍欲試,所以國民黨要讓自己重新站穩腳跟,就只能用最殘暴的手段根除任何反抗的可能。


19491954年白色恐怖下的受難人群像(局部)

        因此,對於這兩段歷史時期的差別,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做個小結:1945年到1949年的這段時期,台灣社會面臨的壓迫是一個腐敗政權在垂死前的瘋狂;而1949年至1954年,台灣社會遭遇的恐怖,則屬於淪亡國家強行重建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些史實都是對於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稍有涉獵,就不至於搞混的基本問題,批評者在批評別人對於歷史一無所知之前,恐怕要先補救一下自己對於台灣史的認識。

為什麼我們要重視勞動階級的復權?

        接下來,針對批評者提出的各項質疑,我們就從勞動者的問題談起罷。

        批評者指責我們「過渡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我想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對我們而言,勞動者並不是什麼特殊群體,而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占社會多數辛勤工作並以工作所獲得的收入維生的民眾,當然了,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是屬於勞動階級,才重視這個社會階級,我們也從來不是因為勞動者是弱勢,才重視它。社會群體的弱勢,固然也是我們關心的所在,我們對於社會上各種弱勢族群也抱持著同情和關心,但是我們重視、並且致力於勞動階級的復權,究其實是因為我們清楚認識到勞動階級是維持整個社會運作的根本。

勞動階級是維持社會運作的關鍵。


        人類食、衣、住、行的必需產品,無一不是透過人們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才有使用的價值,即便是作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這些不同的產品間之所可以作等價交換,也是因為有人們在生產、創造商品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作為某種客觀的衡量基準。也就是說,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價值泉源,勞動者是人類社會得以運作的關鍵。


        那作用如此重要、實際上在社會占多數的勞動者,之所以須要復權,則是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普遍都被他人佔有。由於近代出現了名為資本家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將商品交易所得的財富投入於收購生產所需的原料、土地、廠房、機器等資源和工具,以及別人的勞動力,讓別人為他們生產。隨著生產不斷擴大,導致的資本集中趨向,資本家階級逐漸壟斷了社會上的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這導致大多數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可使用,因而無法獨立、自主的進行生產、創造,他們要維持生計就只能出售自身的勞動力,供資本家役使。然而,資本家一般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其實又是低於勞動者在規定工時內所產生、創造的價值,畢竟,在市場供需平衡的情況下,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商品交易的價值是等於創造該商品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如果資本家想要賺取利潤,就只能無償佔有勞動者所創造的一部份價值。

資本家以佔有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賺取利潤來源。


        只是,資本家們為了能夠讓利潤最大化佔有更多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將賺取的利潤持續不斷用來追加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擴充生產規模,甚至不惜依靠賒銷、貸款的信用模式維持生產的不間斷運作,也為經濟埋下了危機。無節制的生產擴大,使得占社會上消費者多數的勞動階級的整體需求和其支付能力的提升漸漸趕不上產品的成長速度,這就不免出現生產過剩產品滯銷的問題,進而引發信用危機,導致企業倒閉、股價暴跌、失業激增等經濟崩盤現象。雖然社會上可能會出現各種方式刺激勞動大眾消費,但是實際購買力沒有提升的情況下,這些消費就只是通過各種借貸來支付,當實際支付能力一直趕不上生產的增長,信用終究會出問題,經濟危局還是會發生,一直要到生產力衰退到達谷底,失衡的生產和消費能力得到緩解,景氣才會重新復甦。但由於資本家為追逐利潤的無節制生產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運作邏輯,因此也規定了經濟危機會不斷發生。而每次的經濟危機,資本家又都會將壓力轉嫁給勞動階級,使勞動階級承受嚴峻的剝奪。

經濟危機時,資本家總會加倍壓榨工人。


        基於這種心血、貢獻被奪佔、還要承受奪佔者造就的諸般惡果的惡劣處境,勞動階級要求復權可謂天經地義,而既然勞動者這樣的處境又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結構性制約,那打破這樣的社會結構,改變這種資本家掌握、決定一切的生產關係,建立一個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公共化、工作場所的一切事物由全體勞動者民主決策、集體勞動成果按每人貢獻的勞動量等價分配的生產關係,對於勞動階級的復權就是必要之路。

1989年的臺灣遠化罷工,是台灣解嚴初期工運的高潮。

        循著這個論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說,既然勞動階級想要復權對於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根本挑戰是必要的,那勞動階級復權運動比起其他的社會運動,自然就是最徹底反對、動搖現存社會體制的運動了,因此我們當然認為,它比起其他運動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關於中華民國體制的問題

        對於批評者認為台灣人國都無國,應該要先全民團結奮鬥解決中華民國(ROC)這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先撇除他在後文又強調「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似乎又突然認為自己有國家了,這類邏輯混亂的問題,我們是同意,台灣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本土生成的國家的這個看法的。只是我們也必須說,其實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所謂屬於全體XX人的國家存在。

       所謂的國家,哪怕它是由一地的本土社會所形成,從來都只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用以維持自身的主導地位、統治其他階級的機關,雖然這些機關可能公然宣稱它是屬於全民的,處於該機關統治之下的各階級,可能在國家菁英的意識形態影響下,產生所謂的共同體意識,但在實際上,它所制定出來的社會秩序、遊戲規則,整體上來看,總是會以那個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最終依歸。以現今通行世界的代議普選制國家來說,光從其開放的從政門檻¾¾競選過程甚至參選門檻都需要高額資金開銷¾¾就能雄辯的說明,這種國家只是個有利於資本家和其政治代表統治的機構。

1911年的一張政治海報,生動的說明了國家的本質。


        而目前在台灣所存在的國家機器,的確並不是由本地任何階級力量所生成的,追本溯源,它是由美國這個二戰後的國際強權直接外鑠的。

        本來,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終結了,當時領土只剩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那時解放軍渡海在即、廣布全台的地下革命組織蠢蠢欲動的情勢看來,所剩的日子其實也不多了。不過1950年韓戰爆發後扭轉了這個局勢。當時的資本主義龍頭國家美國,出於防堵社會主義革命之火蔓延亞洲的戰略考量,出手介入了東亞政局,既派部隊到朝鮮半島對於李承晚政權進行救援,另一方面則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阻絕了解放軍跨海,並以所謂的「美援」¾¾軍事和經濟援助國民黨政權,才讓國民黨政權得以延命。

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海。


        就整個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無論是在軍備、預算、人事、財政、經濟發展上,無一項不是依賴美國奶水的餵養,也正是美國的餵養下,已毀滅的中華民國體制才又以美國所期望的面貌被重新在台灣建立起來。

美援聯合大樓,是美援時代臺灣的實際統治機關。


        這個在美援下重新被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有別於過去那個對於統治地區只是形式控制、與地主擁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華民國,首先,它在美方的督促下立即推動了土地改革,並輔導舊地主贖買公營企業股票轉型成資本家,然後又推行穀賤肥料貴的「肥料換穀」、「隨田徵賦」政策,盤剝從地佃關係中翻身的小農,讓農村朝破產發展,釋出大量的過剩勞動力,為工業部門提供廉價的產業後備軍。可以說,這個新中華民國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推動台灣社會朝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機關。另一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對台灣社會是前所未有的牢牢箝制,觸手嚴密的深入到社會的各角落、層面,除了無孔不入的情治系統,建立御用工會和農漁會等各式各樣基層組織,並以地方資源分配收編地方頭人也是其重要的方式。而在對外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則是美國反共戰略的前哨,又由於這個體制將台灣打造為勞動力廉價、勞權缺乏、社會穩定的環境,利於跨國資本前來榨取,因此也堪稱是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在台灣的維穩工具。

        從國際地位來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是美國的附庸,無論是作為中國的代表,或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和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更是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持才能存在。也因為這樣,當1970年代,美國戰略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中華民國的地位和身分承認才會這麼快的在國際社會上瓦解。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台北街頭憤怒的民眾。


       隨著國際承認的瓦解讓中華民國體制和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流失,再加上工商業高度發展導致資產階級的成熟壯大,該階級對於國家機器為其利益服務的需求是越來越迫切,這雙重壓力最終促使黨國被迫放權改革朝本土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轉型,以重新尋求政權對內的合法性。但是無論這個體制怎麼調整,即使不再是一黨專政,而是兩黨輪政,不變的是,它的存在,依舊是作為維持台灣社會穩定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以及該體系的主導國利益的工具。差別只是,過去台灣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仍在襁褓,且欲撲殺它們的革命力量環伺,因此中華民國國家機器是作為聽從資本主義大家長美國的指揮充當保護和哺育它們的兇悍褓姆而存在,現今的中華民國國家機器,則是自主遵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服膺體系主導國利益的台灣資產階級用以控制台灣社會的工具。

競選前向資本家請益、爭取支持的台灣在野黨領袖和聆聽資本家建言的總統。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採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後,國族利益就日趨高於社會主義的社會解放理想,它不再將中華民國視為壓迫台灣人民、必須革除的反革命殘渣,反而是因該體制是中國內戰的殘餘,在台灣的存留,能夠維繫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而限定台灣社會的自決方向,而樂於其存續。而在當前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加上廣大市場對於資本的強大吸引力,這些都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資產階級的操縱更趨容易,這也讓它更樂於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存在,以影響台灣政局。

台灣資本家郭台銘、代理兩岸政商利益的國民黨政客連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其實與批評者一樣,都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是一個外力強加的存在,並且也認為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壓迫的總機關。只是,我們不會認為它是自足獨立的壓榨單位,或者簡單的認為它只是某個外來民族殖民台灣的機構,而是清楚理解它是為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這個體系的列強服務而存在的。與批評者認為的相反,實際上我們非但不無知於「中華民國因素」,甚至可以說對於這點異常關心。我們認為如果不去正視這個體制對於台灣社會的箝制,就不會有尋求突破該體制的思考,缺乏這樣的思考視野,那任何改變社會的行動,充其量也只是在這個從屬於資本帝國秩序的體制的制約下打轉,就像翻不出如來佛手掌的孫悟空,永無出路。只有正視這個體制的本質,才能明白,要改造台灣社會,不能只是取得中華民國體制的大權,不能只是掌握這個既存的國家機器,只有摧毀這個國家機器才是真正改變的開始。

        只是,我們也必須思考,我們在推翻中華民國之後,下一步我們要怎麼走?我們是還要再建立一個屬於資產階級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屬於勞動階級的國家呢?這個問題很關鍵,絕對不是像那位批評者所言,等政權拿到了,國民黨打倒了再來談,因為它就決定之後奮鬥的團結對象和為之顧全的「大局」。

關於大局與團結

       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罷!我們以為,如果只是建立一個像歐美各國的代議民主國家,那其實只是再建立一個跟中華民國差別不大的國家機器,即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機關,至多只是將「中華民國」這個舊招牌、髒外衣撤下罷了。由於這個國家機器依舊是由台灣資產階級所掌握,那它仍然只會是個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國的工具,也就是說對於台灣社會仍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的。

        我們需要的,無疑是一個由勞動階級掌控的國家機器,去撐開那個改變的空間。這個國家機器一方面將作為勞動階級廢除現今資本家主導的生產關係、建立勞動者作主決策、按勞分配的新社會的工具,另一方面將作為壓制島內外資本家的任何反撲,鼓舞境外勞動階級起而效尤,並輔導、協助資本家朝勞動者轉型,讓社會階級逐步消亡的機構。我們認為,自認為左派、追求社會解放的人,所要顧全的大局正是在於建立一個這樣的國家機器,而非再造一個舊機關。既然大局是要建立這種以勞動解放為使命的國家,那要一起無私奮鬥的團結對象,我想就非常清楚的只能是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又或者願意自我改變階級認同的資產階級了。至於其他只想讓台灣被國際承認而已,或者只想拆掉「中華民國」這個舊形象而已,對於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感興趣的政治力量,也許在某些階段性目標可以合作暫時成為盟友¾¾譬如在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階段¾¾但是面對存在的分歧,左派終究得站定、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決裂。而這裡就牽涉到在運動聯盟中的主導權問題了。

        我們認為,為了不至於對現階段的盟友在未來的反叛措手不及,致力於將變革進程不斷推進的左派必需要取得運動聯盟的主導權,並且始終保持這個主導權。因為,當階段性目標達成,新的變革目標即將開始,必然有盟友不願再推進變革,甚至退卻,如果運動的主導權是掌握在盟友手上,那它的退卻與停滯,就將造成變革的阻礙,甚至可能造成運動的瓦解和被鎮壓。此類的例子在歷史上可說是不勝枚舉,中國共產黨早年與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上結盟,由於沒能掌握革命的主導權,最終在政治分歧上,遭國民黨清黨屠殺,可謂最顯著的血腥案例;新加坡左翼當年在反殖民的共同目標上支持右翼的李光耀取得政權,最終反遭李光耀鎮壓,也是個令人省思的教訓。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們以為,那種為了打倒國民黨,應團結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政治代表蔡英文¾¾別忘了她可是站在資本家立場,認為「勞工假太多」¾¾的論調,是錯誤、糟糕的主張,如果有哪個左派實踐了這樣的主張,我們毫不客氣的說,那是對於台灣勞動階級利益的愚蠢背叛。



                                                 
國共決裂時遭國民黨槍決的共產黨人、左翼份子的遺體,以及關於李光耀發動「冷藏行動」逮捕新加坡左派領袖的報導。

        也許有人聽到我們的這樣的看法,可能會進一步質疑,現實情況是專屬於台灣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都如此弱小,如果就階段性目標與其他反體制勢力結盟,運動的主導權就客觀現實必然掌握在其他勢力手中,難道我們要因此放棄與其他勢力合作?對此,我們的意見是,在這種勞動階級自身的階級意識尚缺乏、政治力量尚渺小的現實裡,與其和別的政治力量合作,不如花時間讓更多勞動者從現實的種種社會現象出發,了解自身的階級處境、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不如投入更多時間在勞動階級自我團結的組織工作,讓他們形成明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集體,並逐步壯大,在社會各領域形成一個又一個蠶食當前體制根基的陣地。這個過程,可能也會觸及其他政治勢力共同關心的議題,雖然勞動者的力量不能放棄介入,但是無論如何都應與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資產階級屬性的主流政治勢力保持距離,直到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在該議題上,有能力與他們爭奪領導權為止。

        到了那個時候,組織起來的勞動階級就應該勇於爭取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導權,並且歡迎任何有階段性共同目標的政治勢力追隨,不斷擴大聯盟。等到聯盟在社會上的力量對比取得優勢,領導聯盟向國家機器進攻,並努力將社會變革推進到底,就是勞動階級不該懷疑的第一要務。

國際主義是台灣社會解放成敗的關鍵

        至於批評者質疑我們過多的關心國外抗爭,在文章的最後,我們也想做個說明。我們關心外國抗爭,甚至鼓勵支援外國抗爭,並不是出於抽象的原則,而是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這個前所未有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不分國界的人們其實都鑲嵌在同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秩序之中,各國的勞動大眾、各種弱小者都共同面對著這秩序中的得利階級的結構性壓榨,既然壓迫是超越國境的,也只有跨越國界的反抗才有出路。我們一點都不認為各國進行「自掃門前雪」式的抗爭,對於全球秩序會有什麼挑戰。而在海峽兩岸近年經貿日趨緊密的局勢裡,海峽兩岸的壓迫者更已形成一個異常緊密的利益集團,既然面對的壓迫是共通的,關心、聲援對岸的反抗,強化連結兩岸勞動階級的抗爭意識,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更進一步說,台灣當前的國家機器既然是作為資本帝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工具,那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根本挑戰,勢必也會觸及列強及跨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必然會引發他們運用各種手段進行干預,如果我們不想要我們所追求的變革因而被扼殺,如果我們不想要因為這樣的橫阻而裹足不前,我們就需要其他國家的勞動階級¾¾尤其是那些正在干預我們的列強國家裡的勞動階級¾¾能在台灣爆發革命的時候,以行動支援我們,而這不能不仰賴平時跨國支援的國際主義情誼。當我們將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的的抗爭視為我們自己的事,他們在未來也會將我們的革命視為是他們自己的志業,甚至可能會用起義行動直接呼應我們的召喚。


        最重要的是,如果台灣的革命,能夠成功引發一系列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反抗在多國展開,那帶來的將不只是台灣新社會的生機,還極有可能開啟全人類解放的黎明。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2015年4月6日 星期一

庫德問題、庫德工人黨以及激進左翼的任務


近來西方突然開始支持各種庫德族團體對抗伊斯蘭國,那麼為何最大的庫德族團體『庫德工人黨』(PKK)還是被列為非法組織?這篇文章討論庫德斯坦目前的發展,並簡短介紹了庫德解放運動的歷史以及庫德工人黨在德國的非法狀態。文章指出德國激進左翼應該將目標聚焦在取消德國政府對庫德工人黨的禁令。

FlorianWilde

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從貨物輸出到資本輸出─中國帝國化的道路


李達毅

半個世紀以前的1964年,越戰因東京灣事件而全面升級,中國準備介入。同時中國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獨力製造出了第一顆原子彈。半個世紀過去,曾經血戰美帝國主義的『人民解放軍』正在南蘇丹保衛中國的海外油田,中國資本家成了『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代表』。當年的『紅色中國』如今不再輸出革命,而是輸出資本。

依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078.4億美金,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達1160億美金,略小於外人直接投資1196億美金。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一月中對記者的回答,如果考量第三地融資再投資,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1999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走出去戰略』,歷經十五年,中國資本主義終於爬過了這條用本國工農的血和屍體所鋪成的『天堂路』,將資本的屠刀送往世界各地。資本輸出重要性的快速增長,體現出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位置的移動。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仍低於流入FDI存量,但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增速高達22%,2014年同比增長15.5%,中國資本輸出的成長趨勢已經無可質疑。

軍事上,中國重新開始挑起過去曾經被擱置的領土爭議,包括南麂列島基地、在南海爭議海域造島、修築軍機跑道以及鑽油等等。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海洋強國』之後,在2013及2014年都各有兩位數的大型軍艦下水。中國政權很清楚,一個沒有強硬的軍力與投射能力的國家無法保衛自己的海外利益,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帝國。另一方面,軍工產業也成為中國政權獲得國際影響力的籌碼,例如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南蘇丹的武器出口。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14年年報(統計前一年度)指出中國武器出口額排名全球第四,居於美、俄、德之後。

毫無疑問,中國的胡蘿蔔和棒子目前還不如美國大,但是在東亞也夠大了。中國極力推動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大有和美國分庭抗禮之勢,中國不再只是跟隨列強的遊戲規則,而是要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

然而『走出去』的中國資本和威武的軍備並不會雨露均霑地造福資本家腳底下的工資奴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官方統計,勞動爭議是2014年群體性事件的最大來源,『有紀錄的』勞動仲裁案件達52萬起,影響勞動者72萬人。根據非官方媒體『非新聞』紀錄,去年中國群體性事件達21278起,平均每日58起,粗估參與人數兩千萬人。

其中,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四月間台資寶成/裕元在東莞工廠所爆發的六萬人大罷工。資方長期違法將工人的社會保險高薪低報,又以各種卑鄙手段打壓工人,終於釀成了這次波瀾壯闊的工潮。中國政府期間的暴行清楚顯現了其與台灣資本家聯手壓迫中國勞動者的本質,毆打、拘捕、封鎖通訊等等毫不手軟。

此外由於沿海地區逐漸上升的勞動成本與中國政府『一帶一路』的口號,產業出現了往內陸與東南亞遷移的趨勢。因此,除了一般關於工資、工時的鬥爭以外,台灣勞動者毫不陌生的的關廠、遷廠鬥爭在沿海地區也漸漸多了起來。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國雖然在經濟上回穩,卻隱隱顯露出日益衰弱的性質。2014年初,烏克蘭右翼親歐盟勢力發動政變,造成俄羅斯與北約關係進入冷戰結束以來最低點。幾乎無力干預的歐巴馬政權,更在同一時期宣佈大規模裁軍,引起軍方大規模反彈。在美國默許下,日本在年中解禁集體自衛權,連續三年軍事預算增加,2015年更是創下歷史新高,大步邁向安倍政權的『正常化國家』。美國當然不致因此喪失東亞霸主的地位,但其同盟(讀作附庸)國自主性的提昇也顯示了美國不能也不願繼續獨力承擔東亞的大國角力。

2014年影響台灣最劇的318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近二十年來,匯集在中國『統一戰線』大旗下的除了極端中國民族主義者,就是受官僚資本主義吸引的台灣資本家。而另一個對台灣有重要影響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則是大力支持國民黨政權的親中路線,好從穩定的中台美產業鍊中繼續得利。無處可去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匯流,終於爆發了解嚴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

同樣地,香港的普選鬥爭也離不開這個基調。中國官方御用學者王振民對香港政治制度公開表態『要考慮工商界的利益』,香港特首梁振英對紐約時報表示政策不能傾向窮人的那一邊,以吸食中國勞動者血肉維生的香港資產階級更是紛紛跳出來反對群眾爭取普選。香港普選運動對無產階級的意義,由香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做了最好的解答。

新的帝國主義時代


冷戰時期,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自保,曾經短暫地停止彼此間的鬥爭,依偎在超級大國美國的霸權之下和蘇、中抗衡。過去二十年中俄對外國資本的投降,造成了所謂的『全球化時代』,然而中國走向資本淨輸出,代表著這樣的時代已經進入尾聲了。崛起的中國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存在經濟體制上的衝突,卻有市場與勢力範圍的的矛盾。失去了蘇聯、中國等畸形工人國家的外部威脅,資本尋求利潤的內在邏輯將會不可避免的挑戰其他帝國的勢力範圍,甚至帝國本身。興起的帝國要開疆闢土,墜落的帝國要負隅頑抗。

1914年是帝國主義大戰的開始,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夜。我們期待在新的帝國主義時代陰影之後,是新的革命年代的黎明。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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